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之：从“反专制”到贬“大一统” ——评冯天瑜“劝君少颂秦始皇”

　　中国转型，一开始打的就是“反专制”的旗号，“个人迷信”也好，“封建”也好，都是“专制”的引申或扩展，一回事。三四十年，不断深化，虽成强弩之末，但全世界的反共反华势力，依然将它奉为法宝。

　　近日武汉的又一位名人，借评论《大秦赋》发声：“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祖龙魂死二世亡，孔学名高万载长”。在愤怒声讨“绝世暴君”、“大屠夫”、“百家争鸣断送者”、“专制集权共主”的同时，又将“大一统”也顺捎进来，经过他的论证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大一统”也不一定是好事!

　　如果就是一部剧评，也无需在这儿争论。观其文锋芒所向，特别是“劝君”数句，“反其意而用之”，针对性挑战性极强，令人想起《别不了的司徒雷登》，都是黄钟大吕式强音，堪称双峰对峙两水分流。与方方的岿然不动一样，可以使人感受到公知们的坚守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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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与秦始皇的评论，争执了两千年，它绝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如何评价关涉到历史和现实的定位，各种社会力量都借之表达自己，特别是社会大动荡时期，争论更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博弈色彩。

　　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也。

　　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召唤亡灵演出历史的新场面现象，具一定的普遍性。

　　中国历史千年之大变局，是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开始的。就事论事言，先驱们不是没有片面性，但不能因之而否定彼时破旧立新的巨大历史作用。矫枉过正，亦普世现象也。其实，对五四的长短，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中就有过客观的论述。

　　随着其后的曲折反复，批孔和尊孔一直翻着烧饼。“尊”还是“批”，已经成为不同社会力量开展斗争的一种形式。鲁迅的《在现在中国的孔夫子》，真是一篇万年不朽的经典，使人常读常新，不把他黑倒至少边缘化，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秦始皇的评价，历史上并不是“暴君”一种声音，李太白就是颂扬派：“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正如杜工部赞曹操“英雄割据长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一样，在当时恐怕是主流。至于柳宗元的《封建论》，那就更带着理论思辨色彩了。

　　明清之际带启蒙色彩思想家，都借此做过文章。或借秦皇批判君主专制，或借肯定秦皇挑战传统。黄宗羲是批判君主专制的突出代表，“千古一帝”的石破天惊之论，则出自离经叛道的李卓吾之口。

　　到了21世纪，经历过五四洗礼和文革风波，冯天瑜教授依然高唱两千年陈词老调，已经毫无新意了。

　　百度中有这样一道为高考准备度单选题：

　　【历史学题库>中外政治思想史题库】：

　　柳宗元《封建论》指出：秦始皇建立帝国，以郡县取代封建，固然出自“一己之私”，却成就了“天下之公”。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则批评皇帝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以满足君主“一己之私”。造成其二人观点针锋相对根本原因是()

　　A两人代表的阶级不同;B两人官民身份不同;C两人所处时代不同;D以上观点都不对。

　　题目多少反映着当下中学生应有的思辨水平，比较博导的思维方式和论辩方法，不知是否有点尴尬?

　　真是：“教授从柳退，不及柳宗元。一转百八度，崇拜孔二先。”

　　问题不在思辨水平，而在“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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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在公知主仆的词典里，“专制”、“集权”、“个人崇拜”、“暴君”之类，是红色政权的同义语，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同义语。在“姓社姓资”的世界性博弈中，“反专制”一直是反共的基本武器，陈词滥调。

　　专制集权，属于暴君暴民;民主宪政和民治，是资本垄断的专利。

　　在理论上，多少受过马列浸润者，不难辨其是非，何况冯氏这样在文革期间发过宏论出版过专著的教授。马列毛被颠覆多年了，以致这里为文不得不重复点老生常谈以正视听。

　　国家是阶级对立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定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任何国家，无不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统一体。统治阶级维持统治有两手，暴力强制与精神驯化，被压迫阶级心甘情愿接受统治的常态，容易掩盖阶级专政的实质。历史终结后阶级斗争理论被边缘化，以红脖子为代表的美国中下层，不遗余力想通过竞选程序将川普推上国家权力顶峰以代表自己，不过是带着资本镣铐跳舞，扮演着可笑的悲剧角色。但在掌控话语霸权的媒体上，就成了民主范例。

