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战略竞争”今后的发展与未来前景


  以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为标志,中美“战略竞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之所以这样讲,其主要标志在于,在此次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了两大命题:一是美国要继续同中国进行更激烈的“战略竞争”;二是提出美中两国必须负责任地管理这个竞争。

  对于中国来说,此前中国反对以“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对此并不认可,但现在则认为不能简单用竞争定义全部的中美关系。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将不得不面对现实,“战略竞争”已经不是认可与否的问题,而是摆在眼前的现实;也不仅仅是美国单方面所设计的议题,而要由中美两国共同来加以运作了。中美关系以前所强调的是“管控”彼此“分歧”,从今而后进一步要“管理”中美“战略竞争”了,从“管控分歧”到“管理竞争”,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升级。

  在这样一种新形势下,中美“战略竞争”必将出现一系列的新发展、新变化,从而焕发出新的面貌。但是,未来中美“战略竞争”究竟什么样,相应地,究竟怎样“管理”才行之有效,现如今仍犹抱琵琶半遮面,更多时候都锁在烟雾中、偶尔露峥嵘,因此,目前我们还只能就其大致的轮廓进行粗线条的描述。

  一、已经明确了相关要求与界限

  面对中国,如今的美国表面看似乎有点坦诚了,不但坦诚公布美国已将中国定位成头号战略对手,而且拜登总统还坦诚地告知,美国将继续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包括投资于国内的力量来源,并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持一致。

  在此基础上,根据“战略竞争的需要”,美国还给中国开列一系列条件。根据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方面所发布的纪要,美国为中国立下了如下这些规矩与界限:

  ——必须负责任地管理竞争;

  ——要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必须携手应对跨国挑战,如气候变化、包括债务减免在内的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卫生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

  ——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湾海峡现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采取的胁迫性和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

  ——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做法提出了持续的担忧,认为这些做法伤害了美国工人和家庭,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家庭;

  ——对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做法以及更广泛的人权问题表示担忧。

  应该说,上述这些条件与界限并非是强制性的,事实上也做不到,但这些东西的约束性很明显,都是美国用来束缚中国东西。

  当然,相应地,中国也给美国划出了明确的红线,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概括起来说,就是两条“红线”:

  一条是台湾问题

  具体描述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美国不能也不应逾越的红线。中方要求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停止虚化掏空一中政策,约束制止“台独”分裂言行,不要让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一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具体描述是,“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那就踩了底线、越了红线,动摇了两国关系的根基”。

  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清晰的两条中国红线。

  二、并未明确“战略竞争”的基本内涵

  美国已把“战略竞争”强行添加到中美关系中来,尽管中国目前并没有正面、直接与明确的回应,但不管怎样,现在已经到中国必须直面美国“战略竞争”的时候了,这已经不是中国想不想、要不要的问题了。直白地说,“战略竞争”已经成为中国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但是,这个闻名全世界的“战略竞争”究竟都有哪些具体内容、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展开、演进呢?应该说,这些都是很具体、同时也是很关键的问题。

  迄今为止,这些问题都依然锁在云雾中而模糊一片,人们都只能是费心摸索、费劲去猜,言人人殊。因此,下面有关中美“战略竞争”内容与方式的描述也只是建立在猜测与揣摩基础上的一孔之见。

  根据多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实际经验,“战略竞争”将涵盖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贸战争首当其冲

  中美贸易战依然是进行时,以目前的状态,如果没有双方较大的妥协与让步,这场特殊形态的战争看不到成为过去时的可能。贸易战是美国针对中国进行广泛经济战争的一部分,战争的起因并非由于哪个具体的纷争,而是美国要狙击扼杀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势头,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要重新夺回全球经济的主导权。因此,如果美国在贸易战中让步妥协的话,则意味着削弱美国的对华战略攻势,从而也将削弱“战略竞争”。这就有违于美国的战略初衷了。从加强“战略竞争”的力度与强度出发,总趋势是美国将进一步强化针对中国的经济战争,加大经济贸易上打击中国的强度、力度和深度。由此预计,即便中美两国在贸易谈判中美国做出一定让步,也要么是以退为进,要么就是退一步进二步,二者必居其一。指望美国能暂停或取消对华经济贸易战,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二是核心技术势在必争

