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是神学？

　　我之所以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称为现代庸俗经济神学，是因为在其学术体系中，一切都拘泥于神圣的基本教义，而不论这种教义是多么地违背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多么地不合逻辑。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也像西方传统神学那样，借用数学工具给自己裹上了一层神秘的、思辨的伪装。

　　我能够写出这本《微观经济学批判》，取得今天的成绩，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我大学本科是学概率统计的。毕业的时候，我就相信会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做出一些成绩，但没有想到自己会搞经济学的研究。我一直认为，财富是生产出来的，而经济学不过是解决财富的分配问题的。没有生产，哪来分配？因此我一直对生产过程更感兴趣，而对后来逐步热门的经济学兴趣不大。所以考研的时候，我仍然选择了概率统计这个专业，但不是在北京大学，而是在厦门大学，因为我现在的爱人当时在厦门。

　　没想到的是，我的数学系硕士导师对信息论和信息经济学的问题一直都比较感兴趣。有一天，他拿了一篇英文文献找我和我师弟，让我们看一看。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的一篇1971年的文章，其中提到信息的需求价格的求解问题。我的导师说，这个问题在文章中未能得到解决，而他从1988年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检索了大量文献，直到他把文献拿给我们看的1996年，跟踪了8年时间，也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当时的学习方式是，每周我和我师弟轮流汇报交流一篇英文的专业文献的学习和研究体会。这篇文章是我师弟先看的，等到两周后由我来汇报时，我把这个拖了25年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解决，让我感到，原来西方的经济学大师的数学水平不过如此。在数学领域我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但如果转入经济学界，我至少可以与这些大师们平起平坐，无需仰视他们。恰好这时有个机会，我就转行成为了金融学专业的博士生。这就是我在经济学上取得成果的偶然性。

　　但为什么说又有一定的必然性呢?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北大的校训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而北大人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之一是只喜欢批判。其实，只要你照着北大的校训去做，能够做到或接近做到“严谨”和“求实”，自然就会发现别人的不严谨和不求实之处，自然就会具有批判精神，而有了批判精神，要创新也就不难了，因为批判者已经知道突破口在哪里了。这样说来，一个严谨求实的北大人想要不取得成绩也是很困难的。有个统计学家曾经跟我说，你写那两本书会得罪人的，在经济学界会干不下去的。我说，那我就跟你搞统计好了，而且我还可以搞医学，在其它领域，我也不是不能取得突出成绩的，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