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官本位社会里跪着的大学老师如何教出站着的大学生？
2023年“双节”期间校园里举报老师之风惊动官媒扎堆报道，何以然？从文革到十年前的“唱红打黑”一再走样，归根结底都是官本位主义作祟。
2023年10月3日《北京青年报》某记者深度报道：“2023年春天，李萌入职了湖北一所公立小学，成为四年级的数学老师。她是记者采访中被举报次数最多的。粗略估算，在春季学期就有十几次，到最后，她‘听到那些举报的理由都想笑’。由此引起了关于教师被扩大化举报背后的担忧……”追根溯源，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针对大学、中小学与幼儿园老师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要求教育界坚持师德第一标准、对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并严肃惩处，校园里不实的“扩大化举报”随之而泛滥成灾。2023年8月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要对被不实举报的老师及时澄清公开正名，对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老师的蹭流量者坚决回击……我们该信哪种话？官话？人话？鬼话？“跪着的老师教不出站着的学生”，幼儿园里是这样，中小学里是这样，大学呢？
举报老师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的官方表态就能一语定乾坤的，能不能耐心的就事论事才是要害。举报老师的合理性不是一纸红头文件就能说清的，任何规则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衍生的所有问题。一言以蔽之，官本位社会在信息时代不可持续。校园里举报成风后心术不正的学生及其家长难免在教育界“猥琐发育”喧宾夺主，从幼儿园蔓延到大学甚至中科院都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大学老师在精神上要对官样文章跪着，对学校领导跪着，对学生及其家长跪着，对自家私货跪着，那么学生就要随之而对官样文章跪着，对学校领导跪着，对自己的家长跪着，对学校水课跪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象牙塔沦为官本位社会的太监净身房则难免误人子弟而遗患无穷。
“设不设教师节并不重要，如果学生举报教师受到鼓励，如果官员高高在上训斥教师，天天是教师节也没用！”于建嵘在2023年教师节重发了一篇“旧文”：于建嵘在文中，介绍了他的大半辈子教师生涯中两次被举报、两次与地方领导发生正面冲突的四个事例。第一次是在其所在学校的研究生院被邀请做演讲时被学生举报了，但调查的结果是他讲的都是事实，观点也没有问题。第二次是他被中国石油大学人文学院的饶院长请去演讲时被举报了，但饶教授将来调查的人痛骂了一通。第三次是在江西万载县一个大讲坛里给全县几百名党政干部演讲，直言该县搞大跃进式的开发区建设与乱拆民房不许法院受理，该县县委书记在请其吃饭时拍着桌子责问“我们这些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一怒之下痛斥：“你这种东西，有资格同我吃饭？！”于建嵘掀了县委书记的饭桌挥手而去，这个县里有人把县委书记当作政坛对手，将县委书记的举报材料送来，于建嵘当着这些送材料的官员的面将那些材料撕碎丟进垃圾桶，“我是教师，不是告密者，更不是什么人的打手。”第四次是在中国最著名大学的课堂上给一个省教育厅组织的干部讲课，于建嵘讲了这个省的几个事例。带队的女厅长冲到讲台上指责其不该批评他们省，于建嵘生气地猛拍讲台，“今天在这里没有什么副厅长，只有学员。如果不爱听，请你立刻离开教室”。女副厅长大喊：“这个课我们不听了”。但她的几十位部下没有一个跟着她离开教室，反而在她走后热烈地鼓掌，课后还排着队与于建嵘合影，课评还给了最高分。“尊师重教”曾被视为中华美德，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精髓，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此是有同感与共识的。于建嵘看不惯的是大家只会在教师节想起所谓的“尊师重教”，实际上却未能真正或完全形成全民上下尊重老师的意识与基因！官员随意训斥老师显然是“鼻子大压死嘴”的权力官威之表现，也是将老师视作听话小绵羊的官本位思维在教育界的延伸而已！权力而已对老师颐指气使而缺乏真正的尊重，教育往往只能成为权力从属的工具，老师缺乏独立的人格与思想又岂能教育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生？“学生随意举报且受鼓励”当然不对题，但老师就不能被举报吗？如果老师真正有违法犯罪等行为，包括学生在内皆可按法定程序举报。但如果是符合教学、学术甚至包括思想在内等知识范畴内的教学、研讨与探索也成了学生随意举报的内容与对象，这会让教育者人人感到自危，老师们只能照本宣科上课则会培养出一个个教科书模版下完全一样的复制品。