　　任何阶级的政权，都是“专制”与“民主”的对立统一，它以一定的民主形式集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对被压迫阶级实施专政。

　　君主专制王朝是地主阶级实施统治的典范形式，议会制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实施统治的典范形式，它们都是阶级斗争与历史发展的产物。不能用政体的区别掩盖政权的阶级性质的区别，维护土地所有权对农民的剥削，与维护资本所有权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才是二者的本质区别——他们都是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专制政权。

　　政体，只是国体的存在形式，资产阶级的统治既可以是共和国，也可以是立宪君主国，王国大公国，甚至是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酋长国。

　　奴隶时代的罗马国家政权，有过共和制也有过君主独裁制，但对奴隶而言并无二致，你能说罗马共和制比帝制好吗?

　　封建时代历代王朝，无论怎样专制，都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所谓“民贵君轻社稷次之”，在本质上就反映者这种阶级关系。“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的外延扩大了，是从剥削掠夺尺度的角度，总结维护长治久安的经验教训。

　　君主专制，决不意味着皇帝老子可以一个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封建朝廷既是执政机构，也是地主阶级的议事决策机构。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以历史与圣道的形式作为施政遵循的经典，是指导和约束君臣行为的神圣规则，孔学即其代表。中央三省制约制度、监察制度、重大决策的廷议和部议、士大夫的奏折议政、御史给事中的风闻言事和面折廷争、中枢大臣甚至可以“不奉召”……这都是地主阶级民主的实现形式。从这一角度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讲的就是地主阶级上层两大势力在执政过程中的纠结较量，即使君权空前强化的明代，君主专制的权威也不是绝对的，他摆脱不了阶级基础的制约。

　　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过是资本股份公司形式的放大，民主发言权取决于股份的大小。美国总统不过是个委托责任总经理，金融军工财阀才是董事长。想碰触下美联储的神圣所有权，肯尼迪也会不明不白地暴死，至今仍不明不白。被公知精英奉为“五十年后不用变的”的民主典范香港，因为计划为港民开拓点建房用地，董建华就被金融地产资本灰溜溜赶下施政舞台。

　　这就是神而圣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封建王朝与资本共和国毕竟都是剥削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第一次实现了人民大众对剥削阶级的统治，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政权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将其诬为“专制”，是最卑鄙的是非颠倒和最无耻的洗脑欺骗。

　　斯大林的“暴君专制”与赫鲁晓夫的“集体领导”，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和叶利钦的宪政总统的独裁专制，与乌克兰的“民选”寡头“宪政”，能放到专政不专政的框子里称量其孰优孰劣吗?

　　生活是最好的课堂，

　　在公知笔下中国“专制”的“最黑暗”时期，草民有意见可以随便“炮轰”“火烧”各级长官，“暴民”冲击军管会解放军有“五不”，联动六冲公安部连副部长都被拳脚光顾，毛泽东的“第一红色公主”也同样去鲤鱼洲“蹲牛棚”……倒是“专制”反了三四十年，农民工周秀云就因为“非法讨薪”被踩横死JCH脚下，骂副科书记一句“草包”立马被拷走，更不要说大老板们的作福作威了。

　　公知精英“反专制”几十年，“毛泽东走下神坛”，中外老板走上了神坛，血汗工厂才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专制王国。19世纪工人阶级通过流血斗争争得的8小工作制，毛泽东时代早成无需置疑的常态，反专制多年后却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狼狗保安管控和随时炒鱿鱼威胁成了新常态，“黑窑奴工”、强迫卖淫、过劳死、几连跳、996的歌咏，是他们赐给打工人的“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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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专制”，公知精英还给共产党制作一定“封建”的帽子，高张尊孔与“软埋”土改的公知，才是反封建的斗士。

　　冯天瑜曾浸润过的理论常识告诉我们，废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土改运动，才是最本质的反封建变革。印度独立缺了这一课，至今实行“市场经济”还背着种姓制度的沉重包袱举步维艰。中国不是当年这一课上的特别好，“转型”后的招商引资“有水快流”和房地产大开发，看不见手的随意扩张，能够如此畅行无阻吗?

　　土改被“软埋”之后的中国社会，“封建”云云是越反越少了，还是越反越多了呢?

