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芝|从伊莎白·柯鲁克身上,我看到了对美、善、爱的革命追求,我看到了不移、不淫、不屈。

2023-08-22
作者: 刘健芝 来源: 海螺Caracoles

  编者按
  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家、人类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柯鲁克女士,于2023年8月20日0时5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
  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女,加拿大籍,1915年12月15日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抗战初期在四川投入乡村建设运动,后前往英国,与丈夫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 英国人,1910-2000)结婚,並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1943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47年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观察记录土地改革过程,1948年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来到南海山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躬耕六十余载。作为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她撰写了《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兴隆场》等著作,忠实观察与记录了中国革命与建设。2016年和2018年,中国政府先后授予她“十大功勋外教”和“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荣誉称号。2019年9月,获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今天推送刘健芝老师《伊莎白·柯鲁克: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一文,向老战士致敬。
  本文原刊于《多彩的和平—108名妇女的故事》(Colours of Peace,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
  作者按
  2003年,总部在瑞士伯恩的“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在全球展开,本文作者刘健芝是活动的国际理事会东亚区负责人。联会在2006年改名为“全球和平妇女联会”(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继续推进活动。和平妇女活动,成功引起全球社会极大关注,取得了不少奖项,包括著名的西班牙“格尔尼卡”(Guernica)和平奖。毕加索名画“格尔尼卡”悲愤地描绘1937年4月纳粹军屠杀格尔尼卡小镇的情景,今天的“格尔尼卡”成为不忘战争灾难、力求和解和平的象征。
  在过去十五年,“全球和平妇女联会”推进各种活动,把2200页的《全球千名和平妇女》一书译为多种语言,并在全球做了超过千次“千名和平妇女”图片展,包括2006年2月纽约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大会开幕礼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夫人及多国政要出席的展览。为了促进和平妇女间的交流分享、进行学术研究和推广工作,联会选取了两大主题:1.战争冲突的缓解;2.生态与生计的关联。和平的定义,涵盖生活所有面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公义。
  在中国,联会致力于推进和平妇女之间建立深厚持久的联系,让更多人看到她们的成就,推广其价值、知识、技能,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她们的故事。2007年,出版了汇集中华地区108名和平妇女的故事集《多彩的和平》。2015年,联会创建“维基和平妇女”网站,搜索、记录更多世界各地妇女的故事,跨越不同背景和语言,扩大和平妇女网络的连结。维基和平妇女团队设于香港。
本文作者刘健芝与伊莎白在北京大学《兴隆场》新书发布会(2018年12月)
 

  伊莎白.柯鲁克:“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

  伊莎白对姑娘说,有更多年青人参与社会活动,才能阻止由追逐利润推动的全球化对我们的地球、对我们的社会所造成的破坏。

  伊莎白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衡量任何“发展”,必须考虑社区;要看所谓的“发展”究竟是促进了社区还是破坏了社区。和平的希望在哪?就在于建立健康的社区。

  伊莎白喜爱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一段话:“房子是用此地的石头砌成的,画是用此地的颜色画的,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

  两次拜访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都有一位小姑娘同行。一次是赵玲,一次是游丽金。让她们与前辈见见面、听听前辈的故事,也许会让年青有志的姑娘走在漫长人生路上有更多的乐观和勇气。

  伊莎白对姑娘说,有更多年青人参与社会活动,才能阻止由追逐利润推动的全球化对我们的地球、对我们的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伊莎白握着姑娘的手,看着那诚恳纯朴的脸,显得十分高兴。她是看到四十载执教生涯中无数年青学生的脸庞?还是,她看到了大半个世纪前的自己——1939年,一个22岁姑娘带着梦想,无畏地在中国农村闯荡的影子?

