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凌英:由胡锡进老重提“文革”所想到的
胡锡进老说:“文革是绝对不能翻案的,国家不断发出这样的信号和警告。” “不许死灰复燃”的“一些做法”,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是在北京的一所大学,经历过文革的全过程的。您说的“构陷、乱扣帽子、仇官、仇富、仇知识分子”文革中似乎还没有。文革中强调阶级斗争,批判的是党内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一切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当然有人故意“扩大化”,但这不是文革所提倡的。至于“仇富”,那时似乎还没有对象。
文革中根据我所经历的情况是这样的:1966.6——11月,是北京最乱的时候。当时刘、邓派的工作组,把各校党委和校长第一把手都靠边站了。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成立了学校和各系、各处级单位的文革领导小组。这时候学校的师生在文革小组领导下,向校各级领导贴大字报,称他们为“黑帮”。后来也有给工作组提意见的,或者与工作组有不同意见的师生,也就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
对“黑帮”和“反革命”进行批斗、戴高帽子、在脖子上挂小黑板,上写“打倒***黑帮!”等,从此开始。后来才知道,那时在全国打了55万,“反革命”。
各中学红卫兵,也在这时段就开始“破四旧”、打、砸、抢,抄家,打死老师,校长......。
大约在十月底——十一月初,大家才知道毛主席在8月回到北京,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判了与反右扩大化相同的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做法。撤走了刘邓工作组,把群众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解放出来。因为单位没有了明确的直接领导,大家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时根据斗争的需要成立了许多群众的战斗小组。由于积极进行批判资反路线的是曾经被打成反革命的少数群众,而执行这条路线的群众是大多数。少数人要团结大多数人,存在一定的困难。这时难于避免的,就形成了原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积极分子与被资反路线打成反革命的一部分群众,成为相互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而且在社会上,在他们联合起来的基础上,分成了两个对立的大组织:天派和地派(与北航站在一起的叫做天派,与北京地质学院站在一起的是地派)。这就是北京的革命群众,分成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的由来,也是1967年进行派性斗争和武斗的起源。这也就是1968年党中央派遣军宣队和工宣队进到各单位,进行革命的大联合之前,全国比较混乱的时期。其实所谓的“十年动乱”,“动乱”的也就是1966年6月到1968年军、工宣队进点之前大约的一年半时间。
只要把那些年哪些人做了哪些事都说清楚,大家就都明白了。
1966年10月23日 作检查发言。除检查自己的所谓“路线错误”外,还表示必须讲请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奇同志来负担。
谁金玉满堂,一己之私?
老百姓眼睛没瞎!自己会看?
谁金玉满堂,一己之私?
老百姓眼睛没瞎!自己会看?
1966年10月23日 作检查发言。除检查自己的所谓“路线错误”外,还表示必须讲请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奇同志来负担。
只要把那些年哪些人做了哪些事都说清楚,大家就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