  技术手段对于战争形态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的乌克兰战争,对此再一次做出强有力的诠释和验证。事实证明,夺取和确保战略优势,抢占与巩固战略制高点,必须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把握在手中,这是进行战略竞争的关键与要害之所在。

  对于这个道理,美国的战略指导者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即便在中美关系的蜜月时期,在这方面他们也毫不放松对中国管制监视,一直都严格限制向中国输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与核心技术。开启全球战略重心转移之后,更在这方面加快了步伐、加大了力度,始终具有较强战略竞争意识与较高的战略觉悟。

  相比较而言,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则基本上是被打醒之后,才明白过来,原来市场换技术也好,向西方学习取经也好,彼此合作共赢也罢,西方并不会把那些关乎战略实力真正管用的先进技术传给中国。这不仅仅是他们要留一手,更重要的是准备有朝一日在需要时候置中国于死地。这一点,过去一个时期已经在封杀华为、封锁中国芯片技术等行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也就是说,高新技术、核心技术上不见硝烟的战争已经在中美之间开打,已经成为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内涵。展望未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不会降低自己既有的战略觉悟,而中国也将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战略认识水平。因此,中美之间的核心技术之争必将愈演愈烈。

  三是军事斗争难以避免

  军事斗争是“战略竞争”最精彩、最活跃的部分,过去几年异彩纷呈的中美军事关系对此做出了充分的展示。可以说,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移也好,“印太战略”也罢,其重心与重头戏都是各种各样军事活动,包括著名的“海空一体战”,也包括美军的前沿部署,还包括所谓的“航行自由”,而不断发起的各种演习、军事挑衅等,更是针对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直接表达。因此,在今后“战略竞争”中,美国将一如既往最大限度地发挥和运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尤其是将做好准备,在关键时刻不惜诉诸战争手段。如果说,中美“战略竞争”具有危险与危机属性的话,其核心与要点就在这里。

  进一步运用军事手段是保障与支撑美国赢得“战略竞争”的主打与骨干手段,因此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斗争不仅将在中国周边展开,而且还必将蔓延到全球一切领域与空间,不管安装怎样的护栏,都无法避免中美军事斗争愈演愈烈的基本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发生武装冲突即爆发战争的危险就始终在高位上运行,而这一点,又恰恰是霸权一贯热衷的战略威慑的精髓,也是霸权独霸世界的真谛之所在。

  四是政治对抗客观存在

  中美之间的政治对抗会不会参与到“战略竞争”中来,成为影响其发展的一个要素呢?

  中美两国的制度与道路完全不同,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双方走的是不同的路,这是两国之间最大的差异与不同。问题不在于这种差异与不同是否构成对抗,即中美两国的政治对抗,问题只在于,这种政治上对抗是否也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一部分。

  因为上述差异与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对抗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直发展延续到现在,即便中美两国曾经有号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类似“夫妻”一般的时期,美国也没放弃从政治上颠覆与搞垮中国的努力,也没有放松这方面的行动。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事实。

  现在,美国所发动“战略竞争”已经在中美之间隆隆展开,中美之间所固有的政治对抗能置身事外或退居幕后吗?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给美国划出了相应的红线。但即便如此,考虑到既往中美关系的历史,考虑到拜登当局上台以来的执政行迹,可以认定,霸权统治集团对中国的制度道路依然没有起码的尊重。他们始终都将不遗余力地对此加以攻讦攻击,并将其作为进行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加以运用。巴厘岛中美元首会晤美国总统再次提出所谓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就是证明,拜登宣称世界正在面临着“专制与民主之战”,也是强有力的证明。也就是说,中美“战略竞争”中政治对抗将客观存在,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五是价值观不同不相为谋