  晚年伊莎白孜孜不倦写作

  当个“人类学家”

  伊莎白给我们沏了茶,坐下来,开始讲她的故事。父母是加拿大传教士,伊莎白‧布朗Isabel Brown生在四川,在中国度过童年少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修读完儿童心理学硕士课程后,22岁的她,向往着要当上人类学家。人类学,不就是要去参与、观察、感受吗?天真的伊莎白,先不报读博士课程,而是要亲身体验一下,做做“田野调查”。跑回中国,父母仍在四川,父亲是华西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他的美国传教士朋友带着伊莎白到彝族农村去。

  “我当时很傻,以为不懂游泳,被扔进海里,就会学懂;不懂当地语言,被扔进不说英语的环境里,也就会学懂用土话来沟通。”但是,完全不懂彝族土话的她,虽然能与当地妇女简单交往,毕竟无法进行人类学的访谈。3个月后回家,她垂头丧气,躲在房里哭,想着,做不成人类学家了。刚强的母亲叹道:“我怎么觉得像母鸡生了小鸭呢!不到大海学游泳,可以先在浴缸里泡一泡呀!”

  父亲一个藏族朋友说,来我的村里住吧。于是,伊莎白背着背包,再次上路。从都江堰出发,攀了两个山头,走了5天的路,到了山上阿坝藏族的一个小村落。她到了才发现,那人是入赘了这村一个豪富人家,从杨姓改为罗姓,严格来说,不是他的村,是他妻子的村。那人把伊莎白留在妹妹家,便走了。

  伊莎白住进这个“家”,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处“鬼屋”。那是1939年9月。1934年,红军曾经到过,国民党告诉罗氏,说红军将至。罗氏便跑到红军徐向前那里,假装同情革命,欢迎红军到他村里驻扎,想让妻家亲朋动手铲除红军。村民哪里敌得过红军,杀红军不成,反被杀,村里一片萧瑟。就在这个鬼地方,伊莎白与罗氏妹妹同住,平常少见邻里,只有当那女人酿了美酒,招呼乡亲们来家喝酒跳舞时,才欢快一时。红军走后留下的反军阀标语,直到1976年伊莎白回村里探望时,仍在原处。

  就在这个局势动荡、权力交错的环境下,伊莎白接触到中国另一种现实——底层社会。尽管她还未修读人类学课程,但志向已为人知晓,这位“没有文凭的人类学家”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受聘于中华基督教联合会,卷入当时教会与晏阳初合力推动的合作化运动。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国民党政府迁至四川重庆,当时,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运动人士来了大后方,晏阳初在重庆歇马乡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中华基督教联合会也把总部从上海搬到重庆,当时,新教教会自认不及天主教教会那么成功,觉得要改变策略,从以往着重3大工作——医疗、教育、宣教,改为面向普罗大众最关心的议题——贫穷问题。为了建立典范以便在全国推广,教会选择了重庆璧山县兴隆乡作为试点,先做好社会调查、掌握情况,再协助民众组建合作社。村内一所教堂充当项目总部,歇马乡派来两人,伊莎白与其中一位俞锡玑一起,负责到1500户逐户做家访,了解农户拥有多少土地、种什么农作物、收支如何、困难在哪,这些资料用来评估分析哪些人会有动力参与、合作社可以怎样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伊莎白和同事到村里,不可能一坐下来便问数据,所以,要先到村里探访、和人闲聊、在幼儿园教孩子们,慢慢熟悉环境,建立联系。她的人类学“专业”可派上用场了。

  这个时期的经验,让伊莎白对合作社组织有深入的了解。经由她们推动,当地第一个不靠外来资金扶持、全由社员入股的合作社,诞生了。这个合作社秉持民主开放包容原则,地主、佃农、贫农都可以参加,一人一票。歇马乡的专家为合作社做各项培训,教社员如何管帐、营运,还让小学六年级学生到处宣传合作社的好处。接着,村民入股了,合作社成立了,一切似乎顺利、美好。选举的结果却如晴天霹雳。一人一票选出的主席,竟是垄断盐业、哄抬盐价、贩卖鸦片的冯姓恶霸土豪。歇马乡急派人来,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合作社,股金退还社员。

  伊莎白边谈边笑。原来,在“民主开放”原则下,冯霸为了操控合作社,串谋地主出钱让佃农入股,令其投票给冯霸。这次伟大的合作社实验,戛然止住,但也给伊莎白留下宝贵经验。执教四十年后,伊莎白回到她的人类学,整理当年的珍贵家访材料、日志,2006年她觅得一家出版社,愿意将原素材翻译后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英文原稿则放在网上供公众查阅。