老师们的政治观点当然不可能完全会得到学生的认同，这其实也是正常现象，师生间正常的有关知识、学术的争论可通过沟通、交流的方式解决，但不应嗅觉灵敏地予以上纲上线并采取揭发、告密的方式“整人”。哪怕老师的课堂内容中有重大错误也本该按规定的程序正常的互相批评或投诉，而不是采取如此龌蹉或激烈对抗的方式，这样的做法只会制造师生之间相互不再信任的人性撕裂，直至毁掉我们的教育甚至是社会互信的基础！2015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官微称：“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至今，‘告密揭发’思维还时常作祟。某高校期末题‘选出你认为翘课最多的3名同学’，这不是在鼓励学生相互揭发吗？一个经常有人‘打小报告’的班级，同学、师生间一定疏远而戒备；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去基本信任，甚至毁掉社会道德基础”。“人人互相揭发告密”盛行于内卷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类似的教训岂能无限复制？
“上梁不正下梁歪”，学校领导怎么看待专职老师，学生会干部就会怎么看待无权无势的普通师生。“莅临**单位”、“指导工作”、“发表重要讲话”等词汇散见于重要领导的活动稿件中，尤其是学生会干部检查宿舍的稿件中满是官话。“**学生会主席近日莅临我院学生宿舍指导工作”；“伴随着同学们热烈的掌声，校学生会主席、干部与各学院学生会主席陆续入座”；“校学生会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学生通讯员写活动稿满是“官话”，比如“在大家的笑声与掌声中，会议接近尾声，最后，校学生会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动不动就请吃或吃请，学生会干部社会气十足。不仅活动稿件“官话”连篇，学生会干部在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像社会官员，饭局上觥筹交错，社会习气十足。学生会主席、各部部长在部分学生心目中的位置甚至要高于专职老师，大学里学生会干部利用“官帽”为自己逃课的现象早就司空见惯了。大学生们普遍认同官本位，学生会干部就敢“反噬”专职老师。大学实行开放式办学之后引进了社会上上的不良文化，比如官本位意识侵蚀校园后学生会干部觉得在学生会值班比听专职老师的课“威风”，这就违背了大学教书育人的使命。学生会干部并不是一种官职，而是一种责任与服务。学校要健全学生治理结构，学生会干部应通过选举产生，学生机会均等，不能由个别人搞垄断。一句“主席是你们直接@的？”，让人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凌人的“官气”。写错学生会干部名字要“开大会检查”，社团要求给学生会干部发“节日祝福”等爆料……学生会干部年纪轻轻就讲“级别”、重“排场”，搞“抱大腿”“混圈子”“玩花活”等不正之风，表面上是因为学生会、社团的“席位”被保研、评优、求职等利益或明或暗地“捆绑”起来，大学生出于功利目的而不择手段谋“上位”，其深层逻辑则是官本位思想、官僚习气滋生的以权谋私、结党营私的“象牙塔”版本。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风气，引导青年学生扣好“第一粒扣子”，事关国家未来。青年之所以为青年，主要在于他们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学生会干部摈弃“官气”而脚踏实地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增长才干才能涵养朝气、弘扬正气，做一个鲁迅倡导的那种大写的顶天立地的人。北大清华等41所高校学生会曾联合发起“学生会干部自律公约”，呼吁恪守学生本分，不能倒置本末，牢记学生会、研究生会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坚决反对“官”本位思想与作风。现在很多大学对学生会服务同学的职责发挥不够，而是更多地将学生会当做代表学校管理学生的工具，于是部分学生会干部自以为是“管理者”，以“学生官员”自居而慢慢地滋生了官僚习气。社会上官本位思想与现象的影响也是导致部分高校学生会充满“官僚气”的原因之一，官员官僚习气严重也给学生会干部作出不良示范。学生会干部要正确定位，回归服务同学的初心，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各个大学也应注重发挥学生组织服务同学的职能，摒弃将其当做学校管理学生的工具的做法；政府艺严抓吏治管理，对官僚习气严重的官员实施惩处，大力淡化、根除官本位思想，让真正有利于高校学生组织回归服务同学的职能。消弭学生会干部道德“官僚气”，也是净化中国特色公务员系统“头痛医脚”的关键举措。
