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芝｜从伊莎白·柯鲁克身上，我看到了对美、善、爱的革命追求，我看到了不移、不淫、不屈。
伊莎白.柯鲁克：“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
伊莎白对姑娘说，有更多年青人参与社会活动，才能阻止由追逐利润推动的全球化对我们的地球、对我们的社会所造成的破坏。
伊莎白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衡量任何“发展”，必须考虑社区；要看所谓的“发展”究竟是促进了社区还是破坏了社区。和平的希望在哪？就在于建立健康的社区。
伊莎白喜爱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一段话：“房子是用此地的石头砌成的，画是用此地的颜色画的，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
两次拜访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都有一位小姑娘同行。一次是赵玲，一次是游丽金。让她们与前辈见见面、听听前辈的故事，也许会让年青有志的姑娘走在漫长人生路上有更多的乐观和勇气。
伊莎白对姑娘说，有更多年青人参与社会活动，才能阻止由追逐利润推动的全球化对我们的地球、对我们的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伊莎白握着姑娘的手，看着那诚恳纯朴的脸，显得十分高兴。她是看到四十载执教生涯中无数年青学生的脸庞？还是，她看到了大半个世纪前的自己——1939年，一个22岁姑娘带着梦想，无畏地在中国农村闯荡的影子？
晚年伊莎白孜孜不倦写作
当个“人类学家”
伊莎白给我们沏了茶，坐下来，开始讲她的故事。父母是加拿大传教士，伊莎白‧布朗Isabel Brown生在四川，在中国度过童年少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修读完儿童心理学硕士课程后，22岁的她，向往着要当上人类学家。人类学，不就是要去参与、观察、感受吗？天真的伊莎白，先不报读博士课程，而是要亲身体验一下，做做“田野调查”。跑回中国，父母仍在四川，父亲是华西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他的美国传教士朋友带着伊莎白到彝族农村去。
“我当时很傻，以为不懂游泳，被扔进海里，就会学懂；不懂当地语言，被扔进不说英语的环境里，也就会学懂用土话来沟通。”但是，完全不懂彝族土话的她，虽然能与当地妇女简单交往，毕竟无法进行人类学的访谈。3个月后回家，她垂头丧气，躲在房里哭，想着，做不成人类学家了。刚强的母亲叹道：“我怎么觉得像母鸡生了小鸭呢！不到大海学游泳，可以先在浴缸里泡一泡呀！”
父亲一个藏族朋友说，来我的村里住吧。于是，伊莎白背着背包，再次上路。从都江堰出发，攀了两个山头，走了5天的路，到了山上阿坝藏族的一个小村落。她到了才发现，那人是入赘了这村一个豪富人家，从杨姓改为罗姓，严格来说，不是他的村，是他妻子的村。那人把伊莎白留在妹妹家，便走了。
伊莎白住进这个“家”，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处“鬼屋”。那是1939年9月。1934年，红军曾经到过，国民党告诉罗氏，说红军将至。罗氏便跑到红军徐向前那里，假装同情革命，欢迎红军到他村里驻扎，想让妻家亲朋动手铲除红军。村民哪里敌得过红军，杀红军不成，反被杀，村里一片萧瑟。就在这个鬼地方，伊莎白与罗氏妹妹同住，平常少见邻里，只有当那女人酿了美酒，招呼乡亲们来家喝酒跳舞时，才欢快一时。红军走后留下的反军阀标语，直到1976年伊莎白回村里探望时，仍在原处。
就在这个局势动荡、权力交错的环境下，伊莎白接触到中国另一种现实——底层社会。尽管她还未修读人类学课程，但志向已为人知晓，这位“没有文凭的人类学家”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受聘于中华基督教联合会，卷入当时教会与晏阳初合力推动的合作化运动。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国民党政府迁至四川重庆，当时，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运动人士来了大后方，晏阳初在重庆歇马乡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中华基督教联合会也把总部从上海搬到重庆，当时，新教教会自认不及天主教教会那么成功，觉得要改变策略，从以往着重3大工作——医疗、教育、宣教，改为面向普罗大众最关心的议题——贫穷问题。为了建立典范以便在全国推广，教会选择了重庆璧山县兴隆乡作为试点，先做好社会调查、掌握情况，再协助民众组建合作社。村内一所教堂充当项目总部，歇马乡派来两人，伊莎白与其中一位俞锡玑一起，负责到1500户逐户做家访，了解农户拥有多少土地、种什么农作物、收支如何、困难在哪，这些资料用来评估分析哪些人会有动力参与、合作社可以怎样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伊莎白和同事到村里，不可能一坐下来便问数据，所以，要先到村里探访、和人闲聊、在幼儿园教孩子们，慢慢熟悉环境，建立联系。她的人类学“专业”可派上用场了。