  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中美两国各自所奉行的“道”截然不同,用基辛格曾经的话说,就是哲学不同。坦率地讲,其实就是思想价值观方面存在严重的对立冲突。尤其是拜登其人,“民主”“自由”的大法螺一直都吹得很响,这是霸权所占之道德与道义的制高点,是旗帜问题。换句话说,中美双方都要举旗,关键是看谁的旗帜能举得更高。因此,有关中美两国共同应对全球宏观议题,彼此在这些问题上携手合作,这样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但即便如此,恐怕也依然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比如中国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白宫则坚持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等。这应该也构成竞争,也无法置身中美“战略竞争”之事外。因此,指望所谓人类共同挑战能把中美两国粘结或撮合在一起,从而降低“战略竞争”的强度与烈度,恐怕也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上述经济、技术、军事、政治、思想等几个方面的对抗,应该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内涵,但这也只是猜测而已。实际情况是,很多中国说“不要”的,美国一直说“要”;美国一直说“要”的,而中国则坚决说“不要”。中美双方对此并似乎未能予以明确,也并未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广泛或高度的“共识”。

  三、相关方式方法依然云里雾里

  对华“战略竞争”将以怎样的方式展开、都将运用哪些具体的手段和方法呢?

  应该说,迄今为止美国方面所使出的招数已经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了,这其中既有为人们所熟知的旧冷战的惯性遗留,如制裁、封锁、遏制、围堵等伎俩,也有新开发出来针对性的新招法,如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抓捕高官、网络攻击等。但谁都知道,这些都只是中美“战略竞争”初始、序章与开篇而已。如果有谁仅仅以为这就是中美“战略竞争”,这就是这场竞争的全貌,那就未免太低估小瞧这个空前浩大的战略安排设计了。

  所以,有关中美“战略竞争”另一个真正值得关心和关注的,就是未来全面展开的这场战略性竞争的方式手段问题。

  显然,有关“战略竞争”方式手段选择的主动权与主导权操之在霸权手里。美国方面发动攻势积极出击,而中国则是“不惹事、不怕事”,由此演绎为中美关系某种发球接球状态,也类同于美国出题、中国答卷的样子。

  这样一种状态就给我们预测评估“战略竞争”方式方法带来很大困难,因为这等于是要预测评估今后霸权将对中国采取哪些行动举措,而几十年来的实际经验证明,中国那些智库以及相关专家学者们有关这个问题的预测,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参阅笔者文章《张志坤:战略预判缺位,源于对霸权估计不足》)。

  有鉴于此,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就有关“战略竞争”的方式方法问题做出如下几个设问:

  其一,是擂台赛,还是群殴?

  显而易见,“战略竞争”如果属于前者,则显得比较“公平”,但如果是后者,则无异于恶劣的丛林行径。霸权会同中国展开一场比较“公平”的战略竞争吗?

  事实上,霸权从来没有给予任何对手以这种“公平”的待遇,对中国也一直都是这样。尽管美国当局一直大言不惭地宣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他们所奉行的规则从来都过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事实上就是强盗法则。美国是这样干的,也是这样说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并没有掩盖和隐藏自己的强盗嘴脸。在巴厘岛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中,美国总统明确宣告,“美国将继续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包括投资于国内的力量来源,并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持一致”。这段话在文辞上冠名堂皇,实际上就是宣告要坚决调动一切内外力量围殴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美国“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持一致”,而是美国的走狗与仆从们必须遵从霸权的旨意。

  其二,点到为止,还是痛下杀手,生死听天由命?