  社区发展是促进

  还是破坏

  除了整理资料,伊莎白还将这段经验,写成40万字的专著;出版社说太长了,只能出10万字。大幅删减后,集中探讨的主题,是乡村社区的蜕变。故事尽管发生在60多年前,但在剧变时代一个乡村社区既要面向内部的贫富分化、资源使用、日常生活文化、伦理关系等问题,也要回应外来的冲击,一如今日。当时,遭到冲击的两个例子,一是194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改革地方行政的新县制,一是教会推动的合作社运动。伊莎白在书中探讨的,是在强调国家富强和经济发展、忽略社会和人文发展的历史大潮下,一个社区的历史。有教授说不知这本书是社会学研究还是人类学研究,但伊莎白关心的不是学科的分类,而是在今天急剧的全球化进程中,在这种城、乡社区均遭毁灭性冲击的时候,这段60年前的小小的历史经验,能否为保护和重建社区的努力提供参考。伊莎白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衡量任何“发展”,必须考虑社区;要看所谓的“发展”究竟是促进了社区还是破坏了社区。1981年,伊莎白与当年的调研同事回到兴隆乡看望乡亲,当时开放改革还未波及当地,毛泽东时代的制度与关系仍存,也并非绝对负面。2005年10月,伊莎白带着儿孙,一行八人回去看望她助学的儿童,看到的却是贫穷和沮丧。村民告诉她,这里将建坝,农田将淹没。村民并不激愤,只是无可奈何。后来,伊莎白从纽约时报得悉当地人广泛动员抗议贪污和搬迁,尔后中央勒令暂停工程,惩处了一批贪官。

  伊莎白在一个劳工子弟学校宣传合作社(2003年)

  早在1930年代,农村凋蔽,民不聊生,合作社运动试图通过农民的合作,较好地面对外来的冲击。日本占领中国时期,内陆对日常必需品和简单工业品的渴求,促进了工业合作协会的开展。1938年,宋庆龄等人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地区的内陆合作社提供国际支援。1949年后,工合国际解散。而1983年之后,中央批准各地成立合作社,但良莠不齐,真假难辨。1987年,一批退休人士要建立合乎国际标准的合作社,申请恢复工合国际,获批准。又一次,伊莎白成了其中的志愿者,后来被推举当了两届、为期十年的理事会成员。

  伊莎白更愿意多谈对合作社的经验总结,我们也留心聆听。她认为,国际上最著名的合作社,是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它不仅是生产组织,更是一所学校,培训社员的文化与伦理,为的是建立更好的社区。所有合作社都应该如此。中国今天不少合作社,要不是企业家、经理层用来掩人耳目以减低政治风险的幌子,便是为求取得资金的手段,几乎没有基层劳动者的积极参与。要搞合作社,不能靠由上而下的政府或企业的推动,而要靠由下而上的动员。以资金拨款作为诱因而成立的合作社,几乎都不能成功;要推动合作社运动,要从教育、培训入手,并切合当地实际情况。此外,一方面要得到当地乡镇政府的支持,也要参考国际经验。国际合作社运动宪章新加入了第七项条文,就是合作社必须促进社区发展。伊莎白强调,关键的理念是,健康的社会,基础不是相互竞争的个人,而是合作的社区。真正的合作社,要抗衡商业化的大潮流,要对抗汰弱留强的市场竞争逻辑。

  伊莎白再次强调:和平的希望在哪?就在于建立健康的社区。

  “我是共产主义者”——伊莎白平静地说。

  回去中国

  经历了1940年合作社运动的伊莎白,接触了错综复杂政局下的社会底层,对社会变革有了新的体会。传教士父母与晏阳初、梁漱溟等的主张接近,反对激烈的阶级斗争,主张感化地主让他们自愿交出土地。“我父母可喜欢甘地呢!”有一次,在南京大学教书的妹妹病了,请她代课,在办公室遇上了戴维‧柯鲁克。戴维已经是一位左派“老将”了,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过1936年的国际纵队英国旅,在西班牙内战中反对法西斯主义。兴隆乡合作社解散后,伊莎白跑到英国与戴维结婚,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戴维参军,伊莎白认定共产党人应该到工人中去,于是就在一间制造子弹零件的工厂做工,后来加入加拿大军队服役。

  二战结束后,再回到中国是颇为偶然的。伊莎白要完成她读人类学的心愿,报读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课程,取得了奖学金。戴维在排队办军人复员手续时,听到前面排队的人说,可以有机票让复员军人和家属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会去缅甸。戴维灵机一触,这样,他们夫妻俩可回去中国啊!

