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建民：劳权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是怎么来的？

　　刘都贵先生是较早关注劳权经济学理论的。他说：“钟建民开始提出‘劳权制度’这个问题时，我很支持，但是几年过去了，没多大建树。为什么？理论创新必须从实际出发，实践出真知。不可能从古纸堆里抠出什么创新理论来。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主要是坚持他的灵魂，不能揪住马克思的一个字词不放，以为就能抠出真理。中国当前的问题不仅与马克思那个时代不同，与毛译东时代也有区別，所以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走进当今的生活，当今的社会。钟建民热爱经济学，我希望他能成功，但方法要对头。如果认为我说这些话不怀好意，那随你去吧。”

　　从这段可以看出，刘都贵先生对劳权经济学理论的来源并没有全面了解。

　　劳权经济学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概念和原理，例如劳动所有权、劳动所有者，劳权制度、劳动实体及工本、消费价值生产方式等概念及企业严重性原理、经济实体原理、社会主义公有制原理、按劳分配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内容。那这些概念、原理是从哪里来的？

　　当然不是“从古纸堆里抠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

　　劳动经济学理论是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来的。更具体地说，是从我国人民公社实践的认识中来的。在1977年我发现了生产队工分制的变化规律，并进而发现了生产队发展规律。劳权理论就是在认识人民公社生产队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现代社会中，现实的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只有三种:产权私有制模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权公有制模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还有一种是产权公有制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时期为过渡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之后是非规范或非正常模式。我四十多年的努力就是在相互比较的基础上弄清这三种模式的性质和特点，明确从产权私有制到劳权公有制转变的途径与方法。

　　我是59年的，在1977年发现生产队规律时，我高中毕业后刚回队务农，那时候，我只是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还未曾接触马克思和其它的经济学理论。

　　一方面是在高中毕业前后，因为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实质性地掌握了辩证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是我在校读书养成了写日记及日记资料整理的习惯，这一习惯延续到毕业之后；第三是因为我家里负担较重，很小时候就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在读初中和高中时，我兼任着队里的记工员，过早地接触了工分，对工分制的实际情况有较多的了解。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在1977年发现了工分制的变化规律，并进而认识了生产队的发展规律。我在发现了生产队的发展规律之后，当时我曾向公社领导提出改革工分制的建议（不是包产到户），当然没有被采用。只是到后来分田时，他们才对我的建议感到惊奇。当时生产队工分制的具体形式经历了时间工、定额工，已经处于不适应状态。事实上需要向综合考虑数量、质量等多因素的综合工分制形式发展，但社队干部难以适应这一转变的要求。我的建议内容正是促使工分制的具体形式由时间工和定额工的具体形式向综合工分制形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