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东：实名反对石正丽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本人以前从事过病毒相关研究，但目前从事的研究与病毒研究无关，与石没有打过任何交道。本人反对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理由总结如下：

　　石猜想两种危害甚大的新冠病毒来自中国的蝙蝠，提供的证据缺少科学依据；石推动人大通过禁猎禁食野生动物包括蝙蝠的决定，试图限制新冠病毒传播，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与其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如今很多证据证明，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证伪了石的猜想。这三个方面，都证明石的科学素养很低，如果当选院士，有损我国院士形象。

　　石的不科学猜想，对我国和很多国家的新冠防疫工作产生了恶劣影响，还严重损害了中国形象，表明石因低劣的科学素养，发挥的作用和影响都是负面的，如果当选院士，负面影响会扩大，很可能会严重损害我国院士形象，还会加大损害中国利益。西方支持石的“专家”形象，是出于反华目的而为。

　　黄卫东博士

　　【已实名投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15号（100190）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综合处010-59358308】

　　以下是详细分析：

　　1、石的主要研究结论，就是猜想感染人的两大冠状病毒，都是来源于野生动物蝙蝠。这一结论的证据极为薄弱，科学性很低。之所以能在Nature 和Science两大顶级期刊发表3篇文章，是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将两大危害甚大的病毒来源归于中国，摸黑了中国形象，符合西方攻击中国需要。

　　当初香港学者在Science上发表文章[1]，认为野生市场上的果子狸是SARS冠状病毒传播的直接来源，是因为分离到同源性达到99.8%的病毒，却仍然不被该领域专家认可。2005年石在国际著名学术杂志《科学》上发表文章，题目为《蝙蝠是SARS样冠状病毒自然宿主》[7]，提出蝙蝠冠状病毒是SARS病毒源头，但其证据是用基因序列分析显示，蝙蝠冠状病毒与人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同源性达到92%，其差异是果子狸的40倍。后来石在2018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找到的同源性最高的动物病毒，也不过是98%[2]，或者说基因差别达到2%，远高于果子狸上找到的基因差别仅为0.2%的病毒。石在2020年发表的文章[3]，猜想新冠病毒来源于蝙蝠，其差别更是达到3.8%。

　　人类经过数百万年演变，相互之间基因差异只有万分之一[4]。而人与黑猩猩本有共同的祖先，经过上千万年的演变，基因差别只有1.2%[5]，基因差别达到2%--8%的两种生物怎么可能是一种生物？如果她在实验室中用蝙蝠的冠状病毒繁殖出新冠病毒，或者在蝙蝠身上找到能直接感染人的新冠病毒，才能说明她提供了其结论的充分证据，但如今石的猜想，没有提供这方面证据，其结论是违背现代生命科学基本原理的。

　　2015年国际著名期刊《自然医学》发表的一篇论文《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人类感染的可能性》[7]，该研究使用SARS冠状病毒和来自中华菊头蝠的SHC014冠状病毒表面蛋白进行工程化改造，在实验室创造了一种杂交冠状病毒，这一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人的呼吸道细胞，并能感染小鼠产生疾病。石为此项研究提供了SHC014S基因序列和质粒[7]。说明她本人已经参与并成功地人工合成了新的冠状病毒，还发表了顶级学术文章，说明技术上制造新的冠状病毒是可行的，而且她本人是了解的。人工制造新冠病毒最可能的技术路线，是在SARS病毒中引入艾滋病毒中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基因，再通过人工诱变技术改造和筛选病毒，从而获得了当前的新冠病毒，它保持了当前新冠病毒所具有的感染人基因；保留SARS病毒感染肺，形成白肺病；以及艾滋病毒破坏免疫系统的三大特征功能。人工诱变，常见的有辐射诱变和化学诱变，本就是自然诱变过程的增强，与自然诱变没有本质区别，人类也无法从最终的病毒基因上判断是纯粹的自然诱变还是人工增强的诱变产生的，尤其是低能离子辐射[8]，它可以在几周内完成自然界几十年的变异，也就是说，达到目前的变异。但是，据南方都市报报导，在3月9日晚8时，一场“2020科学抗疫”的系列科普公益直播活动第二期开播中，石某某明确澄清，新型冠状病毒绝对非人造。

