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试探计划与市场的有机联系
作者按：近期，在红歌会网(2022,1)读作者钟建民的论文《与卢世源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二）》和《与卢世源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四）》后，曾引起了我的深思。钟建民论文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始终没有提到马克思所论述的“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的集结点“劳动生产率”，始终没有讲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在文后看到有读者这样评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口头上的左中右派，还是精英阵营，甚至主流理论刊物和网站，更甚至是官方的任何人——还没有一个人从理论上把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清楚，更没有一个人能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因此，引起了我的重视！我在二十多年前已写成的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试探计划和市场的有机联系》，就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差别的，然而遗憾的是，国内刊物都不予发表？!为了告知读者，并引起人们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视，特在红歌会网发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
——试探计划与市场的有机联系
朱天明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现代市场经济。因此，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问题。经全面考察可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实质上是由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的间接表现形式交换价值规律（或平均价格规律）所决定；计划机制的调节功能实质上是由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的直接表现形式劳动时间规律（或价值量规律）所决定。计划和市场的有机联系是同一的价值规律——即劳动的物化规律（或劳动时间的凝结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所以会把计划与价值规律对立起来，那是因为受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自觉地把“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即交换价值规律，错当成了价值规律的“唯一”表现形式。计划机制的调节中心劳动生产率，表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劳动和生产）的发展程度，市场机制的调节中心价格“晴雨表”，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物质变换（分配和交换）的发展规模。计划和市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被动服从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市场调节的同时，深刻认识和把握价值规律，并努力学会对劳动时间规律（或价值量规律）的自主的计划运用，努力实现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统一，使社会经济的两个组成部分——生产和交换在发展中达到高度地协调。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价值规律 计划 市场 劳动时间规律
节 次：一、市场和价值规律
二、计划和价值规律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
——试探计划与市场的有机联系
朱天明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就告诉我们，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别于原苏联那种排斥市场的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又不同于西方那种排斥计划的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需要深入探讨计划与市场的有机联系。
按照经济学的界定，所谓市场经济，也就是“生产什么样的商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生产以及生产出来以后谁将得到它等问题，都依靠供求的力量来解决”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参见1992年11月2日《人民日报》五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百词解说（一）》。）据此可知，市场经济并不是区别于商品经济的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发达阶段，因此说，市场经济所遵循的仍是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在市场经济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价值规律。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就是要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并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使市场对社会经济的运行起积极的调节作用。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实质上是由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所决定。所以，要弄清计划与市场的有机联系，就需要深入了解计划、市场和价值规律的关系。
一、市场和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和客观要求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矛盾运动促进社会劳动的节约。
按照商品等价交换原则，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即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生产单位在商品市场上就处于有利地位；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即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生产单位在商品市场上就处于不利地位。在市场经济中，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矛盾运动是通过个别生产价格和社会生产价格的价格关系来表现。个别价值决定个别生产价格，社会价值决定社会生产价格。市场价格不是由个别生产价格决定，而是由社会生产价格决定。在社会生产价格已定，从而市场价格已定的情况下，个别生产价格若与社会生产价格一致，其生产单位就能获得平均利润；个别生产价格若低于社会生产价格，其生产单位不仅能获得平均利润，而且还能获得超额利润；个别生产价格若高于社会生产价格，基生产单位就不能获得平均利润，也可能根本得不到任何利润，甚至亏损。市场就是通过价格关系所造成的盈利、超额盈利和亏损之间的差别，形成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作用，产生压力，迫使各个生产单位争相发展生产力，努力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尽量减少对劳动的投入，或争取用同量的劳动生产出更多产品，以减少个别价值，从而降低个别生产价格，去获取利润。这样在客观上就会促进社会劳动的节约。但是，社会生产价格不是一个预定数，而是由数个个别生产价格在市场上自发形成的一个平均数，社会生产价格，从而市场价格，会随着个别生产价格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各个生产单位并不能预先知道社会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变化趋势，只能从自身所得到的盈利、超额盈利或亏损的结果中体验出来。
