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一个复杂的陈寅恪

　　著名大学问家陈寅恪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五十多年了。这位大家的学问确实太大了。百度百科上说他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而且还是一位诗人。他一生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的研究，还从事佛经的翻译、校勘和解释，他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在网络上以及一些学人那里，对陈寅恪最为推崇他的这样一句话，即做学问，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抽象地看，这句话没有问题。因为没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做不好学问的，实际上也是做不成好学问的。

　　然而有人有意将这句话，与他当年对中科院郭沫若写信请他到北京工作， 而陈寅恪的回信中竟有这样的内容，他要求他所主持的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且不学习政治。他还说，不只是他一个人要这样做，而且全所的研究人员都不要这样做。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也会被人看作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在那之后，一直到他离世，几乎总是因为他坚持这样的观点而受到批判。

　　陈寅恪并不是一个反共分子。这一点从他在国民党撤出大陆前，他的好友一直劝他离开大陆，或者去台湾，或者去香港，都被他拒绝了。而他的那些好友，一个傅斯年，跑到了台湾；一个胡适，跑到了美国。而他则坚持留在大陆。当然，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看到的资料里没有说。不过，我可以想象，一个以做学问为终身使命的学人，肯定会认为他的学问只能在大陆这里能做下去。到了海外，没有如此丰富的土壤，没有如此丰富的资料，那做学问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他说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因素对于做学问所必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相悖的。他甚至也不是只针对马列主义。在民国时期，他对那时的三民主义也持有同样的态度。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宣扬 三民主义，估计也要干预当时的某些学术研究。所以在陈寅恪看来，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如果都硬要加在学术研究上，对于学术研究都是一种伤害。国民党时期的三民主义是如此，陈寅恪也有可能认为新中国的马列主义也是如此。当然，这可能只是他的想象与假设。毕竟新中国在那时的历史还很短。所以他不想接受这种对学术研究的干预，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也不应否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对于如何用马列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包括指引我们的学术研究，我们当时还并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某些硬性的，甚至有点粗糙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并不合适。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不是做什么都一定要戴上一顶马列主义的帽子，以为这样做就是用马列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其实，用马列主义来指导学术方面的研究，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历史唯物论，一个是实事求是。历史唯物论要求在研究学术过程中，要遵从历史发展的史实与规律，特别不是只从历史人物的主观愿望、目的和想象来出发，而要考虑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在当时的状态，以及对人们在观念上的影响。而所谓实事求是，则是要求人们在研究中，一定要掌握大量的客观的史实，要掌握详尽的资料，不能从研究者自身的头脑出发，甚至是从想当然出发。这样做出来的一定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问。从陈寅恪自身对大量资料的掌握来看，他要做到这样的实事求是，不应该有太大的难度。如果说，他不喜欢把什么研究过程或者研究成果都一定要戴上一顶马列主义的帽子，他的这样做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那种只顾简单戴帽子的做法，肯定是一种不扎实的、甚至是一种偷懒的做法，没有任何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