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二舅”、“三叔”很多，他们只是生不逢时罢了
7月25日，B站视频博主衣戈猜想的一则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目前仅在B站点击就超过2000万。
关于这则视频，原本不打算谈什么的，视频里二舅没有说一句话，全是文案作者在替二舅表达，而作者有自己的态度，态度就鲜明地体现在标题里——“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事实上，视频播主想要代表的当代年轻人的遭遇——“阶层固化、996、职场PUA、住房医疗教育等新三座大山”，有哪一样是所谓的“精神内耗”呢？不过是外在经济的压迫内卷到每个个体，造成的种种“精神焦虑”。视频中的二舅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坚强、都乐观，但二舅有没有自己的焦虑呢？显然我们从文案本身得不到准确答案。这算是笔者对视频文案标题以及作者的一点批评，当然，整体上讲，笔者依然要感谢博主分享了二舅的故事。
然而，某媒体在视频大火后下场的评论，却令笔者仿佛吃到了只苍蝇般恶心：
视频里呈现出的一系列元素——城乡差别的扩大和农村的凋敝，年轻人出走、野猪出没；留守的老弱病残得不到照顾，60多岁的残疾二舅为了不拖累养女、还要“自食其力”；养女夫妻买房还得掏空了残疾二舅一生的积蓄；姥姥几度要自杀（为什么要自杀？无非是不想拖累本就残疾的二舅，90年代以来的农村老人自杀现象还少吗？）——拼接在一起，就是一幅很典型的当代农村画卷，二舅的“饱满人生”背后隐藏的究竟是幸福还是苦难呢？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追问，这样的局面是怎么造成的？而绝不应该拿有着强大内心的二舅，去鞭策那些打算躺平的年轻人起来“奋斗”。
而另一方面，在看到网络上围绕视频的一些讨论和过度引申，已经上升到对毛泽东时代的“抨击”，笔者还是忍不住想要说几句。
知乎答题“如何评价视频博主衣戈猜想发布的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下的一个高赞回答，将二舅的残疾悲剧归咎于“那个混乱的年代”，耽误了预防接种：
而某些自由派的自媒体则是阴阳怪气地指责视频作者是在“歌颂苦难”，例如下面这篇文章声称，二舅的“隐忍和豁达，都粉饰不了当时的落后和不公”：
这样的抨击，大约是因为原视频里的一些元素戳到了某些反毛者的肺管子了。
例如，残疾证办不下来，二舅很失望，拄着拐辗转到纪念堂看“他”，因为“他公平”：
又如，二舅珍藏至今的笔记本上抄下来的密密麻麻的语录：
知乎的答主推测二舅致残于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并将此归咎于“混乱的年代”耽误了防疫。
然而，事实却是这样的：
1909年，奥地利的两位医生首先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1955年前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先后完成了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的研制工作；同年，江苏南通发生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小儿麻痹症大流行，截至1960年，我国每年约有2万-4.3万个孩子患上小儿麻痹症……
而当时的国际社会、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封锁、围剿我们，我们只能选择自救；在这样的背景下，顾方舟先生领导一大批医疗工作者开始了我们自己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工作，1960年，第一批500万人份的疫苗首先被研制出来并送往11个城市；直到1965年，也就是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那一年，缺医少药的全国农村才开始逐步推广糖丸疫苗，脊灰的发病和死亡才随之急剧下降，70年代的发病数较60年代下降37%。
而另一些人则将二舅的致残归咎于赤脚医生“水平低”，如果按照上面那位知乎答主的推论，二舅致残于小儿麻痹症，这其实不能怪那位“赤脚医生”，顶多是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我们的脊灰疫苗还没有那么快推广，更何况当时的糖丸疫苗首先用于五、六岁以下免疫力差的低龄儿童，而二舅则是罕见的十几岁才发病。