　　在“专制”统治的贫瘠黄土地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能够轻松告别“二诸葛”和“三仙姑”;经历几十年“反封建”之后，他们迅速衣锦荣归，队伍飞速扩张。

　　近些年，旧物光复，沉渣泛滥，僵尸复活，社会空气中除了熏天的铜臭，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家谱、祠堂、阴宅、风水、八卦、风角、推背、纳妾、黄赌毒等等，招摇过市。则天、慈禧、贵妃、雍正、乾隆、末代皇帝满天飞。企业与机关选址看山向，文体明星出场择吉日，在“告别革命”的鼓噪中，与信仰失落的同时,善男信女的队伍正飞速扩大，伪科学与邪教横行无忌，乡村的一些基层政权，已经是党、政、资、族权四位一体。“公主”、“太子”、“贵族”、“豪门”、“王”、“皇”、“帝”、“霸”，光怪陆离风吹满眼。刘文彩“落实政策”，“文彩豆腐乳”香飘四海，《白毛女》解读升华：杨白劳理应依法还债，黄世仁扶贫才是“人间正道”，喜儿嫁黄方为良缘，“发匪”和“拳匪”大遭挞伐，康、梁和孙中山都是极左“过激”，李鸿章、袁世凯重新审视，曾文正公重为典范，更不要说“包二奶”、养外室、黄赌毒的泛滥了——这一些，在过去都是不可思议、不敢想象的。

　　摘自旧文《反封建辨》，时隔多年已显陈旧，近些年，弟子规、二十四孝图、四书五经、女德班、名媛速成班等等风靡神州，成功阶层争相追逐，形成靓丽的风景线。

　　2014年2月12日举行的第十四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中国商界的顶级大佬一致呼吁“恢复乡绅制度”。《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声援，称“需要催生新乡绅阶层，只有创造新乡绅群体，乡村的秩序才能逐渐有序，乡村的历史才能被一直记录，乡村的文化才能日渐繁荣”。这制度，大概是对“村民自治”民主的一种创新了。人们对“乡绅”并不陌生，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和赵老太爷，《红旗谱》中的冯老兰，巴金《家》中的高老太爷，还有早成共名的黄世仁和南霸天，他们都是典型化了的乡绅，《水浒》世界里“太公”系列，更是“制度”化了的乡绅群体，可惜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制度”还如此美妙。

　　志得意满的新兴富豪，除了暴发的官气、买办的洋气，还带着浓重的中世纪的尸气。靠着权钱黑联手掠夺，财富膨胀得很快，但与“市场发育成熟”的洋老板比，还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西门庆的皮毛尚未蜕尽。穷乡僻壤的“土皇帝”自然封建，东南沿海前沿发达地区的大小老板也未见高明。《包身工》可以从课本中踢出，但“包身工”的管理方式依然传承……从致富方式到生活方式，他们都带着浓重的前资本主义痕迹。

　　资本封建化，乡绅资本化，在颠覆专制共建民主宪政斗争中结成联盟。《软埋》吹响了颠覆土改的号角，霸权话语齐声叫好，反映的就是这一生态。

　　公知们“反封建”就是反“土共”专政，反了几十年越反越多，根子就在这里。将这笔账甩锅到毛泽东头上，是卑鄙的。毛泽东反封反资的闸门被打开了，毁弃了，沉渣滚滚沧海横流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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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君少颂”除了深化批判“暴君”，还将“大一统”的是非推上质疑的审判台。

　　他们让秦始皇肩负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反专制”，一个是贬“大一统”。

　　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统一”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多个方面，“大一统”云云多是从疆域着眼，疆域幅员是最明显的外在标志。“大一统”是历史现象，它是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也在内外矛盾斗争中变化发展，与万事万物一样有自己的盛衰兴亡，它是静与动、平衡与不平衡的统一，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否定平衡的稳定性，无法认识事物，陷入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夸大平衡的绝对性，否定事物的发展变化，陷入绝对主义和形而上学。

　　无万年不变之国，也不能因此否定一定时期内国家存在的历史与是非，岳飞、文天祥与秦桧、吴三桂，张自忠与汪精卫决不能混为一谈。岳飞和文天祥已经成为爱国主义的精神代表和文化符号，不能因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就将历史虚无化，抹杀是非。

　　列宁有句名言：“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看待“大一统”问题，尤其需要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大一统与爱国主义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同的认识层面上也会意义各异。