  既然竞争就有输赢,即便不讲输赢,也要分出高低上下先后才行,这是起码的、最基本的结局。在这个基础上,竞争的结果还可能决定竞争参与者的位次高低、权益大小,直至生死存亡。如果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果能否停留在起码与基本的层面,则属于点到为止;如果是中间层面,那就属于适可而止;而最后一种,则就要痛下杀手、一决生死,结果听天由命了。

  中美“战略竞争”究竟属于哪一种呢?

  理想的状况当然是点到为止。但达成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历史经验很残酷,按照美国战略学者的说法,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结果基本上都接近于最后一种。譬如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冷战也属于一种竞争,赫鲁晓夫就将其形容为和平竞赛。对于这个竞赛,他的确想得很好很美很浪漫,但实际是对方却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结果尽人皆知,那就是以苏联垮台崩溃而告结束。“战略竞争”也难以避免走到如此地步,现如今霸权对中国下手并不容情,将来也要决出胜败生死,只不过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而已。

  其三,会不会像对待俄罗斯那样对待中国?

  目前美国同俄罗斯的关系耐人寻味,美国既没有将美俄关系定位成新冷战的关系,也并未将其形容为“战略竞争”的关系,唯一明确予以昭示天下的,是俄罗斯在美国战略对手中排名第二,在霸权主导下的全球战略棋盘上,这是俄罗斯十分明确的战略身份。

  一直以来,美国对这个位居第二的对手做了些什么,人们都已经有目共睹。对中国来说,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对于中国这个排名在俄罗斯之前而位居第一的战略对手,美国下手是将重一些,还是轻一些呢?如果说,针对“一号对手”理应比针对“二号对手”更使劲、更用力、更狠毒的话,那么,一个起码要提出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像对待俄罗斯那样对待中国呢?

  对此,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意见(参见笔者2014年文章《俄罗斯能顶住制裁,轮到中国怎么办》)。有人坚称不会,有人说将有过之而无不及,究竟谁说得对,都需要靠事实来证明。但摆在眼前所有中国人必须直面的一个迫切的问题是,霸权会不会用一个新北约来遏制围堵中国。

  答案显而易见,那就是美国正在进行这个努力,拜登总统有关同中国战略竞争要“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持一致”的表态就说明了一切。因此,只要看看北约都对俄罗斯干了些什么,就知道新北约将对中国干什么了。

  其四,会不会打代理人的战争?

  借刀杀人是美国称霸全球、横行世界所惯用的把戏,其中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打代理人战争,眼下的乌克兰战争就是鲜活的实例。

  “战略竞争”的过程中,美国会不会也对中国放这样的大招呢?

  这个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同样争论激烈。有人认为不会,这些人惯于渲染世界各国纷纷倒向中国,而霸权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一副孤家寡人的可怜相。但很多中国人认为,霸权正极力武装日本,极力扶植印度与韩国,鼓动和支持他们固有的对华战略野心,这个做法居心叵测、十分阴毒。对霸权而言,只要把印度与日本的战略野心充分开发调动起来,就将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造成战略性牵制;只要把韩国开发扶植起来,韩国北进与武装统一半岛的冲动就将越来越强烈,同样也将给中国造成显著的战略压力。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中日在钓鱼岛等海域打起来,还是中印在漫长边境线上发生冲突,或者朝鲜半岛陷入战火之中,美国都将因此享受到极大的渔翁之利。正因为这样,所以日韩印这三国对美国至关重要,是美国赢得对华“战略竞争”不可多得的战略杠杆,长期以来白宫当局正在极力加以撬动开发。至于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其有无得失对“战略竞争”的成败其实无关宏旨,也无伤大雅。

  因为对霸权采用上述方式方法的可能性争议很大、莫衷一是,所以时至今日,整体上说,有关“战略竞争”的方式方法问题依然让人有云里雾里的感觉。

  四、双方怎样互动,开启了新的探索

  “战略竞争”是一个双方互动并在互动中加以演进的过程,现如今中美双方已通过包括元首会晤在内各个层面的往来对此做了充分的诠释。譬如,中美两国元首同意他们将继续保持经常性联系,同时还责成两国外交安全团队持续开展战略沟通,跟进他们讨论的重大问题,落实他们达成的共识。美国务卿布林肯将很快访华,跟进两国元首会晤的后续工作。除此之外,中美两国的财金、经贸团队也将围绕宏观经济政策、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沟通与协调。

  由此看来,中美两国关系一复旧观,即将再次绽现密切往来的动人态势,由此开启了新时期新的互动进程,这使我们不能提出以下几个疑问:

  其一,冲突与战争是否能得以避免?

