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周期率”来解释历史吗？

　　据黄炎培《延安归来》记载，当年，他与毛主席的著名对话如下：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有人说，黄炎培的“周期率”只触及现象，不触及本质。

　　实际上，他也不是没有作一点因果分析：

　　他将“因”归结为两个，一个是环境，即所谓“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以及后来“渐渐好转了”的环境；

　　一个是（人的）精神，开始是“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后来随着环境的好转，精神也“渐渐放下了”。

　　这自然也不失为一种历史解释论，虽然带有浓厚的“以现象解释现象”、停留在现象层级的味道。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观，很多都是如此。资产阶级的“谦谦君子”们都是“现象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杀气腾腾的阶级斗争语言”才是触及本质！

　　黄炎培不是马列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能捕捉到历史的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能有这样的认识，应该说已经有一定的进步性。

　　问题是，作为马列主义者，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能不能用这个“周期率”去看待历史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按照黄炎培的因果分析，如果把根源看做是所谓“精神”，看做精神的集中或懈怠，那么，也就是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主观、人们主观的变化，这显然滑进了历史唯心论的泥沼。

　　用不着说，我们身边是有很多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唯心论者的，我们思想上接触到的或明或显的历史唯心论也是很多的。比方说，把腐败归结为官员们过不了所谓“心关”，看成官员们“一念之间”的问题，不懂得或不敢触及变化了的社会环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是“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