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思想
恩格斯晚年总是根据不同国家的社会状况悉心指导各国无产阶级运动，捍卫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他认为，在尚未完成民主革命的国家，应当首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本国人民争取到民主权利；在已经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无产阶级应当积极利用民主共和国形式和手中的民主权利，开展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而推动本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恩格斯晚年在一系列著作中强调了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性。恩格斯晚年之所以提出有关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主要是鉴于19世纪80年代、9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长期和平稳定发展的现实情况，为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提供策略性指导，同时为了匡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机会主义思潮。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之后，德国党内一些人，企图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用和平方式“舒舒服服”地实现社会主义；同时党内另一些人则从“左”的立场出发，拒绝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企图用冒险主义的方法推翻资本主义。而德国党内的上述两种机会主义偏颇，在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内，也同时存在着。
基本思想之一：民主共和国对无产阶级运动有推动作用
（一）德国只有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国人民才能获得民主权利
19世纪的德国，虽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却是在德皇统治之下，特别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铁血首相”俾斯麦，更是以狠毒的手段统治着人民。1878年，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支持下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社会民主党被宣布为不合法，党组织被取缔、党员活动遭到镇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地下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到了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俾斯麦政府下台。但是，德意志帝国的反动本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社会发展依然遭受到陈旧生产方式、过时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与羁绊。恩格斯认为，这一时期的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
恩格斯在1883年8月27日致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当时的德国“依然停滞于半封建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混合体中”。恩格斯在信中将德国与法国进行了比较，认为法国已经实现了彻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具备了一种优越性、具备了把无产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一种形式，而在德国，这种形式还有待于夺取。恩格斯认为，法国比德国“在政治上先进了整整一个阶段”。
恩格斯认为，假如君主政体在法国复辟，其结果必然是争取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又出现在日程上，而共和国的继续存在，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非隐蔽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直至资产阶级危机的到来。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德国，必须首先“为运动争得自由的场所，必须扫清大量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残余，一句话，就是必须完成德国资产阶级政党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由于过于怯懦而不能完成的工作”。恩格斯的意思是，既然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懦弱到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应当代替德国资产阶级完成这一任务，把在其他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里已经实现了的有关民主主义的要求也写进自己的纲领中，扫清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的残余，为德国无产阶级和德国人民争取到自由活动的场所以及充分的民主权利，借此提高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推进无产阶级的事业。
在资产阶级法律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中，恩格斯最看好普选权。他认为，掌握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机关，“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恩格斯认为，能否正确使用普选权是衡量工人阶级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尺，例如，能够每过四年或五年计算一次工人阶级组织的力量；通过选票的增加，加强工人阶级斗争的信心，并且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惧；能够清楚工人阶级同敌对党派的力量对比，以采取适当的斗争策略；在宣传工作中，工人阶级能够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对一切敌对党派进行抨击，以争取更多的群众。
187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拥有23种报纸，到1877年就骤增到41种，并有14个印刷机构。在1876到1877年的议会竞选中，党所得的票数由1874年的351000多张增加到493000多张，即增加了36%。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成就，使统治阶级感到惊恐。以俾斯麦为首的帝国政府早就处心积虑企图扑灭德国工人政党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1878年5月和6月，接连发生两次谋刺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以后，俾斯麦政府便把它嫁祸于社会民主党，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使在实施《非常法》的过程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了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通过俱乐部、游览协会、储蓄协会、养兔或养金丝鸟协会等各种合法组织来掩护党的活动。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相继恢复了，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也于1879年9月在瑞士的苏黎世重新出版，并秘密地运到德国散发。另外，1890年之后，党再度在帝国议会新的选举中积极展开竞选活动。在议会斗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不断增长，成为当时德国帝国议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在野党。恩格斯后来回顾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时期所进行的出色活动时，曾经指出：“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确实大大提高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并没有阻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恩格斯在1883年8月27日致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未来德国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结果，一定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恩格斯紧接着指出：“但是，它在这里将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因为我们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可以首先用它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德国革命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另外，恩格斯说在当时的德国“我们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就是说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过于软弱，德国资产阶级中没有一个派别或政党能够站出来领导民主革命，按照恩格斯的意思，这个任务应该由社会民主党来完成。在这里，恩格斯虽然没有像列宁后来那样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一道万里长城”，但同样的思想，在恩格斯这里已经呼之欲出了。