  始终都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美国设置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下进行激烈的“战略竞争”,中美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因此爆发战争的危险性极大。

  有人对此则不以为然,他们认定中美关系有“压舱石”,也一定能够找到“压舱石”或者“稳定器”。为此,中美双方都有很多人在极力寻找,用美国方面最新设计出来的战略术语来说,就是什么“护栏”,即中美“战略竞争”要设置边界和范围、底线与红线,不许犯规出圈。这看起来很有一些西方那种拳击擂台赛的味道,赛前双方握手致意,赛后拥抱祝愿,这样的“竞争”当然也就没有冲突与战争的可能了。

  上述中美两国高层往来互动,可能就是瞄准了这样的目标。通过沟通互动,中美双方都对搞好今后的中美关系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决心,他们发誓要管理好中美“战略竞争”,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找到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结果究竟如何,现在不得而知,大体上只能等待事实来回答。

  其二,是否可能开启新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

  事实上,中美之间密切往来的战略性互动,此前已经有过热火朝天的实践经历,集中体现在声势浩大的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从2009年7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15年6月,中美两国高层先后进行七轮对话,双方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进行全面的磋商沟通,据说取得了无数重大的战略成果,从而使中美关系走上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但是,现如今的中美关系显然已严重偏离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因此,中国方面一直强烈要求中美关系应该“重回正轨”,而美国方面则积极呼应说要中美联手管理“战略竞争”。为此,双方新一轮大范围的密集互动看起来再次拉开帷幕,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会不会再一次轰轰烈烈地上演新形式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呢?

  显然,这种可能性不好排除,因为双方都从上一轮对话中尝到了各自的甜头,今后自然也就难免要乐此不疲了。

  不管怎样,现实情形是中美两国共同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一轮探索,这一轮探索将获得怎样经验与成果,人们只能致以良好的祝愿,但愿硕果累累而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其三,“说”与“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美国高层从来都辞藻华丽、动听感人。此次G20期间中美元首也是这样,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在过去“四不一无意”的基础上进行升级升华,创造出更加宏伟壮观的“五不四无意”,即“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这样的表达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简直是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但是,人们都知道,战略博弈中很少有言行一致、言出必践的事情,至少美国从来都是这样,估计在中美战略博弈中也不例外。所以,有关拜登及美国当局所有冠冕堂皇的言辞,一切有思维正常能力的中国人从来都嗤之以鼻,起码也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绝不会为这种欺骗所蛊惑蒙蔽。因为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证明,霸权从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因此,“战略竞争”过程中的中美互动必然是“说”与“做”的双轨制,即说归说、做归做,这就是新时期中美两国之间“说”与“做”的关系。

  如此互动探索之下,中美关系的未来形态很可能就将是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了。具体要看美国的实际需要:在美国能够集中精力与资源的时候,将对中国以“打”为主,中美关系就要紧张起来;当美国受到牵制,不能集中精力与资源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就要运用“拉”的一手,中美关系就相对缓和一些,眼下中美关系某种程度的缓和就是当前乌克兰战争背景下霸权被严重牵制的间接效果。