　　北京时间3月18日英美等国6位学者在病毒学论坛上发表文章[9]，认为新冠病毒并非实验室产物，提出有两种自然选择假说。此文以新冠病毒并非源自任何以前使用过的病毒骨架为理由，否定人类制造。这只能说明，如果新冠病毒是人类制造的，其制造方法不仅仅是用现有病毒通过基因编辑方法修改完成的，因为需要编辑的基因太多而难于实际操作。但是，在人类从自然界找到基本一致的病毒，或者用动物病毒繁殖出新冠病毒以前，人们都难以确认，新冠病毒是来自自然界的。

　　反对石的猜想的学者也很多。在SARS病毒起源方面，早在2005年2月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一位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美国微生物学专家Kathryn Holmes指出[10]，世界不可能再次面临如两年前一种突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在人群中曾经传播的非典冠状病毒，可能仅存在于实验标本内。上述关于非典病毒传染性预测已被过去15年历史所证实，而与病毒传染史截然不同，说明其结论的正确性。

　　曾任卫生部非典疫情分析专家组组长，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学院军队流行病学教研室徐德忠教授则认为[11]，自然界根本不存在非典病毒直接祖先和贮存宿主，故流行后，非典病毒即从人群和自然界消失[12]。徐教授出版专著介绍其观点的主要理由包括[13]，第一，“人类传染病史告诉我们，任何重大的传染病，都不会在一次发作后就销声匿迹。”然而非典病毒却相反，此后再未流行，这在世界传染病流行史上史无前例。表明非典病毒的流行进程不符合迄今为止，世界上传染病流行的自然史，从而不是来自自然。其次，2003~2004年广州爆发的非典病毒和2002~2003年流行早期病毒之亲缘距离较晚期的更接近，说明存在逆向进化现象，这是病毒返祖适应人体免疫系统压力的结果，从而说明感染人群的非典冠状病毒不是来自动物，而是非自然来源。第三，如果认为蝙蝠冠状病毒是非典病毒祖先，其变异太过迅速，只能是人为修改，才可能。

　　在新冠病毒起源方面，北京时间1月27日，《科学》杂志在线发表的一篇报道称[14]，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源地可能并非华南海鲜市场。这一推论来自于1月24日《柳叶刀》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15]。文章介绍，最早12月1日发病的病人，就和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无关；最早发病的4个病人中，有3人与该市场无关。他们都不是野生动物感染的。报导介绍[14]，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北京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曹彬回复美国科学新闻网站时表示，目前比较明确的是，（华南）海鲜市场应该不是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唯一发源地，“但老实说，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病毒究竟从哪里来。”美国圣地亚哥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进化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on）向《科学》杂志表示，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华南海鲜市场外的人已经感染了2019-nCoV，然后这一病毒被带进了市场。而这种情况也是与目前的数据和信息相一致的可能性之一，这是“完全合理的”。另一篇追踪新冠肺炎病人的文章同样介绍了大量病人与海鲜市场无关[16]。直到目前为止，人们也没有找到证明新冠肺炎患者是野生动物直接感染的证据，来自海鲜市场的病人，也可能是其他感染者经过海鲜市场时感染的。海鲜市场是人口密集的室内环境，十分容易大面积传染，是传染较多病人的主要原因。笔者如今没有从事这方面研究，只能介绍发现新冠最初几个月的相关研究。

