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吉坷德：《我的县长父亲》舆论乌龙的背后
互联网的妖魔化生态真的令人堪忧。
山东德州廉洁文化征文一等奖《我的县长父亲》被喷上了热搜第一。很多人看都不看，就以为是电影《夏洛特烦恼》中“我的区长父亲”靠拼爹获奖的情节在现实当中重演。
当人们发现这篇征文讲述的是50年代一位焦裕禄式的老县长，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并由黑转粉的时候，却发现主办方在舆论的压力下已经删除了这篇文章。
【禹城县首任县长于志明】
这一因为“县长”二字遭到误解的舆论乌龙事件，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网络的公共舆论戾气，看到了一种情绪的发泄，看到了这个社会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标志性的网络舆情大事件，并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甚至还很有一些故事性和娱乐性，但是这场舆论乌龙背后那种朴素而自然的对立，极端二元论的借题发挥，显而易见的社会撕裂却无法令人忽视。
忽然想起那个段子，一人不慎落水，当有人说这人是公安局的，路人纷纷散去；又有人说这人是法院的，人们皆驻足观其下沉；当听说这人是教育局的，人们蜂拥而回，以石投之。忽然落水者大喊“我是群主”，众人才合力将其救出。
当看到《我的县长父亲》根本不看内容就开喷的时候，当一个标题就能带来一场群体泄愤事件，当官员成了舆论众矢之的的时候，这一事件的投射不但没有任何娱乐性的欢快，反而让人们看到了这背后的沉重。
可怕的不是这种撕裂和针对，可怕的是这背后的秩序危机，可怕的是舆论轻易地走上极端化，更可怕的是对这一切视而不见。
征文的主办方在舆论风潮面前迅速删掉了这篇文章，给人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让人们又一次看到了什么叫作“劣币驱逐良币”。
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有没有话语权没关系，关键是不能出事。当鸵鸟把头埋进沙子，不但不能应对任何舆情，甚至连最起码的沟通都成了最大的问题。
估计从现在开始，任何带有官衔的父亲都会成为写作的禁忌。这不正常，这不应该成为时代的印记。
网络是社会割裂的直播间，当网络上什么都不信成为一种固化的社会思维，当戾气在这里蔓延集聚，当任何“无厘头”事件都能够成为社会情绪引爆点，必须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才能够制止这种事情的循环发生。
《我的县长父亲》舆情背后的刻板成见和社会信任危机说明了罗生门式的舆论撕裂。如果不能反省这种矛盾的动因，不能改写不公平的社会规则，也就无法缓解网络上的抽象愤怒，更无法根除现实中的官民对立。
一部文明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如同草蛇灰线时断时续，而从未间断的基本矛盾就是官民对立。《我的县长父亲》舆情的背后不是文学问题，甚至不是认知问题，而是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另类反映。
那句“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不经意中说出了官员的立场，他们常常下意识地站到了老百姓的对面，逐渐在这种意识中形成自己的伦理观念，拉开了与民众的距离，制造了共识的破裂。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就是科学的客观规律。如果不能超越贫富差距，阶层固化，官民对立，社会思潮的割裂和思想大分流则不可避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任何一场社会实践，如果人性始终得不到提升，而精神却不断地下降，并且完全被私欲左右，那么结局一定不会美好。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精神世界急需填充的年代，面对有着强烈逆反心理和强大解构能力的网络情绪，必须要寻找到共同的思想根基来恢复社会良序。
这种现状正在得到改善。“共同富裕”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纲，成为调动和凝聚社会资源的旗帜。
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经济纲领，还包括思想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裕。只有达到这一目的，才能平衡社会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博弈，才能弥合社会裂痕，才能使各个阶层都能从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才能有真正的共同目标和公共利益。
要想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我的县长父亲》中老县长的精神就必须在今日官员的心中复活，使他们同民众由“油水关系”回归到传统的“鱼水关系”。这对那些充斥着高人一等心理的人，是一个几乎看不到终点的挑战。
在这场舆论乌龙事件中，很多人收起了“40米长的大刀”，开始认真审视《我的县长父亲》，走进了老县长的世界，相信并接受了那种精神。
时代呼唤老县长，呼唤一切把人民的利益当作毕生追求的“人民公仆”。如果说这场网络舆论乌龙还有一点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提示了寻找“公仆”的重要性。
《我的县长父亲》最后的一句话，“天地之间有杆秤，大秤砣是老百姓”，看似朴实无华，却诠释了几千年来兴亡更替的规律，凝聚了全部安邦治国的智慧。
几十年过去了，在老县长高尚的人格面前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卑微渺小。老县长不需要我们的道歉，他希望我们在精神和情怀上能够超越他们，希望我们踩在他们的肩上能够距离新文明更近，希望我们能够让“周期率”那个幽灵彻底死去。
我们欠老县长的，不仅仅是道歉。
【据齐鲁网报道，德州禹城市委党史研究中心曾收到一份由热心市民捐赠的珍贵礼物——来自上个世纪的91本工作日记，日记作者是14岁就参加抗日的老党员于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