　　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抗请，与郑爽的拒统，不能等量齐观。不能因为肯定晚明志士御侮抗暴而否定康熙评定三藩叛乱;吴三桂引清兵是民族败类，后来叛乱则是分裂国家。蒋介石割据台湾是反动势力苟延残喘;台独势力反蒋，那是把蒋作为坚持“统”的符号;蔡英文搞台独，以出卖台湾分裂祖国为筹码当儿皇帝，是卖国叛国而不是分裂割据问题了。

　　二战后德国、越南和朝鲜被一分为二，后来德国与越南实现了统一但途径各异。越南北统南是历史的进步，而德国西统东则是倒退，是戈尔巴乔夫的叛卖和世界性的革命退潮的产物。在国家民族实现统一的层面上，就不能简单臧否，至于国家统一后的社会进步，那是人家自己的事了。

　　朝鲜战争开始也是国家统一问题，南方磨刀霍霍，北方先发制人，爆发内战。国际反动势力借机出兵干涉并威胁中国，中国抗美援朝将美国联军赶回38线，奏响了反霸反帝的英雄主义凯歌。如此明白的是非，却被公知精英不遗余力地歪曲颠倒了几十年，以致英雄凯歌历40年才“跨过鸭绿江”。公知一切“以美国是非为是非”，哪里是什么统一分裂问题。

　　有些问题不能放倒“大一统”的坐标里考量。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希特勒占领欧洲大陆就是如此。他们不能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放到一起比较。俄罗斯帝国与苏联更是如此。冯文在议论问题往往随意切割拉扯材料，歪曲事件性质，推论和引导带明显“普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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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文大篇幅在俄罗斯身上做文章。

　　俄罗斯帝国固然是反动的“欧洲警察”，但当下更反动的“世界警察”，世界战乱分裂的总根源美国，却是公知颂扬的灯塔。芬兰“发展成先进国家”归结为摆脱帝俄，但乌克兰“摆脱”苏联之后，从一流经济政治强国变成乞丐国家，怎么就不谈了呢?用欧洲的发达抹黑苏联，更显得牵强附会别有用心。

　　“大一统”的苏联第一次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实现，开创了人类史上现代文明的新纪元。

　　二，苏联用短短20余年，将一个使用木犁的穷国，变成一个与美国旗鼓相当的超级大国 ，连丘吉尔都不禁赞扬。怎么到了中国公知笔下就如此悲惨了呢?

　　三，苏联的解体，是当政叛徒集团配合美国颠覆社会主义的结果，不是转型接轨市场化民主宪政改革的大好事吗?怎么又变成“一统大国俄罗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了呢?难道非得要想南联盟一样进一步裂变才能完成“现代文明转型”?究竟是因还是果?用“大一统”逻辑解释得了吗?

　　四，“西欧的一些分治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的发达，必须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坐标里求解，他们的富裕离不开对第三世界的掠夺和苏联“转型”后的输血。“是最先实现资本主义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云云，典型的资本普世逻辑。

　　五，苏联解体是国际共运与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性倒退，也是俄罗斯苦难的根源所在。在冯天瑜论证的坐标系里，这好像是天方夜谭，早被不言而喻地被颠覆了。还有一点点“初心”吗?普世逻辑，无需领证，久梦成真，典型的公知臆想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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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也与‘百代皆行秦政法’有关。既然如此，可以留下一句话：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不能因为“秦政法”到封建社会后期的负面作用而否定其整个历史作用。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和五四运动的批孔实质是反封建，包含着对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的批判。其后的历次“尊孔”复礼，包括今天的尊孔热，不正是对反封建的反动吗?

　　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失落三个，中华文明传承至今，与“秦政法”和“大一统”没有关系吗?秦法中保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的合理内核，并不是封建时代的专利。当代的“五独”和“中华邦联”设计，包藏祸心洞若观火，胡某人极力将“港人治港”模式扩大到边疆，就是想将大一统的中国推入苏联和南斯拉夫式的苦难深渊。

　　是否只有资本共和国才算“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人民共和国，一跃成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旗帜，东方革命与世界进步的中心，对改变历史做出巨大贡献。尼克松都高度评价毛泽东“改变了世界”，这算不算“文明现代转型”?