　　相反，美国和澳大利亚野生动物保有量比中国多得多，每年为限制野生动物增长，猎杀捕食数量远多于中国，例如，美国每年猎杀的野鹿就高达750万头，澳大利亚更是保有野兔数亿只，最多时达到100多亿只，每年需要猎杀数千万只，才能防止野兔泛滥成灾，不影响牧草生长。虽然澳大利亚人想尽了办法，但最终采取的办法是每年向野兔大面积撒播病毒，澳大利亚为此在过去数十年引入数种病毒，传播给野兔，通过感染野兔限制其数量，从不担心病毒变异危害人类[17]。美国甚至还有三大蝙蝠旅游胜地，布兰肯蝙蝠洞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洞，从而成为得州旅游胜地，大约有两千万只雌蝙蝠。每年从3月到10月，每天傍晚和次日凌晨，众多游客都会来此观看蝙蝠出洞、回洞形成的所谓“蝙蝠云”。游客们和野生蝙蝠们近距离接触，从未有人戴口罩等保护措施，却从未遭遇病毒[18]。从历史来看，SARS和新冠病毒如果是来源于蝙蝠，就不可能只发生一次疫情，历史上早就该发生了。这些都充分说明，新冠病毒来自野生蝙蝠的可能性很小。猜想新冠病毒来自野生蝙蝠，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想，是极不负责的自污猜想。

　　2、石正丽推动人大通过禁猎禁食野生动物决定，试图防止新冠病毒传播，是违反防疫基本原理的，表明石的科学素养很低。

　　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即日执行。该决定是石牵头推动推动的结果。2020年1月23日，包括石等19名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院士学者联名签字倡议，杜绝野生动物非法食用和交易，从源头控制重大公共健康危机。由于石因美国支持，还被选为美国微生物学会会士，在这个领域发表多篇顶级文章，就成了这个领域的“权威”，从而是推动者。发表的倡议书指出：

　　“此次原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是继2003年的SARS之后的新一轮公共卫生危机。来自国家疾控部门和专业研究者的初步信息都表明，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和SARS一样指向了野生动物贸易市场。

　　“科学研究表明，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例如亨德拉、尼帕病毒，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等，都和动物有关。统计发现有超过70%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自然界，野生动物宿主并不一定致病致死，但由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蚀野生动物栖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面大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危及公共卫生安全。”

　　由此可见，人大制定该项决定的目的之一，是限制新冠病毒传播，采取的措施却是保护野生动物，让人们减少接触载有新冠病毒野生动物的机会。这和公认的防疫措施是矛盾的。对于这种传播传染病病毒的动物，现代防疫措施，都是彻底消灭动物，从而消灭传染源头，而不是放任他们自由地活动和散播病毒。

　　例如，全国高等医学教育课程创新“十三五”规划教材，吴建军，孔浩主编《流行病学》介绍针对动物传染源的预防控制措施时指出：

　　“根据感染动物的经济价值和病种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危害大且经济价值不大的动物传染源应予彻底消灭，如捕杀、焚烧或深埋。对危害不大且有经济价值的动物传染源可予以隔离治疗。此外还要做好宠物和家畜的预防接种和检疫”。

　　《科学》杂志报道，2020年4月23日和25日爆发两次水貂疫情，水貂被新冠病毒感染，是由农场工人引入的。尽管在荷兰确诊的5万例人类新冠肺炎病例中只有两例与农场相关，但是政府还是决定扑杀了数十万只水貂。6月18日，世界上第一大貂皮生产国丹麦在一家水貂养殖场的水貂和雇员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后，决定扑杀该养殖场的所有水貂。

　　1985年英国首次发现疯牛病，疯牛病为朊病毒引起的一种亚急性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英国为此共屠宰和焚烧病牛1100多万头，经济损失达数百亿英镑。

　　血吸虫病是危害我国乃至全世界人民身体健康的重大传染病之一。上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流行区遍布我国大江南北。钉螺是我国传播致病的血吸虫的主要中间宿主。解放后，新中国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把“灭除钉螺”作为阻断血吸虫病传播的突破口，从而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目的。我们彻底清除了疫区的钉螺，中国的血吸虫病例从建国初期的1200万例下降到了2019年的3万例（都是陈旧病例），血吸虫病在我国基本得到了控制。

