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觉醒年代》观后感之六

　　陈延年，陈独秀长子，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毛主席曾赞赏道，“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到了他的天才”。可惜的是，如此优秀的一位共产党员，1927年牺牲于上海龙华，年仅29岁。

　　陈延年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早年他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反对派——无政府主义者。那么，陈延年是如何实现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呢？

　　陈延年早期笃信无政府主义，尤其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互助论》又在欧洲盛行。于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也“弃其物竞天择之口头禅，而谈互助矣。”

　　“互助论”认为“互助”是人类的本能，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毋须借助权威和强制；而没有权威和强制的社会较之有国家和权力支配的社会，更能保障人的自由、更完善、更理想和富有生命力。

　　很明显，“互助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水火不容。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有什么互助呢？

　　一战的爆发，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互助论”提出的互助合作和共产主义的幻想，很符合一些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所以提倡合作的“互助论”便取代鼓吹竞争“进化论”，在中国的知识界流行起来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互助论在中国传播广泛，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人都曾受过互助论的影响。五四时期，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建立社团，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无政府主义者也按照“互助论”思想建立了不少互助合作社团。

　　虽然无政府主义后来受到广泛地批判，并被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抛弃，但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思想界，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著名作者巴金，曾经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其笔名中的“金”字就来自于克鲁泡特金。

　　（无政府主义的标志）

　　《觉醒年代》中，为了践行“互助论”，陈延年在北大发起成立了工读互助社，招募了一批青年参与。互助社提倡半工半读，经济独立，财产公有。互助社内，成员思想各异，但都希望能探索一种新的美好的生活方式。

　　可惜的是，不到两月，社内出现经济危机，成员矛盾加深，互助社便宣告破产。什么原因呢？社员们做了讨论和总结，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的原因。

　　成员施存统总结道，“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凡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都要直接间接受经济的压迫”。

　　的确，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要说是互助社这种手工业作坊式的经济组织，就是一些大工厂也难免在竞争中破产。小业主们要想维持自己的生存，必须加强自我剥削，突出的表现就是极大地延长劳动时间，就像现在的小摊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