（二）意大利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有利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壮大，如果能够建立民主共和国，将进一步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统一前的意大利，面临着推翻异族入侵和民族压迫以及消除国内封建专制制度的双重革命任务，即同时面临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任务。通过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和三次反对奥地利的战争，意大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并于1861年建立了意大利王国。但是，统一后的意大利保留了专制制度。
1894年2月，恩格斯致信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屠拉梯。一个月后，这封信以《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为题发表在意大利社会党杂志《社会评论》上。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分析了意大利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应采取的策略。他认为，在意大利虽然已经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但革命进行得还不够彻底，没有能够彻底铲除封建制度及其残余势力，这些封建势力还在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当时，意大利正在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恩格斯指出，之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导致意大利社会还保有专制主义的残余，劳动人民依然受到这些残余的压迫；但毕竟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那么劳动人民同样还要遭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和剥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不发达，在意大利典型的无产阶级人数还很少，而且很不成熟，因此不能指望立即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恩格斯设想，当时的革命形势使得意大利有可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无产阶级将“获得普选权和显著扩大活动的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警察监视等等），这是不应该忽视的新的武器”。也就是说，意大利同德国一样，都是在大资产阶级专制统治之下，社会发展受到专制制度的阻碍。
在专制制度下，意大利的无产阶级没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其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无产阶级的活动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很难有效地组织、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同德国一样，意大利面临的是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如果在意大利再次爆发革命，其结果将是出现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无产阶级将获得比专制制度下更广泛的活动场所、活动自由和更充分的民主权利。这些民主权利是无产阶级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新的武器，无产阶级运用这些民主权利将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在意大利的发展。
当然，恩格斯在致屠拉梯的信中指示意大利社会党，不要站在革命运动的一旁，不要只限于对其他政党进行纯粹消极的批评，而是要作为独立政党参与到运动中去；并且要准备从胜利的当天起，就同资产阶级分道扬镳。
基本思想之二：革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在加速情况下多年的发展过程
1883年8月27日致信伯恩施坦，强调了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强调了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对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恩格斯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些人“把革命想象成为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为了纠正这一点，为了帮助德国无产阶级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恩格斯写了这封信。恩格斯在信中指出，任何一夜之间完成的革命，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而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则是在加速情况下多年的发展过程。
在1890年德国政府宣布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一令人欣喜的时刻，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个“青年派”，这些所谓的“青年派”就是一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他们以一些粗浅的、脱离实际的理论说教欺骗了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群众。他们反对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鼓吹号召不切实际的所谓“总罢工”，他们把主张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党内同志诬蔑为机会主义，并自封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
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的女婿、法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保尔·拉法格。恩格斯在信中说：“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却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基本思想之三：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只能加以利用来发展无产阶级的运动，而不能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委托给它。
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帮助还未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国家内的无产阶级争得民主权利；民主共和国的形式能够帮助已经建立民主共和国或者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内的无产阶级运用民主权利开展斗争，但与此同时不能忘记，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
恩格斯强调，当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时，不能把社会主义的使命直接委托给民主共和国，尽管民主共和国形式有利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但不能认为可以在资产阶级还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时候“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因此，恩格斯从来没有认为，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来推翻资本主义。
恩格斯1894年3月6日在致信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保尔·拉法格时指出：“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你们比我们优越的地方就是，你们已经有了它；而我们则需要花费二十四小时去建立它。但是，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共和国取决于它的内容；当它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时，它就和任何君主国一样地敌视我们。因此，把它看成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或者当它还为资产阶级所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就是说，当资产阶级掌握着民主共和国领导权的时候，民主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对于无产阶级群众来说就是一种压迫形式。这时，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是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工具，而是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虽然法国在当时是民主共和国、德国是专制君主国，但就两个国家本质属性而言，都是同无产阶级相对立的、都是用来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与专制君主国没有本质区别。如果仅仅因为法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就企图在现成的基础上不经过革命而实现社会主义，那就掩盖了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性质。