  1947年11月1日,伊莎白和戴维,用英国政府的复员军人机票付交通费,用伊莎白的奖学金付生活费,回到中国,伊莎白还穿着加拿大军大衣,跟着联合国发放给共产党根据地的物资船,到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共产党根据地,并且以兄弟党英国共产党党员身份,观察和参与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当时,中国共产党派了两名当地党员与他们组成四人党小组,过起了组织生活呢。两人收集了村庄1937-1947年的历史情况、土地制度变革材料,也观察工作队和村民集会的情况。两人合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在1959和1979年出版了英文版,中文版也即将出版。

  194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即将掌政,国家领导人派人邀请伊莎白夫妻教授英语,协助培训新中国的外交人员。在新解放区建立的语言学校,后来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伊莎白夫妻俩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直到退休。几十年来,教导了以千计的学生,上百人在世界各地的中国领事馆工作。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伊莎白90岁寿辰,隆重举行庆祝活动,感激她的奉献。

  “我的角色是两种文化的中介——在中国教学生学习英语和西方社会与文化,在外国宣传中国人民如何努力创建更美好的社会。我在中国的经验是正面的,我被当成同志,我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基层党员的考核,有一张证书呢。不过,我的身份是英国兄弟党党员。像所有人一样,我也经历了顺境逆境、起起落落。”

  “那么,文革呢?”我战战兢兢地问,怕触动了伤口。一阵朗笑,我放心了。“文革时,所有与外国人有联系的,都被打为特务。外国语大学当然遍地特务了。有一位老先生,被同时扣上四个国家特务的帽子,包括了苏联、美国、英国、日本。”真的,要同时为英美和苏修做特务,是不简单啊。伊莎白笑着说这个故事,仿佛她自己的际遇相比之下算不了什么。她简单地说——戴维被单独监禁在最高设防的秦城监狱,5年;她被关在大学一个小楼房里,3年。当局怕她自杀,影响国际关系,所以派人看守。每次两人,看守两周,再换人。伊莎白谈这段经历时,不带嘲讽,不含苦涩。

  “看守的人是学生或老师,有人认为我是特务,有人不认为。不认为我是特务的,会来打开房间的小窗,让我看到外面的蓝天白云,听到鸟语蝉鸣,也会给我好的饭菜。认为我是特务的,会把窗关严,两周伙食都是煮白菜。但她们都是普通人,都要过日子。她们会闲聊,也要处理生活上的问题。我就像一只墙上的苍蝇,做我的人类学观察。”例如,一名女生的男朋友的朋友是上海人,在北京找不到女朋友,因为人们认为上海人太滑。她们便谋划怎样把男孩介绍给另一女孩,但隐瞒他的上海人身分。一次,一名看守的朋友的母亲去世了,朋友来到这个小牢房,寻找慰藉。有些看守是老师,成为伊莎白的好友,还帮她写信。更有一次,楼上着火了,住在一层的她,对看守说,我们去帮忙扑火吧。于是,在楼梯上,看守在后,军人在前,把一桶桶的水递过去。火熄了,军人才诧异发现,他一直是从特务手中接水桶。伊莎白心里却感激看守,不怕犯忌,让她参加扑火。

  “我有许多美好的回忆,经历了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有些人爱回忆的是生活中美好的事,其余的都过去了。有些人回忆的是伤心事,成了不能承受的包袱。能回忆美好事物的人,会有更多快乐、健康。我就是这样。”

  “你不觉得苦吗?”我问。“我只能说我没有遗憾。很难说,如果我的孩子受到伤害,我会怎么样。但是,幸运地,我的孩子们不无艰苦的文革经历,让他们变得更成熟,少了优裕中的骄纵。我们家是极为幸运的。”

  伊莎白有3个儿子,在中国出生,母语是中文,常笑父母中文不标准。他们总是引来奇异的目光——明明看上去是外国人,怎么中文这么地道?