　　疟疾是通过蚊子传染的，如今每年全球约有1亿人有疟疾临床症状，其中90％的患者在非洲大陆，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超过200万。其防治历史很让人感叹。在20世纪上半叶，DDT被大规模喷洒用于杀灭蚊虫，在减轻疟疾和伤寒等蚊蝇传播疾病方面发挥了可观的作用。1962年，DDT的使用让全球疟疾的发病率降到了极低值，世界卫生组织向世界各国建议，在当年的世界卫生日，发行抗疟疾邮票。

　　但也在这一年，美国作家Rachel Carson发表了改变世界环保政策的《寂静的春天》，这本书描写了一个滥用DDT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春天仍然会来临，但是鸟儿都死光光了，所以变得无比寂静：春眠不觉晓，处处无啼鸟。这本书优美而凄凉的文字，打动了许许多多人最柔软细滑的同情心，也分分钟燃起了吃瓜群众心中恐惧的火苗。《寂静的春天》于是成为一本改变世界的书：1962年出版后，1969年世界卫生组织停止了DDT灭绝疟疾的相关项目，1972年美国正式禁用DTT，随后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相继禁止了DDT的使用，改用其他杀虫剂，但其效果差很多，使得疟疾的感染人数又开始急剧上升。《潘多拉的实验室（Pandora Lab）》一书介绍了很多国家回升情况，例如斯里兰卡在使用DDT之前，全国有280万疟疾病例，在1964年刚刚停止使用DDT的时候，全国只能找到17个疟疾病例；DDT停止使用短短几年之后，疟疾病例又变回了100万。

　　到21世纪之后，人类对于DDT的认识再次反转。由于DDT在消灭非洲和其他贫困地区疟疾方面有着难以取代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在2006重新提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使用DDT合理进行“室内滞留喷洒”。

　　如今我们对新冠病毒的特性有了很好的了解，新冠病毒能在环境中长久存活，可以悬浮在空气中，随风在空气中迁徙传播和感染人类，如果让载有新冠病毒的野生动物自由生存和活动，恐怕就会在空气中撒播了大量新冠病毒，给我们人类传播大量病毒，有可能让很多人感染了。如果新冠病毒真的是野生动物传播的，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彻底消灭传播新冠病毒的动物，而不是保护它们。

　　从过去3年多的事实来看，我们对这种为视为传播病毒的动物进行保护，却并没有发现它们真的给人类传播了病毒。因此，这条错误的决定，由于假设了不存在的前提，才没有对我们的防疫工作造成很大损失。

　　但是，在该决定保护下，虽然仅仅过去了1年另9个月，我国野生动物们自由地成长，很快就泛滥成灾了。仅过了一年，中央电视台第二频道就报道了野猪泛滥，全国多地野猪频现，频繁扰民。这件事也显示石的科学素养很低，所提出的方案是完全违背防疫的基本要求，而且副作用很大。我们不应让石入选院士，防止其产生更大影响，从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损失。

　　3、很多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从而证伪了石的猜想，表明石的科学素养很低。

　　人为修改冠状病毒基因，将其改造为感染人的病毒，都已经被美国的科学家成功实现，并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了[7]。该项研究是美国军方资助的，不仅发展了一种人工制造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的方法，还人工制造了一种可以感染人类的病毒，等于是一种病毒武器。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发展生物武器，包括病毒武器[19]。2018年多位德法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20]，质疑美国军方提供资金支持的昆虫同盟研究计划，使用昆虫携带病毒，感染农作物，增加农作物抵抗病毒能力，是在发展病毒武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虽然美国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自加入后，美国一直阻止该条约的核查，从而使条约对美国该方面的发展没有约束力。从历史来看，美国曾经用天花病毒对付印第安人[21]；二战结束后，美国全面接收日本二战期间进行的细菌武器研究，并在侵朝战争期间[22]，在我国东北和朝鲜等地发动细菌战[23]。在美国国内也多次在居民中试验过微生物的传染性。美国军方发展生物武器，包括病毒武器，可以说，在西方相关学术界是公知的[19]。我们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性，更不应该广泛宣传新冠病毒来自于野生动物的猜想，屏蔽了真正的可能来源。西方多国媒体推测新冠病毒来自美国，8月12日一位曾在美国军方生化食盐基地德里克堡工作过的印度学者爆料，新冠病毒是在德里克堡合成的[24]。

