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禹：人民群众的反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
电影《开国将帅授衔1955》，从11月24日首映以来，单纯从票房统计来看非常不理想。
做为电影的导演和首席领衔主演的唐国强老师在接受电话采访时非常叹息的说到：“我和制片人真的很无奈，这部电影很棒，但是电影排片量实在太少，我们的电影确实受到了歧视”。
我看见网上有不少对这部电影的评论，甚至也有很多涉及到唐国强老师对饰演毛主席的评论。
就笔者个人来说，其实单从表演技巧来看，唐国强老师在饰演毛主席方面还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他所饰演毛主席的形象就这些年来看也还是基本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所以我认为唐国强老师的表演应该不会是造成本片票房问题的主要原因。
至于唐国强老师所说的“电影受到了歧视”，笔者不能完全赞同。因为在首映之前这部电影就得到了很多媒体和名人的一致好评，很多评论家还专门做了系列节目对影片进行了解读和推广。
那票房不佳的原因究竟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笔者认为应该是出现在选材方面，确切的说应当是题材没有受到时代的回应。没有反映出我们党，特别是伟人思想深处最需要展现出来的认识。
那么同样，这样的影片也就难以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使观众在思想和情感上与其产生共鸣。
影片选择在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之前上映，有很大的纪念伟人的意义。可是，根据一些文献记载，毛主席对军队实行军衔制一开始就有一些不同看法和保留意见。
毛主席当年对全国人大授予他大元帅军衔就坚定的进行了拒绝。他说，“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
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后和1955年实行军衔制之前，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职务高低，很难通过军服来进行区别。实行军衔制及“55式”军服着装后，军队的上下级关系开始极为分明。军衔、军服造成的官兵等级关系，出现军衔越高特权越大的现象，与人民军队从井冈山时期就坚持的官兵平等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同时也与毛主席建立这支军队的初心产生了根本的冲突，这也就是毛主席后来下决心废除军衔制的最根本的原因。
1964年年夏，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请示毛主席是不是要取消军衔时，毛泽东立即同意，他说，“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
1964年秋，召开的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223次办公会议，对取消军衔制度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并制订了初步方案。方案初步确定先由薪金改革小组就取消军衔制度向军委提出报告，然后由军委组织实施。
1964年10月17日，薪金改革小组向军委提交了《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称：我军的军衔制度，基本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我军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实行以来，利少弊多，副作用很大。同年11月24日，军委办公厅向全军转发了这个文件，要求结合开展取消军衔制度思想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1965年1月12日，军委向毛泽东并中央正式提交《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请示》，全文如下：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问题，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223次办公会议作了研究，并征求了各军区、军兵种、院校党委的意见，一致同意取消军衔制度。
九年来实践证明，这一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传统作风，等级表面化，助长了干部的等级观念和名位思想，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也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
鉴于存在上述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军衔制度，采取“名存实亡”的办法，大将以下各级军衔一律取消，元帅军衔予以保留。
取消军衔以后，凡属现役军人，仍保留领章上的军兵种符号，今后参加外事活动，除元帅外，可用职务名称。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当月，毛主席当即在该报告上批示：同意。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5年，在我军服役时间最长的“65式”军服诞生了。
这套军服用最朴素的图案——红星和红领章展现了人民军队的传统和风貌。
尽管这套军服视觉元素简单，没有华丽的装饰，用料普通，但却把军人的气质、军队的光荣生动地体现出来。身着这套军服的解放军指战员留给人们深刻印象，这套简单的军服被认为是“最帅气的军服”。至今在许多外军眼中，这套军服也是最能展现解放军特点的军服。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军民和军政关系，以及在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也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正是这个时期有了一句“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响亮口号。
在如今进行了商品经济改革了40多年的大背景下，社会等级制度严密以及阶层差距和收入鸿沟极大的环境下。这样的影片是很难在绝大多数的群众中产生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
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族主义革命，特别是1956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确立在中华民族这片土地上。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第一次最大范围的感受到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思想和情感是能够得到传承的，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怀念我们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不仅是对那个时代的怀念，更是对公平和正义的怀念和渴望。
这种怀念和渴望要求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主旋律的影片中，能够创作出回应他们内心思想的作品。
领袖和人民心连心，军衔制评定的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在领袖心里就有了不满和保留意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题材也就很难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思想共鸣。
如果主创人员能够拍一部深度反映和讴歌领袖带领全党和人民实现公平正义、惩恶扬善，“三反五反”以及“刮骨疗毒”的历史题材，相信一定能够得到大对数群众的共鸣。
同时，只有反映和讴歌了人民领袖最真实内心思想，才是真正做到了对领袖纪念的价值和意义。
【文/任光禹，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投稿。原载东方的森林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