　　“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归罪于“秦政法”。用语模糊，隐含当下，不然的话何须今天大声疾呼。潜台词呼之欲出：中国“转型接轨”的艰难，就因为“批孔颂秦”的余毒未清，反专制“走回头路”，所以必须高张批秦尊孔大旗，高扬“民治”，“壮士断腕”“杀开一条血路”，才能真正“融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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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事论事，《大秦赋》的确有不少可议之处，但即使是剧评也离不开其产生的文化环境。社会转型之初否定毛泽东是浩荡主流，批秦始皇批吕后武则天一声独奏声势浩大，陈白尘“高唱一曲《大风歌》 磨砺胸中万古刀”，为韩信和杨修鸣冤叫好的《未央宫》和《曹操与杨修》风靡轰动一时。经过二三十年的冷却沉淀，随着毛泽东热的兴起，加上美国反面教员的启示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被虚无边缘化多年的民族国家意识开始觉醒，于是萌发“初心”——这就是秦剧勃兴的大背景，他与清宫戏热不是一回事。“抗美援朝”40年终得“跨过鸭绿江”也是明证。至于这些剧的局限，包括宫斗者，也是公知多年打造的文化生态功德，沉渣滥和尊孔读经，不能辞其咎焉。

　　冯文的目标并不在评剧。特别是“劝君少颂”云云，汇入了公知的交响强音。

　　比如考古发掘也已证实，“阿房宫未成”不存在“火烧三月未息”。作为专业史学家不应该不知道，可文中依然借此大做暴君文章，这就很不学术了。

　　意识形态之争离不开国际斗争大背景。美国要一超独霸，大力培育公知作为自己代理，经济上鼓吹新自由主义推进私有化殖民化，政治上宣扬普世借“反专制”颠覆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通过鼓吹“民主”“人权”，扶植反对派分裂不听话的国家。这是大战略，大潮流。

　　因为服从“政治正确”，冯文高张“反专制”旗帜并贬低“大一统”，矛头直指毛泽东，立论从普世观念出发，用实用主义拉扯切割材料，或以道德评价取代历史评价，带有浓厚的诡辩论和形而上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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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天瑜的际遇不免使人联想到余秋雨，同时成名后来却遭际迥异，颇富比较意味。

　　冯氏崭露头角于上世纪70年代，也许因为“拥护的人不多”吧，他的批林批孔文章居然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于是一举成名。余秋雨是文革中上海写作班子骨干，很写过一些影响的大文章。

　　以文革中“罪愆”言，余秋雨要超过冯天瑜;但就当时名气言，余秋雨则远不如冯天瑜。盖彼时唾弃个人名利，余氏之作遂淹没于“石一歌”“罗思鼎”(十一个、螺丝钉)中;而冯氏之《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入了老人家的法眼，遂得以个人署名出版，彼时罕见。

　　奇怪的是，余秋雨后来被众公知死死揪住不放，至今仍是争议人物;而冯天瑜的遭遇却截然相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名理论战线上的新兵”，一个华丽转身，以“劝君少颂秦始皇”再次崭露头角，用另一极端的面孔出现在在公众面前，其遭际颇带喜剧色彩。

　　这一聚讼纷纭的话题，其实并不难解。文革结束后余氏以《文化苦旅》开始暴得大名，成为新的明星公知，这令正宗公知明星心里极不平衡：你算老几，过去极左走红，现在又大红大紫，“根不正苗不红”，还如此猖狂!而余氏偏又极力撇清自己，越是撇清对方越是揪住不放，至今依然另类，不能融入主流公知世界。

　　冯天瑜不同，一举成名后销声匿迹，离开了公众视线。就之前之后看，批孔并非其一贯治学思想，与杨荣国教授不同，彼时为文多半靠政治敏感。因为能看清大势，趋时避害，及时更始维新，所以就融入新的公知圈。余秋雨如果不是后来暴得大名，或者被楸后“诚恳检讨”，也不至于为公知千夫所指也。

　　杨荣国教授文革前就是以抑儒扬法著称的著名学者，与毛主席可谓此心相通故受称道，评法批儒中扬眉吐气，结束后自然难逃一劫，乃至“痈发于背”而死。杨先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悲剧人物。

　　余氏与冯氏在学术上都有足可称道之处，不愧学者之称。其大作未及拜读，然就文论文，批评秦始皇的文章难觅学术味道，不像历史学家所为。“政治正确”，公知腔调，若遇《聊斋》瞽僧，恐难卒读也。

　　202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