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里被罚看平台经济的深层问题：垄断还是“公地私治”？

　　鄢一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节选自鄢一龙、白钢、吕德文、刘晨光、江宇、尹伊文所著《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第六章“超级资本主义及其躁动的21世纪婴儿”。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本文授权推送时，作者略有修订。

　　信息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价值创造逐步从实物端向信息端转移，如同在虚拟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那样，原先作为实物端生产附属部分的信息端也开始反客为主。信息部门开始逐步成为价值创造的最大部门，数据的生产、管理和营销成为生产的最主要部门，根据腾讯发布的报告，2016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达到了22.77万亿元，已经占GDP总量的30.61%，这将使得传统的产业分类方式，可能都要重大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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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经济与超级资本主义

　　回顾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程，经历了自由竞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21世纪初，以虚拟化、信息化、智能化三大浪潮为标志，资本主义进入了超级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虚拟化使得资本的自我增殖反仆为主，替代了经由产品生产而实现增殖的过程，信息化使得价值创造从物质端向信息端转移，智能化使得机器对于劳动的替代加速，这三个趋势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信息化使得资本主义呈现出一个新的更高级的型态——平台资本主义。互联网平台成为生产和交易活动的新的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不但整合了生产活动、交易活动，甚至金融体系也在这一平台进行重新整合。

　　互联网平台把资本主义体系的优势推向了极致。网络平台的协作使得信息交换变得非常便捷，最大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与交易的效率。

　　新出现的分工协作是基于平台的协作。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又取决于市场的规模。互联网平台加上高效的物流，使得全国与全球的市场，真正地连接在一起。以前只能面向附近区域的生产活动，现在能够面向遥远的客户，而且有利可图，比如，双11期间，一个卖皮箱的淘宝店，一天时间订单就达到了几千多个，这在传统的市场中完全无法想象。

　　互联网平台的出现不但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更加有效利用，商品服务价格更加低廉，服务空前便利的时代。

　　互联网平台还使得传统市场中很难获得的社会资本与信任体系变的异常简单，基于技术平台的单一化的、均质化的信任体系，无疑比传统交易中通过交易的频次与长期的关系积累的信用体系，更为直接、高效与稳定。这就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并造成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快速下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互联网支付能够在短短几年间得到迅猛发展，中国正跑步进入“无现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