2021年某大学辅导员化名“柯柯&KOKO”发表博文称：深入接触学生三年之久。学生自我管理型，有赶一鞭子，走一步型，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型，有屡教不改型。第一种属于别人家的孩子，会自我管理，第二种与第三种属于自己家的孩子有必要鞭策，最后一种只能交给社会去管理，不是学校不管而是管不了，管多了会报警，侵犯人权。跪着的大学老师岂能教出站着的大学生？现老师这一行不如以前那么光鲜亮丽了，甚至属于高危职业。现在的学生及其家长都太懂“人权”了，有时会过度的运用人权，去危害他人。今天早上莫名其妙看了两篇关于家长要举报投诉学校老师的事件。现在教育局、学校都在把学生当成祖宗一样对待，将老师当成学生一样管束。家长是帮凶，一言不合就投诉，学校最怕被投诉，觉得被投诉是丢人的事，觉得投诉会影响学校发展，更有官僚主义觉得被投诉会影响仕途，于是一旦发生投诉就会跟孙子一样的道歉，立马处决涉事老师。导致现在很多家长比学校还强势的原因，就是因为抓住了学校怕被投诉这个弱点与社会舆论与法律保护弱势群体这一系列的原因，使得学校只能去压榨管制老师而不处罚学生。在这些层层保护下，老师成了弱势群体，他们无权无势，教书育人是他们本职工作，也是他们谋生之道。为了生存老师很多老师会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会扭曲了教育理念。老师们考教师资格证时可是一笔一画一夜一页的努力考取的！但到了岗位后发现，书上都是骗人的。做老师要委曲求全，那就会造成社会公司里的员工那样，得过且过，浑水摸鱼，不再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这样的人权保护下，你觉得是保护了孩子，其实是害了下一代，下下一代，下下下一代。在如此无底线无下限的维护学生，怕投诉，过度处罚老师，只会助长所谓的“为了维护人权”的家长的气焰，最终结果是祸延后世。长此以往，教出来的都是气焰嚣张的二世祖则谈何“科教兴国”？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只有经过系统教育，才能学有所成，你的孩子如果不能自我管理，孩子有所成就离不开老师的鞭策，如果你的孩子受不得半点委屈，你带回去自己教养好了。孟母三迁，岳母刺字都是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现在的家长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着手里怕热了。在这样的温室下，现在的孩子只会如现在被抵制的那些小鲜肉那样弱不经风，只长咪咪，不长鸡鸡的娘炮，一点男性特征都没有，都变成了娇生惯养的大姑娘，以后将连性别都不用区分了。不要再过度维护人权，不要再过度玻璃心，因为这样只会害了你们自己。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不是跪着委屈求全也！这样的大学老师教不出有出息的大学生，钱学森、邓稼先、莫言、鲁迅都不是在维护人权维护自尊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是经过了刻苦努力努力求学而来。现在很多家长乐意花钱买学区房，却不乐意学生受委屈，这不是本末倒置又能是什么？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在2010年9月17日举办的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批判社会与教育界某些人的功利化心态，认为教育不能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的德性培养与责任感的培育。杨玉良批评现在的学生急功近利，总希望找秘诀、走捷径，而老师“四处吃请，夸夸其谈”。（2010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复旦校长很愤怒，批完学生批教授，批完急功近利批浮夸之风，一副愤世嫉俗的架势。看客们自然会群情激昂，参与到对无德学生、无德教授的批判中来。但复旦校长的愤怒，并非真正的愤怒，原因在于只批学生与老师的复旦校长，更多地将问题归咎到人为因素，而对大学教育的体制问题只字不提。时下，大学生与大学老师，的确出了不少问题，譬如学术抄袭、不学无术、生活腐化，等等。但从另一个侧面讲，大学生与大学老师，也都是问题大学里的受害者，将所有的污水都倒给这两个群体，其实是错怪了他们。每位升入大学的学生，都很想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奋斗目标，但现实问题往往是“毕业即失业”。除了在城市里当“蚁族”外，曾经的天之骄子，似乎没有什么理想与追求了。不是梦想不够丰满，而是现实过于骨感。大学老师夸夸其谈、四处吃请，大学如官场而已。官场中本来就流行请客送礼上酒桌，在大学行政化日益严重的今天，所有的教育资源几乎都被行政系统垄断。不是大学老师们本身就喜欢吃喝，而是不走官场中的应景程序，项目就审批不下来，课题就得不到资金支持，无奈之下，许多大学老师们委身于权势。以上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学里的行政化与官本位化。身为大学校长，相信不会对行政化与官本位化毫无察觉。但杨玉良校长避重就轻，将所有大学中是有的问题抛给大学生与大学老师这两个“替罪羊”，这种批判看似很愤怒，实则很和善。大学问题与问题大学不是一个“大众痰盂”，有人骂得起，有人骂不起。