二是通过价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运动实现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配。
按照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市场价格决定于社会生产价格，社会生产价格决定于社会价值即社会必要劳动量。但是，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不是直接表现社会必要劳动量，不是直接表现社会价值，而是间接表现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社会价值所决定的一定量的交换价值。价格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或社会价值的制约，但是价格作为交换价值，同时又决定于供求力量的对比。按原则说，社会价值已定，则社会生产价格已定；社会生产价格已定，则市场价格已定。然而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商品按照与市场价值一致的市场价格出售的情况，只属罕见的例外。由于供求比率的不断变化，就会使商品的实际销售价格随供求比率的变化而变化，有时低些，有时高些。因此，市场价格就不是一个预定数，而是由数个销售价格自发形成的一个平均数。价格与价值的矛盾运动，是通过销售价格和市场价格的价格关系来表现。在市场上，某类商品的供越小于求，其销售价格就会越高于市场价格，该类商品就越卖钱多，越能盈利，因此，就能刺激社会扩大或加速对这类商品的生产。扩大或加速生产的结果，会使供求趋于一致，更会使供大于求，于是就会造成该类商品积压，迫使销售价格下降；某类商品的供越大于求，其销售价格就会越低于市场价格，该类商品就越卖钱少，越要亏损，因此就能抑制社会缩小或放慢对这类商品的生产。缩小或放慢生产的结果，会使供求趋于一致，更会使供小于求，于是就会造成该类商品稀缺，引起销售价格上涨。销售价格围绕市场价格（平均价格）上下浮动，调节着各类生产部门对社会劳动的投入比例。各类生产部门正是根据市场上销售价格高低和盈利多少决定生产与否的。
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所起到的两个方面的作用，也就被经济学界归结为市场功能和市场调节的优越性。但是，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会看到，市场功能和市场调节的优越性不是在事前，而是在事后自发地表现的，并且始终只是一个从商品价格的不断波动中自发形成的、且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数”为中心发生作用。所以，马克思把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的自发表现归结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见《资本论》第1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则把市场机制说成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虽然说市场机制对各种经济信号的反应都比较灵敏，但是，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滞后性还会对社会产生各种消极作用。例如，对社会劳动节约的自发作用，会造成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使工人遭到失业；对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的滞后作用，会造成盲目投产或转产，使生产资料遭受浪费；等等。对于市场机制自发性和滞后性的消极作用，经济学家早已观察到了，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史亦早已表明，这里我们也不再赘述。然而，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市场机制自发性和滞后性有消极作用，而在于市场机制为什么会有自发性和滞后性，这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我们能够看出，上述市场机制的两种调节功能，虽然都是通过商品市场上的价格关系来起作用，但是，不管参与市场活动的人的个人目的和所得是什么，市场调节的功能最后总是落足在生产上，落足在社会劳动上，这是为什么呢？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本来就是社会经济运行的起点。劳动产品必须首先被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作为商品用来交换，继而才会有市场；有了生产的发达，才会有发达的市场。然而要问：生产为什么不能调节市场，反而要受市场调节呢？显然，这是由历史造成的。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自形成的那个时候起，就是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和生产）为基础，尔后才开始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分配和交换）。在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时期，是生产支配交换，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和生产）占主导地位，而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分配和交换）则居从属地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活需求的不断扩大，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分配和交换）就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和生产）则被排挤到了从属地位，于是就形成了分配支配劳动、交换支配生产的颠倒关系。以交换盈利为目的、以雇佣劳动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交换支配生产这种颠倒关系的直接产物。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才把简单商品经济发展成为发达阶段的商品经济，才形成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市场经济的形成而确立，市场经济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这正是造成人们长期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原因。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滞后性，就是由交换支配生产这种颠倒关系所必然造成的；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最后也必然要回落到社会经济运行的起点生产上。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早已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实行了宏观的计划调控，并且对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滞后性规定了种种限制措施，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会改变交换支配生产的颠倒关系；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不认识甚至不承认市场机制的功能是由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所决定，他们主张引入计划机制的目的，不是为了调整交换支配生产的颠倒关系，而是为了调整资产阶级现实利益的需要。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始终不能制服那只“看不见的手”，不得不听凭“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的任意摆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为了要全面推行交换支配生产的颠倒关系，使资本统治劳动，而是为了利用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和调节功能，更快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单单依靠市场机制，仅仅依赖于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是不行的。我们还需把握市场机制，努力学会自主运用价值规律。
