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新：从毛时代卖烤地瓜可生养9孩说起

1970年的40元=2024年的8042元

　　自改开以来，几乎凡介绍著名企业家、著名影星等公众人物，似乎成了一个定式，都要介绍一段其在毛泽东时代的“苦难经历”。以此印证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穷的社会主义”，是急迫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

　　就以演员于和伟来说，他塑造角色“一人千面”，可谓辽宁继李默然之后，出现一个十分难得的优秀影视演员。可很多媒体对于和伟地介绍，也没跳出先介绍一段经历毛泽东时代“苦难”的窠臼。

　　不过，若换个角度审视一下，于和伟在毛时代经历的“苦难童年”，却似乎看到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一、于和伟的“苦难童年”：由大24岁的姐姐奶大，被8个哥哥姐姐供其上学。

　　从一些媒体以《母亲45岁生下的影帝，3岁丧父，喝大24岁姐姐的奶长大》《他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吃姐姐母乳长大》《于和伟被大24岁大姐奶大，一生感激三个女人，走红后尽力报答》等标题，对于和伟“苦难童年”的报道看：

　　1971年，于和伟出生辽宁抚顺市东洲区，东洲区有城区和乡村，是亦城亦乡的结合部，于和伟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

　　在他之前，父母已生了8个孩子。他出生时母亲已45岁。由于家境贫困，营养跟不上，母亲奶水不够，没精力照顾他。

　　这时比他大24岁的大姐，已经结婚，孩子也刚出生不久，于和伟喝着姐姐的奶水长大。

　　“他3岁父亲撒手人寰，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不识字的母亲身上。为支撑这个家，母亲只能起早贪黑出去卖烤红薯。”

　　从这段文字介绍推测，于和伟的母亲应该属于无正式工作，按现在的话叫“灵活就业”人员。而且，毛泽东时代能长期允许其母亲卖烤地瓜，说明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一直允许“资本主义尾巴”存在。

　　而且，于和伟的母亲卖烤地瓜，从无城管追赶逃窜，也不交摊位费等任何费用，还不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这顶风冒寒地烤地瓜，苦是苦了点，但绝对是从不受欺负。

　　对于和伟父亲，没见有文章介绍，即使不是农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也不会太高，其父在于和伟3岁时英年早逝。

　　渐渐地，哥哥姐姐们长大成人，能挣钱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在8个哥哥姐姐支持下，于和伟考入抚顺市幼儿师范学校，后来在学校里兼任音乐老师。毕业后，考进了抚顺话剧团。

　　于和伟在话剧团工作一段时间后，突然萌生当影视演员的念头，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是学费高昂，显然年迈的母亲负担不起，8个哥哥姐姐则一起协力，供他前往上海戏剧学院学习。

　　由于表现出色，还没有毕业，他就被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收入麾下。2003年，参演了电视剧《历史的天空》，凭借大反派万古碑一角，走进观众的视线。又演了《三国》里的刘备，《军师联盟》里的曹操等。

　　于和伟“一人千面”地塑造了各种角色，展现了深厚的表演功底，他担任了北京电影家协会第三届副主席，对于于和伟从苦难走向了辉煌，演绎了一个“丑小鸭”的故事，真是可喜可贺。

　　二、应是“人类奇迹”：卖烤地瓜能养育9个孩子，还都能培养成人。

　　于和伟的童年是在毛泽东时代度过，他的家境十分普通，父母都是普通劳动者，生活也不富裕，甚至有些拮据。

　　可若换个角度看，一个母亲卖烤地瓜能生养，更培养9个孩子，这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奇迹？

　　1.生殖权得到充分保障。生殖权利指公民享有生育子女及获得与此相关的信息和服务的权利，1968年国际人权会议提出：“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之基本人权”。

　　1971年于和伟出生辽宁抚顺市东洲区，这可绝对是生在毛泽东时代，还是“文革”时期，作为于和伟的哥哥姐姐（大姐1948年生，东北已是解放区的天），自然都算生在在毛泽东时代。就在这个被专家公知攻击为“专制”的毛泽东时代，于和伟的母亲生育了9个儿女，还没受到任何行政干预，这不是充分享受了生育权，生育权不是得到了充分保障？