  五、“战略竞争”与“新冷战”的关系

  “战略竞争”与“新冷战”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又是中美关系前景中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有人认为,美国发动对华“战略竞争”,其实质就是发动一场“新冷战”。因为发动“战略竞争”的起因根据与“冷战”的逻辑高度一致,其指导思想同“冷战”的思维也高度一致,‘战略竞争’所依托的力量基础,所运用的手段方式,同冷战也别无二致。因此,许多人都毫不犹豫地将“战略竞争”描述为“新冷战”,认定“战略竞争”必然导致“新冷战”,而且也只有“新冷战”这种特定的形式,才能真正构成具有战略意义的“竞争”。

  但是,相当一些人却一直在矢志不渝地向公众灌输这样的观念,即美国发动对华“战略竞争”并不是要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而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要促进人类更好地发展进步。进行这类宣传的首推当然是美国及西方的政客及其说客、掮客们,随后还有中国的一众专家学者,其中尤以“公知”群体为甚,他们一致强烈要求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竞争”不要紧张、不要为此惕励戒惧,更不能为此操刀弄枪,而要放松心情,要不当一回事,要满怀热情地接纳美国意见建议,要真诚而不保留地同霸权合作,要两肋插刀般地为美国分忧解难,以此来取得美国的宽容、认可与信任。

  正是出于这样的目标目的,所以美国一方面对中国发动越来越激烈的“战略竞争”,一方面还极力做出如下两个表现:

  一是愿望十分良好

  以美国总统拜登为首,他们不断向中国向世界表达其良好的愿望,譬如此次巴厘岛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拜登总统许诺,美方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的制度,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冲突,无意围堵中国,说得十分恳切真诚。会晤以后,拜登总统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中美会激烈竞争,“但我不寻求冲突,我希望负责任地管理竞争”,“我绝对相信,(中美)无须进入一个新冷战”。

  这话说得是多么信誓旦旦啊!我们不能不说,这应该是拜登的愿望,但这个愿望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恐怕就不好说了。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21世纪的世界必须避免重蹈“冷战”的覆辙。两国应该正确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这些话都说得是十分透彻到位了,但包括拜登团伙在内的霸权统治集团能够听得进去入脑入心吗?

  二是表现十分友善

  多副面孔一直都是霸权主义者的真正嘴脸和一贯伎俩,对此人们已经领教得太多太够了。对中国也是这样,他们时而狰狞、时而伪善,这已经颠倒反复无数遍。在当前阶段,他们又对中国露出了笑脸,表现得十分友善。一个已经八十岁的老东西,如此做作和过分的表演,让人不免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从内心里感到恶心。

  但人们所要拷问的是,当他们换一副嘴脸的时候,将是一种怎样的狰狞呢?

  所以,霸权统治者的愿望也好,友善也罢,都只不过是他们用来演戏的外衣,实质是笑里藏刀、口蜜腹剑。对于这样的把戏,中国人民见得多了,也领教得多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坚决撕掉霸权这套外衣的勇气意志与实际努力还相当不够,以至于在中国人民面前白宫当局还打扮得人五人六,还穿得相当舒服自在,还能迷惑相当一些中国人,使之对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还存在种种旖旎的幻想梦想。

  六、历史参照与未来前景

  有句老话说的好,“历史的经验不可忘记”。观察中美“战略竞争”另一个重要的视角,是不可不对比当年的冷战,二者之间可比较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当年冷战时期也曾提出“竞赛”一说,也曾力图给这种战略性竞争设置各种“护栏”与“边界”,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值得今天加以充分的汲取借鉴。

  概括过去旧冷战有关竞争竞赛的设计安排,大致有如下两个突出特点:

  其一,都希望是良性发展

  当年美苏当局各自都把他们称霸世界的角斗形容得十分美好,赫鲁晓夫对此尤其热衷,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曾宣告说,“在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对巩固世界和平将有重要意义”,并为此提出了著名的“三和”理论,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和平过渡”。以“三和”理论为统领,赫鲁晓夫系统地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将不同社会制度下各国的和平共处视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和总路线。可以说,赫鲁晓夫的愿望十分美好。在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一时间所谓的“戴维营”精神红遍世界,比之今天白宫当局所谓中美共同管理“战略竞争”的设想与安排可能还要高出很多档次。