这个时期的经验，让伊莎白对合作社组织有深入的了解。经由她们推动，当地第一个不靠外来资金扶持、全由社员入股的合作社，诞生了。这个合作社秉持民主开放包容原则，地主、佃农、贫农都可以参加，一人一票。歇马乡的专家为合作社做各项培训，教社员如何管帐、营运，还让小学六年级学生到处宣传合作社的好处。接着，村民入股了，合作社成立了，一切似乎顺利、美好。选举的结果却如晴天霹雳。一人一票选出的主席，竟是垄断盐业、哄抬盐价、贩卖鸦片的冯姓恶霸土豪。歇马乡急派人来，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合作社，股金退还社员。
伊莎白边谈边笑。原来，在“民主开放”原则下，冯霸为了操控合作社，串谋地主出钱让佃农入股，令其投票给冯霸。这次伟大的合作社实验，戛然止住，但也给伊莎白留下宝贵经验。执教四十年后，伊莎白回到她的人类学，整理当年的珍贵家访材料、日志，2006年她觅得一家出版社，愿意将原素材翻译后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英文原稿则放在网上供公众查阅。
社区发展是促进
还是破坏
除了整理资料，伊莎白还将这段经验，写成40万字的专著；出版社说太长了，只能出10万字。大幅删减后，集中探讨的主题，是乡村社区的蜕变。故事尽管发生在60多年前，但在剧变时代一个乡村社区既要面向内部的贫富分化、资源使用、日常生活文化、伦理关系等问题，也要回应外来的冲击，一如今日。当时，遭到冲击的两个例子，一是194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改革地方行政的新县制，一是教会推动的合作社运动。伊莎白在书中探讨的，是在强调国家富强和经济发展、忽略社会和人文发展的历史大潮下，一个社区的历史。有教授说不知这本书是社会学研究还是人类学研究，但伊莎白关心的不是学科的分类，而是在今天急剧的全球化进程中，在这种城、乡社区均遭毁灭性冲击的时候，这段60年前的小小的历史经验，能否为保护和重建社区的努力提供参考。伊莎白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衡量任何“发展”，必须考虑社区；要看所谓的“发展”究竟是促进了社区还是破坏了社区。1981年，伊莎白与当年的调研同事回到兴隆乡看望乡亲，当时开放改革还未波及当地，毛泽东时代的制度与关系仍存，也并非绝对负面。2005年10月，伊莎白带着儿孙，一行八人回去看望她助学的儿童，看到的却是贫穷和沮丧。村民告诉她，这里将建坝，农田将淹没。村民并不激愤，只是无可奈何。后来，伊莎白从纽约时报得悉当地人广泛动员抗议贪污和搬迁，尔后中央勒令暂停工程，惩处了一批贪官。
伊莎白在一个劳工子弟学校宣传合作社（2003年）
早在1930年代，农村凋蔽，民不聊生，合作社运动试图通过农民的合作，较好地面对外来的冲击。日本占领中国时期，内陆对日常必需品和简单工业品的渴求，促进了工业合作协会的开展。1938年，宋庆龄等人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地区的内陆合作社提供国际支援。1949年后，工合国际解散。而1983年之后，中央批准各地成立合作社，但良莠不齐，真假难辨。1987年，一批退休人士要建立合乎国际标准的合作社，申请恢复工合国际，获批准。又一次，伊莎白成了其中的志愿者，后来被推举当了两届、为期十年的理事会成员。
伊莎白更愿意多谈对合作社的经验总结，我们也留心聆听。她认为，国际上最著名的合作社，是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它不仅是生产组织，更是一所学校，培训社员的文化与伦理，为的是建立更好的社区。所有合作社都应该如此。中国今天不少合作社，要不是企业家、经理层用来掩人耳目以减低政治风险的幌子，便是为求取得资金的手段，几乎没有基层劳动者的积极参与。要搞合作社，不能靠由上而下的政府或企业的推动，而要靠由下而上的动员。以资金拨款作为诱因而成立的合作社，几乎都不能成功；要推动合作社运动，要从教育、培训入手，并切合当地实际情况。此外，一方面要得到当地乡镇政府的支持，也要参考国际经验。国际合作社运动宪章新加入了第七项条文，就是合作社必须促进社区发展。伊莎白强调，关键的理念是，健康的社会，基础不是相互竞争的个人，而是合作的社区。真正的合作社，要抗衡商业化的大潮流，要对抗汰弱留强的市场竞争逻辑。
伊莎白再次强调：和平的希望在哪？就在于建立健康的社区。
“我是共产主义者”——伊莎白平静地说。
回去中国