　　如今3年多过去了，很多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美国国际创新风险管理公司总裁大卫马丁博士[25]曾受国际组织要求，监测违反生物和化学武器条约的行为，2年前发布专利报告，介绍美国申请4000多个与新型冠状病毒制造，检测和治疗相关的专利，论证新冠病毒来自美国实验室。2021年7月9日大卫·马丁在德国的新冠调查委员会上作证[26]，介绍了该报告内容，指出新冠早就制造出来了。2023年5月3日David Martin博士[27]在欧洲新冠肺炎峰会上揭开了新冠肺炎以及非典的来龙去脉！揭露了美国人制造新冠以及SARS非典病毒的事实！详细地介绍了冠状病毒的历史研究过程以及美国人滥用的过程！指出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种族灭绝武器。在另外一次公开集会上，大卫马丁博士发表演讲揭露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和总统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各种罪行，指出新冠病毒幕后罪人是福奇、微软比尔·盖茨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28]。

　　美国在国内外建立了大量病毒实验室，从被曝光的美国遍布全球的336个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位置来看，其大部分都设立、部署在中俄两国周边。俄乌冲突发生后，俄罗斯军队曾经占领了美国设在乌克兰的多个病毒实验室，缴获了大量文件和材料。不久前，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美国在乌克兰建立生物实验室情况的最终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在乌克兰建立了50多个生物实验室。俄罗斯此前也曾多次公布对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生物实验室的调查内容。近日，俄罗斯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就美国生物实验室的调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29]，公布的一系列证据表明，美军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了大量病原体，并在实验室内进行未注册药物的测试，这其中还包括在乌克兰开发生物武器。俄方表示，美国的一些生物公司因此获利，足以证明，美国已经就病毒研发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产业链。

　　前不久，美国总统候选人，同时也是美国前总统侄子的小罗伯特·肯尼迪[30]，接受采访，公开承认了美军在乌克兰设立生物实验室的事实，他还透露该实验室生产了《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的生物武器。

　　上个世纪美军就曾在国内做过一系列的向民众释放细菌实验，其理由是为了验证大型城市对病毒或细菌的抵御能力。当时美军以“模拟细菌实验”为名头，对旧金山以及纽约等大城市进行了至少上百次的细菌实验测试，而这些被蒙在鼓里的美国公民，则成了这场细菌实验的小白鼠。从美国旧金山开始的细菌实验至少造成了八十万人感染，但根据美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只有一人因此丧命。这名因为美军细菌实验丧命的人为——爱德华内文（Edward Nevin），直至爱德华内文的死亡后的几十年，美国媒体才揭开了美军这场毫无人性的细菌实验。

　　最早是1950年美军在旧金山释放粘质沙雷氏菌起，这种原本不在旧金山生长的细菌开始了大量的繁殖，一度改变了旧金山的微生物环境，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旧金山以及加州地区每年都有民众因为感染粘质沙雷氏菌住院治疗。

　　1957年，美国于明尼苏达地区以锌镉硫化物进行了实验，当时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无害物质，但到了二十一世纪这早已被认定为致癌物质，而美国高层正是用着这种“无害物质”，再次拿美国民众的生命在进行所谓的实验。

　　1965年，美国在华盛顿特区释放了球芽孢杆菌；1967年，细菌实验人员在纽约的地图上释放了枯草芽孢杆菌，以验证地铁等封闭交通系统的细菌抵抗能力……根据相关实验报告显示，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中，美国至少进行了上百次细菌实验，直至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以相关法令叫停才结束。几十年后曝光，即使民众和医学界都对此进行抨击，但美国高层以及实验人员都对此进行了反驳否认，军方也坚信这场实验是必要且无害的。