体制外之人，自然能骂到点子上，体制内的人总是想绕着圈子打游击，相信这便是复旦校长欲言又止的根源所在吧！“坐电梯是有讲究的，最大的领导应站在最里面，旁边是第二领导，地位最低的要站门口负责开关电梯……”广西某重点大学开设就业指导课，将“官场礼仪”作为教学内容，大讲特讲“官场潜规则”，引起广泛争议。类似的大学课程并不少见。有媒体报道，广西、湖北、福建等地的大学开设的人际关系、社交礼仪等校级选修课上，也有各种各样涉及如何与领导相处的教学内容。堂堂大学竟然教授这样的东西，到底是想育人还是毁人？大学的功能与作用在于培养具备不骄不傲、不卑不亢、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独立社会个体，而不是教学生把精力花在“官场礼仪”这些“潜规则”上。“官场礼仪”只是官本位文化的衍生品，对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毫无裨益，只会助长等级观念甚至扰乱社会秩序践踏公民权利。比如近年来的火灾，让坐在第一排的领导先走，等飞机时让有“要务”在身的领导优先起飞等事件，概莫如是。这类现象长此以往，导致社会上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现在连大学也在给学生灌输这种思想，岂不悲哀官本位思想经过中国近五千年漫长岁月的沉淀，如今已在很大程度上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标准或价值目标，人们总是在自觉或自发地践行这些观念，“当官就是为了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都是这种思想的日常表现，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的进步。
大学行政化的官本位要害是行政权力全面掌控大学的资源配置，将其触角延伸到大学的教学、研究、管理等领域与环节，成为主宰大学发展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力量。行政的力量、官的权力高于其他一切。国内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就凸现出许多不利影响在这种体制里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导致大学腐败现象严重。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过度行政化是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力掌控着大学的一切，“学官”们掌控着如职称评定、课题申请、学位授予、教学评估等大权。在这种体制下，各种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肆意滋生，如论文或文凭造假盛行、金钱至上、关系为王，影响极为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中，部分大学争取项目不是靠学术积淀，而是靠到主管部门“活动”；出成果不是靠潜心研究，而是靠炒作；与“权钱交易”雷同的“学术交易”招摇过市。另外，随着大学在招生录取、经费使用、干部聘任等方面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多，大学领导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个别领导大权独揽，走向腐败，报刊媒体上时有披露。第二，激化大学内部矛盾。在官本位思想的不利影响下，各级行政领导掌控着学校的各种权力，大学的利益分配自然而然会向行政方面倾斜，因此，很多大学经常会有学术上平庸的人，凭借与校领导良好的关系，凭借行政权力，被评上了与其自身实际水平不相称的教授职称。这种歪风斜气与分配上的不公平导致大学内部矛盾的激化，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在社会上也形成极坏的影响。第三，违背师德师风教育。根据中央十六号文件，大学一直承担着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担。“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对老师的基本道德要求，但在官本位思想的不利影响下，很多老师只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比如经常只关心自己课酬发了多少，科研经费有多少与评职称等等，哪里还有心思对大学生落实思想政治教育？他们的这些利益观还会对学生造成极功近利、政治淡漠之类的不利影响。这种境况实在令人堪忧！第四，致使学术精神沦丧。在大学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大学老师学术成果造假、论文抄袭频发，“学术交易”时有发生，通过利益交换获取课题，等等。