恩格斯虽然强调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条件作为无产阶级开展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但是恩格斯从来没有否认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从来没有否认过暴力革命的重要性。1895年年初，恩格斯为再版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了一篇导言。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再度强调了在和平时期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重要性。但是，同时，恩格斯在《导言》中指出，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作为统治者给予了无产阶级一些民主权利，但“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全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这一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一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等到资产阶级统治者不再遵守所谓“民主”的契约，露出凶相、镇压工人阶级时，工人阶级会怎样做呢？当然是奋起革命了。“恩格斯在《导言》中强调：“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就是说，没有革命、没有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没有社会的突变，就不可能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切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都是以暴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无疑也是这样。因此，恩格斯把和平时期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积累无产阶级力量的工作称为“前哨战”，把今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称为“决战”。同时，恩格斯把和平时期逐渐积累起来的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称为“突击队”，并且强调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否则“我们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事实上，无产阶级在利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方面是有过教训的。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使得“七月王朝”的统治被推翻，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组成了各阶级参与的临时政府。巴黎无产阶级也参加了这个临时政府，并把共和国解释为“社会共和国”，企图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但巴黎无产阶级只作为一个派别参加到政府之中，并没有上升为统治阶级，共和国的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临时政府中其他派别不会任由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目标去利用共和国形式，最终法国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惨遭失败。二月革命的失败告诉无产阶级，如果不掌握国家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那么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就不可能为己所用，无产阶级运动就会走向失败。所以，想要认清民主共和国的本质，就必须搞清楚是哪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当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民主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就不能在民主共和国内自动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而只能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些政治条件来开展无产阶级的斗争。
另外，恩格斯从来没有认为资本主义将永远是和平、稳定发展的。早在1887年，恩格斯写过一篇《波克罕〈1860至1870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波克罕的这本书，揭露了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德意志资产阶级渲染的所谓“爱国主义”。恩格斯在《引言》中发挥道，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贵族更加妄自尊大，国家正在日益变成大地主、交易所经纪人和大工业家的集团来剥削人民，德国将在世界上日益失去盟友，“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到了1914年，果然爆发了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德国在战争中越来越无法继续支撑，到了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德皇政府在人民的怒吼声中倒台，“决战”的一天真的来临了。如果恩格斯能够活到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那一时刻，他一定会坚决支持德国工人阶级起来推翻德皇政府，只不过按照恩格斯的论述，推翻德皇政府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接下来就应该跟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继续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这就告诉我们，按照恩格斯的意思，绝不是说，没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无产阶级的运动就无法开展、无产阶级就可以不革命，必须要等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无产阶级今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那样理解，就是对恩格斯思想观点的歪曲。
我们知道，在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这一“决战”时刻，社会民主党顺利接管政权之后，并没有把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做一种“短暂的过渡阶段”、进一步团结广大工人群众继续革命，最终使德国革命半途而废。虽然如恩格斯所说，在当时的德国没有一个纯粹的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来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本来是一项有利的条件，但在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中，这个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角色，却由本来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扮演了。这只能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和平时期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条件发展无产阶级的运动时，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迷信资产阶级民主，忽视了恩格斯关于“不能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委托给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警告，忽视了恩格斯关于“总有一天要与统治阶级决战”的思想，而不能说恩格斯关于“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形式来发展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策略错了。同样，欧洲其他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那里的无产阶级运动并没有利用这些条件发展起来，“二战”之后欧洲、亚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无产阶级运动同样没有发展起来，这些都不可能让恩格斯来负责。这就好比，列宁说过，当世界大战来临时，必然是“战争引起革命”，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借机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但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并没有这样做，这同样不能由列宁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