二、计划和价值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计划是作为与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形式市场机制的对立概念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计划经济的设想，是为了要消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使价值和价值规律随同商品经济一起消失。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往那种中央集仅式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按照上述原则建立的。所以，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一经建立，就是否定商品经济和排斥市场的。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曾起到过极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那种体制主要不是依靠经济杠杆来运行，而主要是依靠群众的政治热情去推动，所以，政治的决定作用一当被推到极端，不但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会起破坏作用，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也就随之暴露出来。关于这一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结局便是最好的例证。从“政治决定”变为“经济决定”，这是社会主义改革浪潮所涌现的一个共同点。
从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转向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体制，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使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先后陷于崩溃。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党的十四大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确定为“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核心”，这就给我们指明，坚持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统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
市场和价值规律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要问：计划和价值规律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如果说计划和市场没有一定的规律性联系，我们就不能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难以建立。因此，就会使中国改革处于两难困境；要么，转向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体制，就像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那样，使社会主义制度陷于崩溃；要么，回复到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使已经卓有成效的改革半途而废。为了使中国改革摆脱这两难困境，时代要求我们，必须打破传统观念，努力探讨计划与价值规律的关系，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如果按照传统的认识方法，只把我们的着眼点集中在市场和商品价格变化“晴雨表”上，我们就会把“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误当成是价值规律本身，因而会说，价值规律无从把握，无法运用，与计划无缘；只能适应，只能顺从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最多还会再加上一个宏观的“计划调控”予以限制，就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所做的那样。
既然说生产是社会经济运行的起点，那么，我们就应当把着眼点从商品市场上，转到产品生产上，以探寻价值和价值规律的起源。
我们已经知道，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如果我们严格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路前进，“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意义。”（见《资本论》第１卷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同样道理，把价值规律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规律，只是劳动的物化规律，这对于认识价值规律本身具有决定性意义。
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谕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科学的任务正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到这里我们应当明白了。马克思上段话中，谈到的就是劳动的社会功能和劳动的社会分配，谈到的就是劳动的物化规律，即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间接表现形式交换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因人类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所进行的劳动活动而客观形成的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价值规律是人的劳动功能的社会体现，是由人与自然的矛盾所决定，“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不是为了能够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反而是为了要“取消”价值规律，现在联想起来，那种做法是多么荒谬！
既然说价值规律就是劳动时间的凝结规律或劳动的物化规律，那么，价值规律在产品生产上直接表现形式的集结点无疑就应是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曾这样说过：“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见《资本论》第1卷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这里，“劳动生产力”当指劳动生产率而言。）这不正好是对价值规律的直接表现形式的描述吗？！据此，我们就可以把价值规律的直接表现形式概括为劳动时间规律或价值量规律。不过，这里所表述的是与传统“价值观”（货币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新的价值观（劳动时间价值观）；新的价值观（劳动时间价值观）更合乎科学。