　　显然美军研发生物武器是有悠久历史的。这些证据都非常有力证明，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也就证伪了石的猜想，从而进一步说明，石的科学素养很低。

　　4、石的猜想给国内外防疫工作带来了巨大损失，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非常恶劣影响。

　　石在自然和科学两大顶级学术期刊上已经发表了3篇冠状病毒来源文章，在这个领域建立了很高的国际声誉，还成为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不过这些声誉都是西方两大期刊和美国微生物科学院给予的。这两大期刊在国内的影响也非常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能在这两大期刊上发表一到两篇文章，都可能被评为院士，成为国内一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显然石在这一领域发表了三篇顶级文章，也就建立了其在国内这一领域的主导权。

　　2020年3月17日武汉市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31]，12月27日武汉同济医院送来传染病人与传染病毒基因序列检测结果，很快经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鉴定后，称之为“蝙蝠来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吻合度非常高。这应该是新冠病毒自污猜想的最早版本，很可能出自石。武汉政府官员很快就采纳了这种毫无根据的自污猜想。2019年12月31日按照武汉市卫健委当天的通报[32]，“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武汉市组织同济医院、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及武汉市疾控中心等单位的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专家进行会诊，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暗示病毒来自武汉海鲜市场上交易的动物。次日武汉市政府关闭了华南海鲜市场，显然是认同了该猜想。由于认同该猜想，认为病毒主要通过野生蝙蝠传染的，在关闭华南海鲜市场，禁止了野生蝙蝠交易后，政府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让病毒不受限制地传播和扩散，从而让病毒感染了大批老百姓；甚至连提醒医护人员防止感染都没有做，导致武汉主要医院医护人员大量被感染，医疗系统几近瘫痪；也极大地增加了抗疫的工作量，在经济上的损失就远大于采取有效措施了。

　　1月24日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采访国家卫健委专家，国家疾病预防中心主任高福，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33]，病毒不光在感染的人体内看到了，在华南海鲜市场非法销售野生动物的这些摊位上，也分离到了病毒（这是将基因差异达到4%的两种病毒当一种病毒了，相当于将黑猩猩当人类看待了），新冠肺炎病毒来自野生动物，相信和支持了石的猜想。

　　1月23日，包括石某某在内的19名学者和院士公开联名呼吁[34]，杜绝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食用，建议全国人大紧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公共健康安全内容写入法条中，加大野生动物非法利用的处罚力度，把非法消费同样纳入管理和处罚范围，说明这些院士和学者都支持石的猜想。2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条法律[35]，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仅允许因科研、药用、展示等特殊情况，由政府部门严格审批和检疫检验。显然人大通过该法律，其根据就是石的猜想，暗示了众多人大常委会委员认同这个猜想。

　　为了推动法律的顺利通过和实施，在过去的几个月，国内主流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还广泛宣传石的自污猜想，不仅统治了大多数人的思想，而且在西方推动这种宣传以便掀起反华舆论后，我国主流媒体都难以反击，全面噤声，只能依靠外交官亲自上阵。全面禁猎野生动物，不仅无助于解决病毒传播问题，而且导致更加严重的野生动物泛滥问题，还等于间接承认西方媒体将此次新冠病毒泛滥归罪于中国的宣传，使得西方的宣传更加有力，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民众的思想。

　　西方媒体也广泛传播了石的猜想，从而成为主流观点，进而推动欧美将防疫重点限定在来自中国的旅客，却完全忽略了从其他来源传播到欧美的病原体。后来发现，早在中国发现新冠之前，新冠病毒就在欧美多次传播了，在美国是2019年8月就有大量感染者，但美国报道是电子烟疾病。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最终引爆病毒大规模传染的病原都无法确认源自中国。由于没有拦截除来自中国的其它来源，使得欧洲各国在截堵阶段遭遇失败，病毒扩散得很厉害，导致欧洲只能放弃对无症和轻症病人的检测，最终导致了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扩散。