  2014年1月农历新年全家照

  1972年,伊莎白被释放,翌年,戴维也回家了。1973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大会堂向被冤枉为特务的英国共产党员赔礼道歉。伊莎白说她很感动,因为周恩来本人也受了不少冤屈,但道歉的人竟是他。

  至今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出路的伊莎白,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怨恨失望。“我觉得我的生命丰富多采。我在中国的经验,显示了中国人民如何接纳一个愿意参与革命的外国人。这是很了不起的。在外面,关于中国的负面报导很多,有一些也是事实,但却未触及事情的核心。我想,我丈夫和我的经验,有起有落,当然有逆境了,但是,我们得到的同志关怀,尤其是在非常艰苦时期的同志关怀,也应该让人知道,以便抗衡对中国的宣传,例如关于人权,我的意思是,人权不仅是由上而下的问题,也是由下而上的问题。我在基层的草根生活经验,是很正面的。有许多伟大的普通人,事情进展可能缓慢,但我的故事显示,在基层有另一真实存在。”

  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

  伊莎白喜爱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一段话:“房子是用此地的石头砌成的,画是用此地的颜色画的,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伊莎白说,“这首现实主义诗,是关于革命的。革命不由天使来进行,革命是由追求公义社会的普通人来进行的。他们当然会犯错误。这是学习过程不可缺的部份。”

  与伊莎白聊天,如沐春风。她的宽容、仁厚、坚定、平实,是她的革命实践的最佳诠释。我庆幸有缘认识伊莎白。人生,就是有着这么多偶然的相遇。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在中国开展,有人提名了寒春,因为听过她的国际主义事迹。寒春获悉后,拒绝被提名,她说她是不排除暴力革命的。是否一定要寒春参加这个活动,并不重要,但活动侧重交流,于是,2004年初秋,我到北京拜访寒春,交流对和平的看法,解释活动的旨趣。我们一见如故,寒春欣然接受被提名,还说,她想提名伊莎白‧柯鲁克,她也是国际主义者,也是努力寻求人类美好和平生活;寒春立即打电话给伊莎白,介绍我给她认识。伊莎白的说法,与寒春非常相似:“如果没有公义,便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如果被压迫人民要推翻压迫他们的政权,我会支持。这种政权不被推翻,便不可能有和平。但我也认为,在世上许多地方,问题是人民如何组织起来解决社会上的问题。”我两次参加她们多年来不间断的每周聚会——逢周四在北京友谊饭店,在京的一些外国人共进简餐,然后借用饭店地方,讨论国内国外大事。一次,她们商讨如何举办活动,募捐赈济斯里兰卡海啸灾民;一次,讨论联合国应如何改革,并约制美国的霸权,要美国军队撤出伊拉克。

  “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布莱希特也是我喜爱的剧作家。看着温文、坦然、忠诚于革命的伊莎白,我想,让她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也许并非如她谦说是丈夫戴维的影响;与戴维相遇,促使她加入英国共产党,也认识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风风雨雨。但伊莎白父母亲刚强的性格、乃役于人的实践,无疑培育了她的执着与人文关怀;20多岁到30来岁与中国边远农村底层人的共处,不论是夭折的盐业合作社,还是充满矛盾的土地改革,也许,都让她看到在残酷的、诡诈的阶级对立下,对社会变革有强烈需求和诉求的“普通人”,尽管有脆弱、怯懦、恐惧、自私、执迷的一面,却也有刚正不阿、择善固执、无私奉献的一面。在惊天地、泣鬼神、动干戈的年代,又或是房子歪斜要推倒重建的年代,大历史褒/贬的,是伟大/狰狞的建筑师。然而,石头的雕琢、人的磨练,是长期的、不起眼的、可也是不可缺少的。有怎样的石头、怎样的人,就会有怎样的房子、怎样的革命。

  伊莎白让我想起与她同龄的我的母亲。母亲对我的谆谆教诲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几个“不能”,对抗着名利带来的诱惑、卑贱带来的屈辱、强权带来的恐惧。从伊莎白身上,从寒春身上,从我的母亲身上,从千千万万的和平妇女身上,我看到了对美、善、爱的革命追求,我看到了不移、不淫、不屈。

  2007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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