经历了1940年合作社运动的伊莎白，接触了错综复杂政局下的社会底层，对社会变革有了新的体会。传教士父母与晏阳初、梁漱溟等的主张接近，反对激烈的阶级斗争，主张感化地主让他们自愿交出土地。“我父母可喜欢甘地呢！”有一次，在南京大学教书的妹妹病了，请她代课，在办公室遇上了戴维‧柯鲁克。戴维已经是一位左派“老将”了，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过1936年的国际纵队英国旅，在西班牙内战中反对法西斯主义。兴隆乡合作社解散后，伊莎白跑到英国与戴维结婚，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戴维参军，伊莎白认定共产党人应该到工人中去，于是就在一间制造子弹零件的工厂做工，后来加入加拿大军队服役。
二战结束后，再回到中国是颇为偶然的。伊莎白要完成她读人类学的心愿，报读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课程，取得了奖学金。戴维在排队办军人复员手续时，听到前面排队的人说，可以有机票让复员军人和家属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会去缅甸。戴维灵机一触，这样，他们夫妻俩可回去中国啊！
1947年11月1日，伊莎白和戴维，用英国政府的复员军人机票付交通费，用伊莎白的奖学金付生活费，回到中国，伊莎白还穿着加拿大军大衣，跟着联合国发放给共产党根据地的物资船，到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共产党根据地，并且以兄弟党英国共产党党员身份，观察和参与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当时，中国共产党派了两名当地党员与他们组成四人党小组，过起了组织生活呢。两人收集了村庄1937-1947年的历史情况、土地制度变革材料，也观察工作队和村民集会的情况。两人合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在1959和1979年出版了英文版，中文版也即将出版。
194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即将掌政，国家领导人派人邀请伊莎白夫妻教授英语，协助培训新中国的外交人员。在新解放区建立的语言学校，后来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伊莎白夫妻俩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直到退休。几十年来，教导了以千计的学生，上百人在世界各地的中国领事馆工作。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伊莎白90岁寿辰，隆重举行庆祝活动，感激她的奉献。
“我的角色是两种文化的中介——在中国教学生学习英语和西方社会与文化，在外国宣传中国人民如何努力创建更美好的社会。我在中国的经验是正面的，我被当成同志，我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基层党员的考核，有一张证书呢。不过，我的身份是英国兄弟党党员。像所有人一样，我也经历了顺境逆境、起起落落。”
“那么，文革呢？”我战战兢兢地问，怕触动了伤口。一阵朗笑，我放心了。“文革时，所有与外国人有联系的，都被打为特务。外国语大学当然遍地特务了。有一位老先生，被同时扣上四个国家特务的帽子，包括了苏联、美国、英国、日本。”真的，要同时为英美和苏修做特务，是不简单啊。伊莎白笑着说这个故事，仿佛她自己的际遇相比之下算不了什么。她简单地说——戴维被单独监禁在最高设防的秦城监狱，5年；她被关在大学一个小楼房里，3年。当局怕她自杀，影响国际关系，所以派人看守。每次两人，看守两周，再换人。伊莎白谈这段经历时，不带嘲讽，不含苦涩。
“看守的人是学生或老师，有人认为我是特务，有人不认为。不认为我是特务的，会来打开房间的小窗，让我看到外面的蓝天白云，听到鸟语蝉鸣，也会给我好的饭菜。认为我是特务的，会把窗关严，两周伙食都是煮白菜。但她们都是普通人，都要过日子。她们会闲聊，也要处理生活上的问题。我就像一只墙上的苍蝇，做我的人类学观察。”例如，一名女生的男朋友的朋友是上海人，在北京找不到女朋友，因为人们认为上海人太滑。她们便谋划怎样把男孩介绍给另一女孩，但隐瞒他的上海人身分。一次，一名看守的朋友的母亲去世了，朋友来到这个小牢房，寻找慰藉。有些看守是老师，成为伊莎白的好友，还帮她写信。更有一次，楼上着火了，住在一层的她，对看守说，我们去帮忙扑火吧。于是，在楼梯上，看守在后，军人在前，把一桶桶的水递过去。火熄了，军人才诧异发现，他一直是从特务手中接水桶。伊莎白心里却感激看守，不怕犯忌，让她参加扑火。
“我有许多美好的回忆，经历了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有些人爱回忆的是生活中美好的事，其余的都过去了。有些人回忆的是伤心事，成了不能承受的包袱。能回忆美好事物的人，会有更多快乐、健康。我就是这样。”
“你不觉得苦吗？”我问。“我只能说我没有遗憾。很难说，如果我的孩子受到伤害，我会怎么样。但是，幸运地，我的孩子们不无艰苦的文革经历，让他们变得更成熟，少了优裕中的骄纵。我们家是极为幸运的。”