生产和交换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两个不同方面，价值规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个方面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说价值规律在交换方面集结在市场价格“晴雨表”上的间接表现形式“平均数规律”，是无从把握、无法运用的话，那么，价值规律在生产方面集结在劳动生产率上的直接表现形式劳动时间规律或价值量规律，则是完全能够被把握、被有计划地利用的。依据劳动生产率对价值规律进行直接地有计划地运用，在历史上，人类早已不自觉地这样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能够提供这方面的足够证据。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价格变化所形成的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作用，迫使各个生产部门、各个企业，如果谁不愿遭到失败和被淘汰，那就必须加强各自内部生产的计划性，合理地配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从自由竞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垄断组织（如托拉斯、康采恩）以及各个股份公司，都能对其内部企业进行“十分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调节。恩格斯早已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以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有人曾指责说：是垄断导致了市场失灵。但是没有看到：是垄断滋长了计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计划正是在市场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作用的压力下，通过垄断组织而日益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向计划化的发展，使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的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
因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是由一个垄断组织在实行统治，而是有数个垄断组织在自由竞争，所以，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同样，即各个垄断组织内部的生产的严密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对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无法改变的。因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对生产进行“十分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调节，只是为了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以便获取最高限度的利润，并不知道也不承认是对价值规律的直接运用。但是，对生产进行“十分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调节，合理地配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创造高度的劳动生产率，把必要劳动时间尽可能地降到最低限度，不管当事人自己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是对价值规律的直接运用。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已经向我们说明，和市场具有有机联系的计划，不是从政治中派生的“计划”，而是在经济中、在社会生产中滋生和发展起来的计划；这种计划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取消”，而是对价值规律的直接运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就是能与市场有机统一的计划。从政治领域派生的如“国家计划”，不但不能与在社会生产中滋长起来的计划相脱离，反而应当以社会生产中的计划为基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探讨，在这里我们就能够作出如下概括：市场调节的实质是人类对价值规律的间接表现形式交换价值规律（或平均价格规律）的被动服从；计划调节的实质是人类对价值规律的直接表现形式劳动时间规律（或价值量规律）的直接运用；计划和市场的有机联系是同一的价值规律，计划和市场的调节功能为价值规律的两种表现形式所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被动服从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市场调节的同时，深刻认识价值规律，学会把握价值规律，并努力实现对劳动时间规律（或价值量规律）的自主的计划运用；人类对劳动时间规律（或价值量规律）自主计划运用的程度，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水平。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什么会把计划与价值规律对立起来呢？据我们研究，那是因为受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直观地把价值和价值的货币表现交换价值用在了同一个“商品体”上，而没有辩证地把价值和价值的货币表现交换价值分别归结到劳动产品和它的商品形式上（经济学界普遍都未注意到这一关键问题，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开头所作的“分析商品”，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分析劳动产品。因此，终不能突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以只注重了价值规律在商品市场上的表现形式，而忽略了价值规律在产品生产中的表现形式，以致不自觉地把“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即交换价值规律，错当成了价值规律的“唯一”表现形式；既然主张用计划去克服“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那就意味着要使价值规律和交换价值规律一起消失。脱离价值规律的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被改革，就使上述错误观点在实践中能得到纠正。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并没有“消除”价值规律的“计划”，而是改用了直接运用劳动时间规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曾多次提到“劳动时间的调节”和“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5页；第2卷第397页；第3卷第963页；恩格斯《反社林论》第304——305页；等等。）并且马克思早已指出：“节约时间以及在各个部门中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就成了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是极高极的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20页。）列宁也曾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今天，我们除了认真领会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之外，也无需再给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以不适当的指责了吧？！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提到的“节约时间以及在各个部门中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毫无疑问，就是指对价值规律的直接表现形式劳动时间规律的直接的计划运用。在过去，我国以“政治运动”为手段推动社会生产，造成了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极大浪费，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节约时间”和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的理论是相违背的。