　　1971年7月，毛主席的计划生育决策得到了国务院的批转和实施，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了计划生育政策。当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保持约4年左右的生育间隔。而且，全凭志愿，绝没有1980年后强制推行“一孩政策”，出现的违者扒房牵牛、开除公职、强制人流。

　　2.社会福利有基本保障。于和伟的母亲，大冬天支个汽油桶改造成的火炉，顶风冒寒地卖烤地瓜，还处于有时卖烤地瓜，有时不卖烤地瓜（夏天通常不卖），这样一种“灵活就业”状态，就靠这“仨瓜俩枣”的微薄收入，却能生养、培养9个孩子，这不是人间奇迹？

　　于和伟的家境不富裕，9个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服装费、交通费、医疗费等，加在一起得多少钱？

　　若换个角度看，用今天的眼光看，就在被专家公知攻击为“贫穷”的毛泽东时代，以卖烤地瓜的“灵活就业”，就能生养培养9个孩子，毛泽东时代给提供了多少免费上学、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

　　3.低物价是重要的社会福利。说到毛泽东时代给提供的社会福利，就不能不说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币币值，那几乎等同黄金。

　　纸币兑黄金，这是全世界通用衡量纸币价值的权威性方法，纸币兑黄金最能显现一国纸币的价值。

　　1970年，中国的黄金每克—2.77元人民币；至2024年6月22日，笔者截稿之日，上海黄金交易所报价，黄金每克—558.48元人民币。

　　上世纪70年代的二级工约40元人民币，可兑换黄金14.44克多。若按2023年每克金价475.30元人民币价格售出，可获6864元。若按2024年6月22日每克金价558.48元元人民币售出，可获8042元。也就是说，1970年的40元等于2024年6月的8042元。

　　两相对比：人民币的贬值已达200多倍，相应的就是物价上涨200多倍！尤其，很多物价上涨，又多集中于民生必需的房价、医疗、教育、养老、饮食，给人的压力更大，那可都不只是涨200倍呀！

　　而毛泽东时代的物价低廉，物价稳定，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是最大的社会福利，最好的社会福音。按城市生活标准，每人每月的生活费10元钱，若每月低于8元钱以下，就是困难户，要进行救助。现在拿8元钱能活1个月？

　　那时，城市里40元可养4-5口人，包括上学、就医等，现在的8042元能养几口人？况且，现在有“6亿人每个月人均收入1000元”，至于还未达到这个标准，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的，还有多少人？而且，全国各地的脱贫标准，就是要达到“月人均收入1000元”，可这1000元能养9个孩子吗？

　　4.免费统一安排工作。于和伟抚顺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考进了抚顺话剧团。这个舞台对于于和伟，可能小了点。

　　可若对比一下：2024年山西省教育厅直属公立康乐幼儿园招2名幼师，学历要求博士研究生，35岁以下。”2024年太原8000大学生竞争600个煤矿井下一线工人；600大学生竞争80个城管协管员（临时工），美团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700万外卖小哥里有100万大学生（含7万硕士研究生）。

　　于和伟在抚顺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这中专学历，还没根没梢，又没搞歪门邪道走后门，就考进了抚顺话剧团，这不是幸事？

　　“渐渐地，哥哥姐姐们长大成人，能挣钱补贴家用”，这说明于和伟的哥哥姐姐陆续都有工作了，而且，还是免费统一安排工作。

　　因为，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同意对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者发放营业执照。

　　因为，1980年之前的工作都是国家分配，大学包括中专国家包分配，从1996年正式开始不包分配。

　　那时没有“底层”这一说，处于普通的劳动者家庭，于和伟的哥哥姐姐不用走后门，不用屈辱地被“潜规则”，就都有稳定的工作挣钱，不仅都劲劲活的有盼头有奔头，还有能力联手供弟弟读上海戏剧学院，这不值得感恩毛泽东时代？

