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没人正面回答“举国体制”终极之问,何赛飞再次将他端了出来

2023-06-02
作者: 道一人 来源: 红歌会网

  戏曲艺人何赛飞提出灵魂拷问:钱呢?到哪里去了?

  在山西省高平市举办的“中国梆子大会”上,作为评委的何赛飞向大会提问:…口口声声梅花奖、文华奖,几百万几千万花那么多钱排一台戏,得了奖之后放在仓库里,老百姓也看不到,戏呢?钱呢?到哪里去了?…

  真是个好问题,很尖锐。视频中可以看到,何赛飞一如既往的那股“嚣张气焰”,目光如炬,他坐在评委席上面朝主席台,说这番话时头颅180度转向观众席,声音几乎声嘶力竭。何女士心中似乎有股巨大冤屈。

  大致明白怎么回事,但是一些具体细节尚须时间搞清楚,我暂时没发表评论。近日读了几篇评论,大致还原了何赛飞心中的那股“冤屈”。

  中国目前的戏曲团体和从艺人员都是民营的,经济上自负盈亏,他的直接管理机构也即“曲协”却是政府机构;“曲协”每年要主办各类比赛竞赛比如“梅花奖”、“文华奖”之类,戏曲团体和从艺人员虽然经济上自负盈亏,一旦收获荣誉,同时还有一笔可观的奖金――何赛飞所说的“几百万几千万”。

  问题是“得了奖之后放在仓库里,老百姓也看不到”,而真正坚持面向老百姓下乡演戏的从艺人员却“每月工资只有1500元,一直都是个临时工,妻子和3个孩子还留在老家,有时一个月才能回去一次,演戏之余他跑网约车、送外卖补贴家用,发着39度高烧打着点滴还在舞台上坚持表演,爱人几次半开玩笑地称要和他离婚”。

  难怪何赛飞要“头颅180度转向观众席”、“嚣张气焰”、“目光如炬”、“声嘶力竭”,我看这次全都用在正道上了。“曲协”能够回答“戏到哪儿去了?”、“钱到哪里去了?

  事实上“曲协”应该回答,必须回答,不回答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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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多如牛毛冠以“协会”字眼的实体,分分类大致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民营型,不需要政府任何资助,也不需要任何政府委派人员,比如“桥牌协会”、“钓鱼协会”、“吉他爱好者协会”等。这类协会有时甚至无需注册成立,也无需政府报备――除非他们向会员收取“会员费”。事实上有些协会比如“钓鱼协会”他就不存在实体,他就是某渔具企业内设一个机构,钓鱼爱好者可以随便加入,该机构定期举办钓鱼比赛,组织旅游钓鱼,向他们推送广告和钓鱼渔具等。“桥牌协会”好多年以前可能曾隶属于政府下设管理部门,以我所知属于相关的体育运动协会,随着桥牌运动的普及和人员趋众,各类“桥牌协会”多如牛毛,各不隶属,实际上民营化。

  第二种是半政府、半民营型。这类协会多半属于专业协会,是相关行业的专业管理团队,比较典型的如“律师协会”或“律师公会”。这类协会多半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委”、“办”撤销转制后演化而来,他们有自己固定的收入来源(比如“会员费”),政府不加拨款,但是施行政府管理,包括且不限于委派官员,有些事业上又有拨款,专款专用。

  第三种是政府派出机构。他形式上有自己的固定收入,比如以“管理费”名义的收入,实际上仍是政府收入的一个来源,他们的各类支出也全都属政府开支,收支分开两条线,人员也都是“吃皇粮”的政府公务员。在中国,施行精神领域管理的各类“协会”大都属于这种类型,“曲协”是不是?很可能的。

  何赛飞这次发飙,并不仅仅单纯的追问钱的去向、用途、合理性、合法性,而且也指向一个终极之问:我们需要怎样的“举国体制”?

  “何赛飞之问”在各个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存在,不单单戏曲领域,也在文艺文学各领域,不单单精神文化领域,也在物质生产和技术活动各领域,细细追问的话在各个领域都可能存在,他必得有个终极回答,超越各具体的终极之答,他们共同指向一个也即:

  我们需要怎样的“举国体制”?

  没有现成的“举国体制”定义,都是些外延罗列,有个时期“中信论坛”集中举办过几次,罗列了一些“举国体制”情形和必要性,我都赞成,事实上大都人云亦云,因为涉及具体和专业领域――比如曼哈顿工程就是美国的“举国体制”下完成,有多项研究证明,没有“举国体制”就不可能短短数年搞出原子弹,抢先苏联炸响;同样可以证明,美军ARPA网构成了美国的复杂网络的核心和基础,但他仅仅是个“核”,更庞大的基础来自商业运作而非“举国体制”,成千上万家软件和硬件企业共同构建了美国的复杂网络,以“曼哈顿工程”那种模式根本就构建不起来。

  这样的例子不止“曼哈顿工程”、“ARPA网构”而是成千上万,既使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度,他也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究竟“举国体制”好呢还是“商业体制”好――不要以为美国就是一种模式也即“资本主义”;

  虽说在具体问题上我不知道究竟该“举国体制”好呢还是“商业体制”好,但我知道一定存在某种“超越体制”,他是超越“举国体制”或“商业体制”的,他知道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该什么体制,不该什么体制,我就把他称之为“终极之答”。

  我学生时成绩不算好,但是这类选择题或简答题总能拿满分,“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该什么体制,不该什么体制”我总能答得上,今天我要把他作废了,全都归还老师,我更想要那个“终极之答”。

  这里我确实是个标准的爱因斯坦信徒,相信必然性――认为上帝不会掷骰子,相应隐变量――相信“那个东西”必然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我更愿意称之为“终极之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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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传统下人们很少“终极之问”,总在孜孜以求具体问题上的技术求解,100年前一场全国大辩论更将这个文化本性展示得淋漓尽致: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博士曾发起过一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国家辨论,所谓“问题”就是具体而微的问题,所谓“主义”就是“终极之问”。当时胡博士略占据上风,谈“主义”只在解放区或“左翼”稍占优势――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以“理论”、“主义”的形式呈现,他是一种“终极之问”。

  可是1949年后原本大谈“主义”的人们继承了胡博士的衣钵――当然未必高举“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那块牌牌。可见传统的顽固性。

  四十年前打响的那场“改革开放”再次印证了传统的顽固性,人们总在“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做排他性选择,鲜有发出“终极之问”――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适用“市场经济”?又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适用“计划经济”?并且“终极之问”需要呈现什么规则和程式?等等诸如此类很少有人追问,除了极少数学斋研究者。

  是否追求“终极之问”当然重要,不然的话人们以为你纠结在“每月工资只有1500”,给你扔块肉骨头,给你加点钱到“每月工资3000”就够了;不然的话人们以为你纠结在“一直都是个临时工”,于是给你转个正就行了;不然的话人们以为你纠结在“妻子要离婚”,于是给你妻子说通说通……。

  你只想这些吗?如果仅仅这些,我为何又要满足你?

  何赛飞要的绝非止于这些,他要的是一个终极之问,关于“举国体制”的终极之问。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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