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领导进行的中国改革，一直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贯彻。根据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如果同价值规律的直接运用联结起来，我们对上述标准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因为只有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才能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只有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才能为自主运用劳动时间规律提供可靠的物质技术前提。
要学会自主运用劳动时间规律，不但需要认清价值规律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而且还需要了解由其所决定的计划和市场在不同条件下所起的不同作用。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约，所以市场机制占统治地位，计划机制居从属地位。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也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交换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增殖”（见《资本论》第1卷第64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和动机就是赚钱，它把整个生产过程变成了只是为了赚钱的中间环节，把市场变成了资本家阶级追逐货币增殖和争钱夺利的“战场”，于是价值规律间接表现形式交换价值规律（或平均价格规律）所决定的市场机制，也就被推到了统治地位，交换价值的化身货币成了社会的主宰，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买卖关系；唯利是图、唯钱是图成了资本主义的“行为准则”。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是造成一个混乱动荡的社会。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受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约，则主要表现为劳动时间规律（或价值量规律），所以计划机制应占主导地位，市场机制应居从属地位。目前，不少人或许还会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不少人除只知道在市场经济前边加了个“社会主义”这样的关键性词语之外，事实上还真的不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什么根本区别，甚至还会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是完全等同的。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虽然早已不赞成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的“计划”，但至今并没有形成与市场有机统一的关于自主生产的计划；不少人根本就没有想到在社会生产中还会有价值规律在起作用。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交换价值，也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物化形式使用价值；不是货币增殖和赚钱，而是劳动产品的日益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和动机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就不能再把生产过程变成只为赚钱的中间环节，把市场变成追逐货币增殖和争钱夺利的“战场”。相反地，而应当把生产过程变成发展物质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挥劳动创造能力的活动场所，把市场变成协调社会生产，相互交换劳动成果和活跃社会生活的“服务机关”。这样，就必然会十分重视对社会生产的合理的计划调节，从而把价值规律的直接表现形式劳动时间规律（或价值量规律）所决定的计划机制推到主导地位，货币作为交换价值也就不能再成为社会的主宰，而将会处于同劳动产品商品形式的市场流通相一致的地位，成为商品流通的媒介。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的日益发展，成为社会主宰的将是自由联合组织起来的具有高度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力主体；努力创造，积极奉献，将成为社会主义的行为规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就能够得以全面地贯彻。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创造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和繁荣富强的社会。
当我们了解了价值规律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了解了由其所决定的计划和市场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不同作用，就能懂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关系，就会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上的根本区别。应当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与交换高度协调、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统一
根据计划、市场和价值规律的关系可知，计划机制的调节中心劳动生产率，表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劳动和生产）的发展程度；市场机制的调节中心价格“晴雨表”，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物质变换（分配和交换）的发展规模。计划和市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有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有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物质变换，社会生产力才能普遍地得到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才能迅速地得到发展，并得到广泛的交流和传播，人的劳动能力特别是智力才能普遍地得到提高，从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和生产才能被推进发展到现代化阶段，使人类的社会生活水平能够普遍地得到提高。因此，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会伴随着生产发展程度和交换发展规模的变化而变化。
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表明，交换支配生产的颠倒关系是一个必经的历史过程，因此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它历史存在的缘由；当劳动生产力非常低下，社会生产很不发达的历史时代，人类就不能不靠交换来推动生产的发展，就不能不接受市场调节。“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市场变成了争钱夺利的“战场”，把生产变成了只为赚钱的中间环节，因此把交换支配生产的颠倒关系也推到了极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剥削，使交换和生产处于空前的对立状态。