　　5.浓浓的亲情无价。老话讲：过日子，就是过人。于和伟的“8个哥哥姐姐一起，供他前往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这一份浓浓的亲情，该是多么无价？

　　在浓浓的亲情中成长，人格不会出现缺失，中国以孝为先的家庭传统文化不会消失。这一份无价的亲情，对于被实行的“独生子女”，今生今世能感受到吗？

　　弟弟有困难，8个哥哥姐姐一起上，这场面简直令人感动的泪目。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不乏见到为了一个钱字，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姐妹打的鸡飞狗跳，谁能看到弟弟有困难时，几个哥哥姐姐一起上的景象？

　　这不应该感恩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应该感恩毛泽东时代让于和伟有了8个有情有义的哥哥姐姐。

　　6.于和伟的母亲养老无忧。“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一大直接恶果，就是养老难。“独生子女”自己有工作，自己有孩子，如何有精力照顾双方父母的4位老人？

　　尤其，辽宁的老龄化中国第一、辽宁的高龄化老人中国第一，辽宁的空巢老人中国第一，辽宁的养老问题尤为突出。

　　于和伟的母亲有9个儿女，老人家有养老难吗？相信有9个儿女照应，老人家的养老无忧，这十分难得！

　　迅速到来的老龄化，又要付出多少代价来去应对？又要几代人来承受？

　　三、毛时代等于“贫穷”吗？相比旧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民生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吗？

　　很多公知精英虚无毛泽东时代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恶意夸大毛泽东时代的民生困难，“贫穷”就成了公知精英虚无毛泽东时代的一把“杀手锏”。

　　可贫穷不是相对的吗？相比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相比旧中国的卖儿卖女、易子相食，毛泽东时代的民生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吗？在旧中国靠卖烤地瓜这种“灵活就业”，能生养、培养9个儿女吗？大约只能卖儿卖女，这绝非是姑妄言之。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建设新中国、保卫新中国，毛泽东时代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包括国防建设。别的建设成就不讲，光打一个抗美援朝就花90亿人民币（其中30亿买装备），不打赢抗美援朝，新中国能算站起来吗？而为搞“两弹一星”（不包括核潜艇）花费169亿人民币，等于打了两次抗美援朝的花费。可不搞“两弹一星”，今天中国无论有多大的GDP，还不过就是个“胖婴”，能是世界大国吗？

　　公知精英紧盯着毛泽东时代的“贫穷”说事，可他们为什么不敢按一个普通劳动者能够养活多少人口，来衡量百姓的生活水平？若拿养9个孩子的花销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能吃不饱吗？

　　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谁能靠卖烤地瓜的“灵活就业”，来生养、培养9个孩子？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应该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可饮鸩止渴般，用带种族衰退的“一孩政策”发展经济，能有可复制性吗？能推广给世界各国吗？

　　结束语：“贫穷”的社会主义，这是知精英虚无毛泽东时代的一把“杀手锏”。

　　而拿毛泽东时代的“贫穷”说事，最道貌岸然，最蛊惑人心，最欺世盗名，最具颠覆力的一段话：“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矛盾是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如果说社会主义是穷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要这样的社会主义干什么？人民就有权抛弃我们，我们就不配叫共产党……”。

　　这短话的递进关系：首先将毛泽东时代定义为“太穷了，太落后了”，继而定义毛泽东时代是“穷的社会主义”，进而表明“人民就有权抛弃”。否定毛泽东时代“穷的社会主义”，就成了实行改革冠冕堂皇的理由和依据。

　　可相比旧中国的卖儿卖女及饿殍遍地，毛泽东时代的民生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吗，若再给毛泽东时代40年，中国老百姓的民生会停滞不前吗？

　　为此，由于公众人物的特定属性和影响力，给年轻一代带来的直接影响极大。若举凡介绍公众人物，都要程序化地介绍一段毛泽东时代的贫穷，似乎毛泽东时代就等于苦难的岁月，这不能说是恶意，至少也是一种偏颇。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时代的民生，需要科学的统计方法，而最需要的则是天理良知呀！

　　【文/辽宁王忠新，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