这些行为致使大学老师学术精神逐渐沦丧，高校学术精神受到极大的挑战，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不好的影响，大学不再是学术与学习的净土。第五，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德高为师，学高为范”,一个好的老师不仅要有高深的学识，也应有崇高的品德。老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不仅在学习方面是榜样，在做人方面更是如此，一个真正的学术大师，不仅在学术方面而且会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影响他的学生。但官本位体制下的大学氛围是不利于学生的发展的，甚至这种歪风邪气会引导学生向负面发展。第六，打击老师的积极性。在官本位体制的影响下，大学的“官”都比专职老师大，他们在很多方面与领域享有比专职老师更多的特权，如在职称晋升、学位获取、课题申请与利益分配等方面享有更多的特权。这样的不公平必然会产生种种不正之风，专职老师被这种风气的裹挟后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长此以往就会失去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这个道理早就被亚里士多德讲明白了，但“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学术无禁区”。“七不讲”，“十不讲”……国内大学老师过去都是“铁饭碗”，“为稻梁谋”则谈何学术自由？现在想到学术自由了，无非是感到学术不够自由或学术自由在事实上受到了威胁。大的方面跟宏观制度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但一般人可能忽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可能来自教授队伍自身。洪堡认为：“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这些组织一开始有一种特定的观点，然后就倾向于压制其他观点的兴起。”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阻碍常常来自那些已功成名就的学者，因为他们已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已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容不得真正的新思想见光，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的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在“家族制”普遍的大学尤其如此。在现有的教育体制里，即使没有政府的限制、没有学校当局的限制，也还有“家长”的限制。在婆婆面前你如果一直是个小媳妇，你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吗？自由创造的前提是自由思想。国内大学目前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很大一块是来自这个，学术圈“近亲繁殖”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曾说：“除非大多数年轻教师在试用期内就离开学校到其他地方去谋职，允许学校每年都不断地聘用新的年轻老师，这些人把他们的新思想与他们受到的最新培训带到学校来，否则学校就会很快变得停滞不前。理想的状况是学校各级人员不断更新，在许多领域知识变化迅速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学术思想只有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才可能有自由。看看中国人文历史，都是人才流动以后才有大量的学术思想创造。这就像有出息的孩子都是离开父母之后，才变得有出息一样。父母在时孩子始终长不大。如果有些人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喊政治口号，那是另一个问题。目前外界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小于学校体制内部本身对你的限制。学术“禁区”一目了然，而无形的学术“非禁区”是跪着的大学老师自己束缚自己拿不出研究成果来。当然，终身教职对从制度上保证学术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从行政方面讲，校长没有权利开除一个因为观点跟你相左或是你不喜欢的人，这样你才有学术自由。这个制度的目的首先在于选择最优秀的老师队伍，而过去的“铁饭碗”与此背道而驰。学术自由也与学者本人的学术水平有关。追求学术自由是智者的天性，而“政治上正确”是庸才最好的保护伞。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是一个非常敢讲真话的学者，因为他水平高。