社会经济的现时代发展，愈来愈需要交换和生产的协调一致，愈来愈需要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统一。不管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交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多么地重要，但是，由于各种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生产总不能无限度地发展，况且，盲目生产所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直接危害和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利益的社会一致性也日益形成共识。人类不但愈来愈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生产，而且愈来愈要有计划地开发资源和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环境。以赚钱为决定目的，以雇佣劳动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愈来愈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也已预测到“自由放任主义的末日”，他们指出：“令人尤其惊讶的是，共产经济体制破产之后，听任市场机能决定一切的放任主义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反而遭到汹涌的质疑和反省。”（参阅1993年3月18日《参考消息》7版·略。）我们应该看到，世界资产阶级也在动手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调整交换和生产的关系，调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不过，它们决不会自觉地意识到这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所决定的价值规律在起作用。
现实已告诉我们，当诀别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是不能转向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体制，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崩溃便是例证。我们应当开拓出新的道路，不但要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要合乎社会发展规律。我们相信，中国改革在党的领导下能够健康进行。党的十四大报告已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在当今世界上，可以学习和模仿的唯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模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等。可以看出，受人与自然的矛盾所制约和价值规律的客观作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已经向着使市场与计划有机统一的方向自然演变，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之间的差别，已经展示了这种历史演变的趋势。
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模式是较为传统的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政府通过法律和执法程序，来保证市场竞争，有人叫它为“分散的市场经济”；德国模式是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长处，比如“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等等，后者不能妨碍市场效率，因而又称“社会市场经济”；日本模式注重经济关系的协调和和谐，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前提下，着力解决宏观经济体制的互相约束和彼此协调，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因而也被称为“协调型市场经济”或“社团市场经济”。（参阅1993年1月3日《人民日报》八版·《西方市场经济几种模式》。）
目前美国模式已遭到美国人的质疑；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已经起用“反古典”经济学派，要利用计划机制改造美国模式。与美国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模式。日本模式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工人已参与生产决策，并影响到分配和交换。从国家政府和民间企业，形成了互相衔接的各种计划，如家的“长期计划”、“中期计划”、“短期计划”，企业的“年度计划、半年计划、月计划、周计划、工作日计划”，以及职工“以小时或分钟为单位计算”的生产完成计划，“一切几乎都是按计划准时进行的。”因此，日本模式又被称为“计划化的市场经济”。（参阅1993年1月7日《人民日报》7版·《日本经济运行的三大特征》。）由于日本模式中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紧密配合，产业工人“他们已经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国家前景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在使日本经济得到高度发展的同时，并促使日本社会发生着向“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的转折。（参阅1993年2月3日《参考消息》4版·略。）可以说，日本模式代表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演变的未来趋势，因而就更具有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特征。
像任何一种新事物的诞生往往会在孕育中经历一个“返祖”过程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在孕育中也要经历一个“返祖”过程。特别是当刚从“中央集权式计划”的长期束缚中解脱出来被“推向市场”的时候，多数人的心目中就会只有市场，而没有计划，甚至还厌恶计划。社会上将要通行的，就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仿，并且还会是照搬；不是照搬日本模式，而是照搬美国模式。因为美国模式是自由放任式模式，更多地保留着市场经济的原始形态，比日本模式更容易照搬。我国社会也不可能马上就学会使交换与生产协调一致，现有的生产力、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劳动力状况也不允许，必然还会使交换支配生产、商品经营者支配产品生产者的颠倒关系，再盛行一个历史时期。因此，随着“下海”、“捞钱”行动所掀起的经商浪潮，使“市场万能论”、“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以及与这相联系的各种投机欺诈行为、腐败丑恶行为、暴力行为，都会在中国社会得以历史地再现，这是毫不奇怪的。然而，这只能是短期现象。
受价值规律在交换和生产两个方面的不同表现形式所支配，在市场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作用的压力下，谁只要不是甘心失败和任凭淘汰，就一定会重新形成一个新的与市场具有有机联系的计划观念。市场机制的调节会教训人们慢慢懂得：盈利赚钱的根本诀窍并不在于抬高物价和投机、弄假，而在于降低成本和讲究信用、质量。因此，为了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就一定会重视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就一定会重视对劳动力素质的培养和劳动技能的训练，就一定会重视对劳动资料（生产工具）的技术革新和生产工艺的科学改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和核算预测等就一定会逐步地得到加强。……概括为一句话来说，就是一定会形成直接运用劳动时间规律或价值量规律的计划。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计划和市场，不仅是不同的“两种经济手段”，更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而是由价值规律在生产和交换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所决定。当我们已经认识了价值规律及其两种表现形式劳动时间规律（或价值量规律）和交换规律（或平均价格规律）的不同作用，根据计划和市场对经济运行的不同调节功能，努力学会自主运用价值规律，努力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统一，使社会经济的两个组成部分——生产和交换在发展中达到高度地协调。只要我们自觉地坚持这样去做，那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1993年3月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