贾根良：新结构经济学为什么不适合于当代中国？
文章导读
新结构经济学反对从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入手实施国家追赶战略，反对研发核心技术，反对中国发展芯片产业，主张“我们可以等发达国家研究成熟后再引进技术”。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些理论在中国流行了三十多年，但在“中兴事件”和这次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中已经轰然倒塌。有媒体曾宣传说，林毅夫世行归来为中国经济指明道路，但在实际上，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基本上与十八大以来党的大政方针是背道而驰的。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引下，国内经济学已经到了重视和研究演化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学者独创的“新李斯特-马克思发展经济学”的时候了。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出版后，媒体进行了大力推介。例如，在京东商城上就有如下推荐语：林毅夫世行归来为中国经济指明道路：新结构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本书“推翻”了发展经济学1 .0版本的结构主义和2 .0版本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发展经济学3.0版。《新结构经济学》开启中国经济学家理论创新的新纪元。这些推介语都是不实之词，是误导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无“结构”
新结构经济学号称是在对旧结构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然号称“结构经济学”，那么，无论“新”、“旧”结构经济学，其理论框架中就必须有“结构”分析，但新结构经济学却没有“结构”的思维。
在旧结构主义经济学看来，欠发达经济存在着市场缺失(注意这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林毅夫所谈的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缺失是指市场根本就不存在。在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何言失灵问题?)、制度刚性和结构刚性的缺陷，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改造问题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例如，普雷维什和辛格从结构差异关注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与出口制造业的发达国家之间旧国际分工问题，但在价值链分工的今天，这种结构性问题就转变成了新国际分工中价值链高端与低端、核心技术的控制与依附的问题了。
但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看不到上述结构问题的一点影子。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每个时点上的生产力和产业结构是由该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逻辑是，任何经济体在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是该经济体在此时点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要素的相对价格，并由此决定在那个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这种分析框架中，我们也看不到旧结构主义经济学讨论的制度刚性和结构刚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