即便二舅真的只是因为赤脚医生的四针退烧针致残，这不可否认是二舅的个体悲剧。但以当时的整体情况看，正是几百万赤脚医生的出现，才彻底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救活了更多的人，使得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在那个所谓的“混乱年代”提高了14岁。而二舅本人更是通过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懂得了医理、学会了针灸，还能给晚年的姥姥做医疗保健。
尽管，二舅的确是在那个年代遭遇了致残的悲剧，但是，也正是当时的生产队让身残志坚的二舅通过做板凳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更有了锻炼的机会，从而成熟地掌握了一门木工手艺，在“自己顾自己”的改开年代有了较好地养活自己的本钱。
而二舅受教育的经历正是在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教育工作被后来的知识分子百般指责的年代，“缩短学时”、“重视实践”，才能教出二舅这样动手能力强的知识青年；更进一步我们还会从视频中发现，在“荒废教育”的“混乱的年代”，读初中的二舅竟然还有“全市统考”，致残后心灰意冷而辍学的二舅竟然被老师们“三次登门相劝”其复学。
更进一步，从二舅念叨的“他公平”和二舅摘抄的这些语录，我们不难看出，二舅身上的精神力量不正是来源于毛泽东时代的“精气神”吗？
当然，笔者的这几条，并非说那个年代就是完美的：如果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更快地改变，二舅也许不会致残；如果二舅所在的生产队发展的比较好，二舅就不仅仅是在生产队做板凳了，而是可能主持兴办起来一个做家具的社队企业，发展出华西村这样的雏形（当然，即便如此，像本号以前介绍的毛田公社，最终也逃脱不了被解体的命运）……也正是因为那个年代并不完美，还有很多问题，毛主席才要发出“626指示”，才要“继续革命”。
巧合的是，“二舅”视频刚刚在B站发出，笔者在这一天刚好也发了一篇十几天前的“回乡偶记”《忆三叔——劳动人民的《葬花吟》》。这篇文章绝非蹭热点，文章写于十天前，而文章发出时，平时不上B站笔者还没看到“二舅”视频。
当然，“三叔”的热度远远不及“二舅”，到目前点击量还没过2000，连零头都不到。不过，“三叔”的故事却与“二舅”的故事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二舅”因为四针退烧针而致残；“三叔”的儿子则因为链霉素过敏变成聋哑人——时间发生在以药补医、滥用抗生素的90年代初，不知那些指责二舅遭遇“混乱的年代”的人作何评价。
“二舅”因为自己意外致残自行辍学，而被困在了农村，没能“成为工程师”，“单位分的房子，国家发的退休金，悠游自适，颐养天年”；“三叔”则是因为1987年追剧《红楼梦》而高考落榜，又因儿子残疾而被迫守在农村一辈子。
“二舅”自学了木匠，心灵手巧会各种修理；“三叔”无师自通，仅凭说明书钻研会了机器修理——他们都是很有才能的人……
而无论是衣戈猜想口中的“二舅”，还是笔者笔下的“三叔”，他们其实都是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整整一代劳动人民的典型，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只是没有被“发现”。
在“人人向钱看”的时代，“二舅”和“三叔”都不能算得上成功人士，尽管观众也会惊叹“二舅”的心灵手巧，但又有几个人愿意过“二舅”那样的生活呢？或者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凭什么要求别人安心于这样的生活呢？
在"单向度"的评价体系下，“二舅”和“三叔”的聪明才智以及心灵之美，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在主流价值观下，他们只是沉默、卑微的一群。
而更令人窒息的是，如笔者在“三叔”一文写道的，“被市场大潮裹挟的亿万工人农民，在资本主导的工业化浪潮中被抛出了现代化进程，异化为廉价劳动力，丧失了人的自我实现的可能”。二舅一定程度的“自我实现”成为“健全的人”，还是得益于其在毛泽东时代锻炼出来的强大内心，而这反而不具有普遍性的代表意义；更多的劳动者，如笔者的“三叔”，眼睛早已失去了年轻时的神采，变得木讷、苍老……
如果农村集体经济不解体，“二舅”大概率如笔者上面所说，很可能带领社员支楞起一家木工社队企业，“三叔”则会成为生产队农业机械化进程中的弄潮儿，不仅他们的人生会不一样，农村的情景也会与今天大不相同。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