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北宋——不是复兴目标而是历史教训

　　最近在“网易2022年经济学家年会”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下一个30年将是中国千年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上一个最好的时期可以回溯到北宋”，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像北宋那样重新站在了世界技术前列，“技术决定一切”，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搞的那些自信“有潜力的行业，现在全都重新活过来了”，下一个30年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认为北宋是中国最好的时期，并非是姚院长个人的看法，而是反映了当今学界的共识，况且姚院长对计划经济时期客观公道的评价，反映了姚院长是一个比较厚道的学者，不像北大另一个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那样，为了讨好现在而把计划经济贬低为“人均GDP低于非洲南部的落后国家”，姚院长他们认为北宋是中国最好的时期并没有说错。

　　北宋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水平的确是中国最好的时期，远远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比今天美国领先于世界的水平差距要大得多。不仅经济发展规模最大，科技发展水平最高，军事上开天辟地率先拥有了火枪火炮，包括民生方面都是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大家看一下《水浒》就会明白，武大郎一个半残废，单靠沿街叫卖炊饼就能够在搬迁后几年之内就置办起了一座带前后两院的双层小楼；郓哥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挎个篮子四处卖梨，就能够养得起家，还能给卧床不起的老爹治病；更让人惊叹的是被称为农民起义军的梁山108将，竟然没有一个是因为贫穷没饭吃而被逼上梁山的。

　　不仅经济、科技、文化和民生方面都很好，而且政治和法律的约束机制也比较有效。高太尉那么一个国家最高级别官员，要想找茬整一个普通教官林冲都做不到，而只能用家中宝刀引诱林冲真的犯罪后才能达到目的；张都监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省级一把手，要想加害武松一个囚犯都做不到，而只能把自家金银财宝塞在武松床下来陷害武松。像高俅这样的国家顶级官员和张都监这样的地方大员，都没有办法凭借手中权力整老百姓，可见当时法律约束之完善，官员对法律之敬畏，莫说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做不到，即便是放到现在也很难做到。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的上级领导或者上上级领导甚至更上上级领导想整你，还需要把一大堆人民币塞在你床下才能达到目的吗？

　　但是，虽然当时北宋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科技先进，民生富裕，法治完备，但是却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公平正义。请注意，当时北宋还仅仅是因为缺少公平正义，而没有其它历史时期那样存在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就已经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最惨烈败亡。可见社会一旦失去了公平正义这个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原则，即便是人人都有饭吃，也会有人革命造反。逼上梁山的108将就是如此，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遭遇，都是在对失去公平正义的生活绝望后，才从各个角落各自被逼上了梁山。这是水泊梁山与历史上其它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他们既不是被天灾人祸逼得活不下去而革命，也不是因反抗官府的肆意搜刮和血腥镇压而造反，而是各自失去了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把他们逼上了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