　　疫情在欧美逐渐爆发了，部分欧美舆论便开始出现反华、反华裔和华人的浪潮。紧接着便是一波又一波展开对中国的种种“批评”：中国延误遏止新冠病毒蔓延的时机、中国封城是反人权的不民主不自由之举、中国镇压“吹哨人”等明智之士、中国虚报数字试图隐瞒真实死亡人数……

　　当这些对中国的攻击都被事实一一击溃之后，在西方媒体和舆论中，正在悄悄地通过宣传，坐实中国是疫情产生的原始发源地的说法。一些欧美媒体人和政客、学者开始坚持在公开场合将新冠病毒加上“中国”“武汉”等前缀，试图将中国说成是新冠病毒的始作俑者。全然不顾这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想，将这个罪责扣到了中国人的头上，很快开始下一阶段讹诈操作了。

　　2020年3月7日美国一家反华媒体制作的视频在YouTube上架[36]：为什么新病毒持续出现在中国？内容基本上就是指称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还把蝙蝠画面展示了，号称要拿中国问责了。下面跟帖的反华污言秽语触目惊心。到14日，点击已超1000万，点赞已超25万。

　　按照美国华人网介绍[37]，新冠病毒爆发之后，最早对亚裔/华裔的歧视来自网络上的右翼人士，最常见的是呼吁政府把“中国人都关在门外”，在社区里则要求“把中国人全部隔离” —— 当然都是以公众健康为由。历史的教训是，每当经济、政治、人道危机灾难来临，某个少数族群很可能成为危机中的替罪羊；或者，让整个族裔来承担其中少部分人的行为后果 —— 只要有适当的土壤，华裔/亚裔同样无法幸免。比如，十九世纪末，因为经济不景气，北美白人社区觉得华人劳工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对华裔歧视性的“人头税”和排华法案，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实行的。近期的例子还包括，所有的穆斯林社区要承担少数极端主义恐怖暴行带来的仇恨与歧视；而这一次，所有东亚面孔，要被与病毒划上等号 —— 通过这种形式，很多人传递的其实是内心种族主义思想。

　　据美国《棕榈滩邮报》3月14日报道，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博卡拉顿市一家名为“伯曼律师团队”的律师事务所13日宣称对中国政府及部分政府机构发起集体诉讼，要求中国对现在席卷美国的新冠病毒负责，并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数十亿美元[38]。

　　3月17日，来自印州的联邦众议员Jim Banks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播Tucker Carlson采访时，非常直白地说[39]：“我们需要从迫使中国支付冠状病毒给美国带来的负担和成本开始。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总统可以迫使中国免除大量美国债务。他可以对中国征收关税，并将这笔资金指定为冠状病毒受害者救助基金，以支付美国人和美国纳税人因代表中国的疏忽而招致的费用。这导致了今天的美国危机。”

　　同日McLean杂志发表文章“中国政府什么时候承担扩散新冠病毒的责任？”作者Marcus Kolga声称，加拿大将不得不和我们的盟友一道评估中国政府承担新冠病毒扩散的责任，确保中国负责承担他们的责任。后来各国要求中国赔偿新冠病毒损失高达几十万亿美元。

　　直到今天，美国和西方网络上还有大量自媒体宣传这种污蔑，败坏中国形象。将石选入中国科学院院士，只能增加和放大这种污蔑，既对中国利益产生严重损害，也不利于人类解决类似病毒爆发问题。

　　五、总结。

　　综上所述，石猜想两种新冠病毒来自中国的蝙蝠，提供的证据缺少科学依据；石推动的禁猎禁食野生动物包括蝙蝠，解决新冠病毒危害，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很多证据证明，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证伪了石的猜想。这三个方面，都证明石的科学素养很低，如果当选院士，有损我国院士形象。石的不科学猜想，对我国和很多国家的新冠防疫工作产生了恶劣影响，还严重损害了中国形象，表明石因低劣的科学素养，发挥的作用和影响都是负面的，如果当选院士，负面影响会扩大，很可能会严重损害我国院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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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