  其二,各自都有充分的信心

  对于通过和平竞赛赢得冷战的胜利,美苏当局各自都有充分的信心,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之间都承受不起直接战争所带来的损失,尤其是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争,更令他们望而生畏、望而却步,因而只能寄希望于通过非硝烟的混合性综合战争来搞垮对方,他们把这个战争美其名曰“和平竞赛”。

  赫鲁晓夫认为,打赢这样的战争用不着搞斗争、做对抗,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苏联很快就可以赶上并超过美国。只要苏联经济上超过美国,苏联就能赢得冷战的胜利,美国就得甘拜下风、俯首称臣了。

  同样地,美国当局也相信他们的制度优势,也完全相信可以通过非战争的和平演变途径能够搞定苏联,从而赢得冷战的胜利。

  应该说,在他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让人心惊胆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确实得以避免,但失败却照样发生,而且还发生的很严重,其标志就是前苏联彻底崩溃垮台。从后来的实际进程看,在“和平竞赛”中,美国当局继续打赢冷战的决心、坚定性以及持之以恒的精神,远远超过后来的苏联当局,而相比于美国资产阶级执政者,苏联统治集团在战略意志与品性上可以说是典型的外强中干、一代不如一代。赫鲁晓夫死得早,当然没能看到苏联垮台的一幕,如果他“有幸”看到这一幕,真不知道会做如何评价,会有如何感想。

  在参照旧冷战的基础上观察中美“战略竞争”的未来前景,可以做出如下初步判断:

  一是中美关系脱轨失控的可能性不大

  中美双方都有把控中美关系的强烈愿望,相应地也有足够的能力,即便两国之间发生冲突与战争,双方关系也不会走到无序失控的程度,可能会出现有限、可控战争的情形,大致上类同于今日美俄之间的状况。

  二是“战略竞争”良性发展的可能性不大

  推动中美“战略竞争”良性发展曾经是一些中国人的强烈愿望,这些人还希望再此基础上构建新时期中美关系竞争发展的新模式。不能不说,有关这些诉求在理论思想上都十分高大上,但实际得以落实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即便是中美共同管理这个“战略竞争”,但想要管理或者约束美国方面的行为方式与行动路径,那依然不可能。而一贯经验证明,霸权并不爱好和平,而是战争的策源地,同任何战略竞争对手的竞争从来都不曾良性,其统治者总要以挑衅及挑战为能事,制造危机与冲突历来都是他们的主要把戏,同中国的竞争也难以例外。

  三是“斗而不破”的总体格局将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

  展望“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美双方都没有彻底摊牌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不破”。即便发生武装冲突、爆发局部战争都可能是这样。在美国方面来说,因为受到多方牵扯制衡,霸权无法做到全力以赴对付中国,尤其是同中国对决可能给俄罗斯以可乘之机,这对美国而言十分危险;在中国方面来说,任何时候战略上都不能赌国运、拼侥幸,还必须持之以恒地为复兴崛起争取时间与空间(参阅笔者2014年文章《为民族复兴赢得时间与空间》),为此还要在相当程度忍受战略上的“胯下之辱”,维持中美“战略竞争”斗而不破的总体格局。

  总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并不望而生畏了,而是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适应,相关的认识与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了。尤其不能不提到的是,相当一些中国人一直十分担心美国彻底甩掉和抛弃中国,现在看来实际情形并非这样。从“战略竞争”的实际需要出发,美国并非要完全甩掉和抛弃中国,还要同中国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国依然能够继续同美国扭抱缠斗。至于还会怎么斗,恐怕一切乐观美好的愿望都是靠不住的,还是要有最坏的打算。过去的历史,总是未来最好的教科书。

  【文/张志坤,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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