水平不高的老师不仅自己胆子小，而且往往喜欢简单粗暴地给同行扣政治帽子。所以，有利于提高教授学术水平的制度客观上都有利于学术自由。学术自由的前提是不违反学术的基本规范，好比人家都讲1+1=2，你要自由就能让1+1=3吗？如果一个学者不承认大家认可的基本的研究方法与规范，这样的“学术自由”便是伪学术自由，是对学术自由的滥用。学术自由与大学的逻辑是相一致的，是为了创造知识，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为自由而自由，学校也不能追求自由最大化，而应追求创造知识、为社会贡献最大化。教授一般上下班都比较自由，行政官员、国家干部上下班能自由吗？那不行。给教授自由，不是因为教授学历高、知识水平高就能搞特殊，而是考虑到知识生产的特殊性，教授自由上下班更有助于他的学术成就，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大学的逻辑，完成大学的理想。中国历史上长期只有一个Hierarchy的激励制度，官位成了惟一度量个人成就的标准。国内大学里的行政本位、官本位相当严重，分房子、发工资，什么待遇都是按行政级别来划分的。不打破官本位，要建设一流大学是不可能的。学校的官本位是内生的，与学术规范有关，也与学者的水平有关。
学术界缺乏好的学科规范，学术成就不能有效比较，学者之间就不可能相互欣赏。长此以往，做学术的人常常会感到很无聊。到头来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只能寻求学术之外的标准。毕竟，人家官本位还有一个序列，还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比较，而学术却没有标准，那就只能套官本位来比较了。大学里什么样的老师最想当官？一般来说，大学领导学术水平越低则官本位思想越严重。反过来，高水平的学者通常很自信，很欣赏自己创造的成就，对当官的反而不太容易看得上，更喜欢以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学术成就来衡量自己的地位。在一个系或一个学院中，真正高水平的教授还会在乎当什么系主任、院长吗？在美国的一流大学里，院系行政职务常常要靠轮流，因为谁都不想干那个活。那是服务别人的事，伺候别人的事，还影响学术研究，没人愿干。而低水平的教授则不同，他在学术上竞争不过别人，就拼命找一些其他的关系来压制别人，如靠行政级别来提高知名度。如果大家水平都低，社会上就只能根据职位来推定学术水平，大家就会拼命去争行政职务，这样一来更没有人热心搞学问了。国内大学的好多教授喜欢“占摊儿”，所以大学里各种研究中心、研究所林立，但很少有作出突出的研究成就的。其实这部分地反映教师队伍学术水平低的状况，没有研究成就奉献社会，就只能用头衔闯江湖。“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大学里水平低的老师越多则权力斗争越严重。水平高的人忙着去创造价值，水平低的人忙着去分配。大学的官本位只能把大家的精力引向分配，而不是创造价值。因此，破除国内大学的官本位，必须回归到大学的逻辑，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教授的水准。比如，不直接从本院系招聘应届毕业生当教员，就会对官本位产生很大的冲击。在现在的体制下，导师的官越大，学生留校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最容易招到学生的一定是有官位的人，而不一定是学术水平最高的普通教授。这样，就激励教授当官。在新的体制下，有十个外校的博士竞争一个本校职位时，学术标准而不是导师的行政职务就会成为学校聘任的主要标准，一个人要找到好学校就要有真才实学，就要跟真正有水平的教授，而不是当官的教授。这就会大大降低教授当官的积极性。提高教授专业水平并营造学术自由风气，当然离不开学术规范、专业标准。学者的学术水平不高，就不会有什么像样的专业标准。学术标准一定是高水平的伟大的学者建立起来的，在街上随便找个人来建立学术标准是不可能的。要是大学中低水平的人多了，一定不会有真正的学术规范。没有办法比较，自己拿不出学术规范，所以只能挂靠行政评比。评价学术成就与评价普通产品是不一样的。一个市场上产品的评价最终是消费者作出的。你不能让几个电视机厂家凑到一起评谁的电视机最好，这没有意义。但学术的标准、学者的标准要学者自己评价，即同行评议。知识产品之特殊性使然，教授们在大学里生产的知识与思想对人类长期发展很重要，但在短期不一定看出效果来，没有办法定价。许多学术研究当初并没有看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后来发现价值很大。类似这样的研究在市场上是没有办法显示出价值的，只有同行才有可能作出评判。我们也不能指望让学生去评价老师是不是优秀的教授，学生最多只能评价老师是不是一个讲课优秀的老师，没有办法评价优秀的研究型教授，因为学生的知识也有限，他本身还在学习，如果整个专业有一百个教授就由这一百个教授说谁是最好的。这时候就有必要设计一套规则，让这一百个教授能说真话，真正评出同行们公认的最好的学术成果。由此就引出学者的学术规范、学术训练问题来，这些问题对学术评价非常重要。