伊莎白有3个儿子，在中国出生，母语是中文，常笑父母中文不标准。他们总是引来奇异的目光——明明看上去是外国人，怎么中文这么地道？
2014年1月农历新年全家照
1972年，伊莎白被释放，翌年，戴维也回家了。1973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大会堂向被冤枉为特务的英国共产党员赔礼道歉。伊莎白说她很感动，因为周恩来本人也受了不少冤屈，但道歉的人竟是他。
至今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出路的伊莎白，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怨恨失望。“我觉得我的生命丰富多采。我在中国的经验，显示了中国人民如何接纳一个愿意参与革命的外国人。这是很了不起的。在外面，关于中国的负面报导很多，有一些也是事实，但却未触及事情的核心。我想，我丈夫和我的经验，有起有落，当然有逆境了，但是，我们得到的同志关怀，尤其是在非常艰苦时期的同志关怀，也应该让人知道，以便抗衡对中国的宣传，例如关于人权，我的意思是，人权不仅是由上而下的问题，也是由下而上的问题。我在基层的草根生活经验，是很正面的。有许多伟大的普通人，事情进展可能缓慢，但我的故事显示，在基层有另一真实存在。”
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
伊莎白喜爱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一段话：“房子是用此地的石头砌成的，画是用此地的颜色画的，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伊莎白说，“这首现实主义诗，是关于革命的。革命不由天使来进行，革命是由追求公义社会的普通人来进行的。他们当然会犯错误。这是学习过程不可缺的部份。”
与伊莎白聊天，如沐春风。她的宽容、仁厚、坚定、平实，是她的革命实践的最佳诠释。我庆幸有缘认识伊莎白。人生，就是有着这么多偶然的相遇。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在中国开展，有人提名了寒春，因为听过她的国际主义事迹。寒春获悉后，拒绝被提名，她说她是不排除暴力革命的。是否一定要寒春参加这个活动，并不重要，但活动侧重交流，于是，2004年初秋，我到北京拜访寒春，交流对和平的看法，解释活动的旨趣。我们一见如故，寒春欣然接受被提名，还说，她想提名伊莎白‧柯鲁克，她也是国际主义者，也是努力寻求人类美好和平生活；寒春立即打电话给伊莎白，介绍我给她认识。伊莎白的说法，与寒春非常相似：“如果没有公义，便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如果被压迫人民要推翻压迫他们的政权，我会支持。这种政权不被推翻，便不可能有和平。但我也认为，在世上许多地方，问题是人民如何组织起来解决社会上的问题。”我两次参加她们多年来不间断的每周聚会——逢周四在北京友谊饭店，在京的一些外国人共进简餐，然后借用饭店地方，讨论国内国外大事。一次，她们商讨如何举办活动，募捐赈济斯里兰卡海啸灾民；一次，讨论联合国应如何改革，并约制美国的霸权，要美国军队撤出伊拉克。
“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布莱希特也是我喜爱的剧作家。看着温文、坦然、忠诚于革命的伊莎白，我想，让她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也许并非如她谦说是丈夫戴维的影响；与戴维相遇，促使她加入英国共产党，也认识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风风雨雨。但伊莎白父母亲刚强的性格、乃役于人的实践，无疑培育了她的执着与人文关怀；20多岁到30来岁与中国边远农村底层人的共处，不论是夭折的盐业合作社，还是充满矛盾的土地改革，也许，都让她看到在残酷的、诡诈的阶级对立下，对社会变革有强烈需求和诉求的“普通人”，尽管有脆弱、怯懦、恐惧、自私、执迷的一面，却也有刚正不阿、择善固执、无私奉献的一面。在惊天地、泣鬼神、动干戈的年代，又或是房子歪斜要推倒重建的年代，大历史褒/贬的，是伟大/狰狞的建筑师。然而，石头的雕琢、人的磨练，是长期的、不起眼的、可也是不可缺少的。有怎样的石头、怎样的人，就会有怎样的房子、怎样的革命。
伊莎白让我想起与她同龄的我的母亲。母亲对我的谆谆教诲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几个“不能”，对抗着名利带来的诱惑、卑贱带来的屈辱、强权带来的恐惧。从伊莎白身上，从寒春身上，从我的母亲身上，从千千万万的和平妇女身上，我看到了对美、善、爱的革命追求，我看到了不移、不淫、不屈。
2007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