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 | 回乡偶记二则（其一）：我的父亲

　　趁着孩子暑假，笔者一家四口回到了家乡。

　　因为防疫的种种繁琐，这两年笔者数次只身回老家，两个孩子已有三年多没有见过爷爷奶奶了。

　　前些年笔者曾把父母接到身边，但因为人生地不熟、父亲也不习惯大城市钢筋水泥里牢房般的生活，往往待不到十来天就嚷嚷着回老家。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更主要的原因，笔者猜想他大概是觉得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不想给我增加负担吧。

　　而今，71岁的母亲照旧还在种地，74岁的父亲照旧还在工地做杂工。收入虽然不高，但足以支撑他们的“自尊”，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几个子女给他们寄钱，给子女减负；母亲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做了一辈子农民，天生的劳碌命，闲不住的”。

　　父亲在70年代后期就以“农民工”（计划外用工）的身份，被从生产队招进了县里的城镇集体性质的建筑队当“泥瓦匠”，如果公有制不毁灭，他或许有希望成为正式工、端上“铁饭碗”；然而，80年代建筑行业的用工制度首先被改革，建筑队转为私人承包，曾经的“领导”变成了“老板”，而父亲也成了改开之后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

　　父亲性格木讷、不善言辞，但也正是因为父亲老实，干活又踏实、勤奋，被原先的领导（也是后来的老板）所“器重”，让他管理一个几十号人的建筑小组，负责安排任务、计工时、发工资等等。

　　80年代中后期，分田单干后粮食征购价格提高的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已经大量出现，为了生存不得不另寻出路。于是，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着父亲进了建筑队伍，父亲既是他们的“师傅”，也成了他们的“小包工头”。

　　但是，因为生产队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熏陶，农民出身的父亲笃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笃信干多少活就应该拿多少钱，绝不多吃多占。当老板已经发大财、其他的小包工头也成了万元户的时候，父亲照旧还是老样子，他的所谓“小包工头”角色更像是曾经的生产队小队长；尽管会被那些先富起来的亲朋好友看不起，但父亲总是一副乐观开朗的样子。

　　90年代初，哥哥、姐姐和我都在上学，学杂费年年见涨，父母咬着牙没有让我们像村里很多孩子那样辍学。但是，父亲当泥瓦匠的收入以及母亲极其微薄的种地收入，已经很难维持家里的开销，父亲被迫离开家乡，又当了几年煤矿工人。笔者人生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我家里的油菜花田由下乡的照相馆师傅拍摄，邮寄给父亲的。

　　90年代末，房地产业开始兴起，建筑行业用工需求大增，父亲又随着打工的人潮到了大城市，干起了老本行。此时，他曾经的徒弟反过来成了“领导”他的包工头。每每春节返乡，父亲总要抱怨徒弟“心黑”。其实徒弟念及情谊已经很照顾他了，他只是看不惯徒弟“截留”“吃差价”的行为。社会风气、人心皆已如此了，父亲也只有抱怨两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