从学术的行政管理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以此保证最终评价的公正，但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要求，好比规定发表几篇文章就够教授等等，这只能由教授们自己去评价。程序公正，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操纵，因为难免存在裙带关系或情面的问题。所以全世界学术评价还有一个重要规范就是引入外部人评价。说你是一个优秀的教授，不能由系里的几个教授说了算，学术的标准是统一的，我们要看外部的教授怎么说你，不然就会有学阀“近亲繁殖”。有条件的大学应扩大范围，多邀请一些国外的教授来评价。学术领域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统一的标准。这跟做企业还不一样，做企业就是我这企业有我的文化，而学术标准一定是有共性的。你自以为是一个好老师，但如果国内外同行都不认你呢？学术标准不是大家提出一个口号就能建立的，必须不断引进外部评价机制。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本身的学术水平只是三流岂能评价出一流学术水平的教授？还有人经常自称某某研究填补了国家空白，有什么重大创造，等等。他自己不能评价这个，因为学术标准是内生的，只能保证程序上做到公开、透明，引入外部竞争才能保证尽量做到一个好的学术标准的树立。但不要期待一天就做到建立硬性的学术标准，何况每个学科的学术标准都不一样？比如，有的理工科教授发表的文章特别多，做完任何一个小实验都能写文章去发表。在美国，一个高产教授一年在SCI上的文章可能有几十篇，能带领一大帮人去做这个研究，但文科显然不可能。那么，到底几篇文章够教授？什么样的杂志为够？肯定不能硬性规定，只能靠本学科自己来定。这就像有的地种土豆，有的地种芝麻，切忌以亩产论高低。一流的大学看质量，三流的大学看数量。张五常曾问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要发表几篇文章？回答是“没要求”！就像“述而不著”的孔子，不写论文做课题也行，但你的观点要有学术含金量，要让局外的同行知道你更有思想深度。
大学要争一流就必须要破除官本位体制，确立“民本位”体制，还大学纯净的学术氛围，为学生提供干净的学习场所，而“以人为本”刚好就体现了这一点。要破除大学的官本位体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以下一些方面着手：第一，增强大学法制建设。大学作出的决策不该搞行政领导一言堂，而是要高度重视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意见与建议，通过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程序，制定符合大学发展的规章制度，做到大学管理有法可依，有制可循。这是破除官本位体制的必由之路。第二，多元参与治理学校。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同时，大学要积极鼓励学校各个层面如教职工、学生等都来参与治理学校，形成一股合力，推动大学的全面发展。这是破除官本位体制的有效方式。第三，强化大学服务意识。“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这是大学管理的根本所在，大学行政系统要本着“以生为本”、“教学至上”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行政系统“服务第一、管理第二”的理念，为学生、老师与全校发展服好务、站好岗。第四，优化大学利益分配。为了调动大学老师教学、科研的积极性，大学要在制度、政策等方面为老师提供保障，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要向一线的老师倾斜，确保教学科研做得不错的老师收入不低于行政领导，既保证大学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也极大地促进大学老师的积极性。加大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改变当前社会运行机制中的种种不公，肃清官本位与特权思想的流毒也应是社会各界的努力方向。
在物质较贫瘠的年代，大家对生活的要求不高，现在老师的基本工资与公务员的差不多，但其他的补助（如车补、餐补）老师不能享受。绝大多数老师按国家的要求“不办班，不经商”，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而连当“孩子王”的资格也不保险。老师在学校里“豢养”久了，在精神上就难免屈尊于权贵之潜规则，但现在依然有很多家长把老师跟中国古代的教书先生比较，把老师看得非常低。老师是现在所有的职业中最耗脑子的职业之一，但如今还是有很多学生、家长不尊敬老师，把老师当做发泄情绪的对象，甚至公然诋毁老师。无论学生还是家长对老师人生轨迹都应通过法律手段制裁，国家有责任还给校园一张安静的书桌。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