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我家要世世代代感谢伟大救星毛爷爷

2023-12-12

作者: 陶冶 来源: 红歌会网

　　我把网络当战场，在网络上作战跟“特别是”否毛反毛者做斗争，被封号多次。因为永久封号两次了，我又用俩手机上网建群，还各被封了三次，好在两天后给解封了恢复群聊。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像诗人作家革命家预言家魏巍老临终嘱咐孙子说的“继续革命永不投降”。最近我们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李会长建个学习纪念群，把我拉群了，他留言问我有没有写怀念毛主席文章的打算，我回复说没有。想起昨天参加推销羊奶粉的凯美多聚会上，一位三十来岁的李老师讲凯美多要在贵州挑战吉尼斯了，这个公司前景多么好。她说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了，问大伙幸福不幸福，大伙回答幸福。她就说文革时国家落后贫穷，连铁钉火柴都造不出来叫洋钉洋火。我立即插上一句:“那是建国前!”因为人家主讲，我不能多说，自我愤慨吧。这不是一个小李老师的思想实际，这是文革后生的一茬人啊。他们不知道毛时代，不知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儿，对毛爷爷的丰功伟绩无所知。为此，我想写篇文章。

　　下面我要讲讲我为啥特别感谢毛爷爷，热爱毛爷爷。

　　1942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公历是5月22日辰时我来到人间。1943年日本鬼子来了，被抓劳工去吉林省梨树县修飞机场的父亲正当年，检查国兵没合格，就成了“国兵漏”去当劳工了。一连去了三年。小鬼子投降了，国民党又打内战，我父亲被抓了壮丁。他不甘心给国民党当炮灰，从长春跑回家来。那时候我虽然还小，在炕上就觉得屋后的高粱地里“哗哗”响，之后就钻出个人来爬进窗户，原来是我父亲进屋了。隐藏了不几天就给抓走了，投入海龙监狱里。

　　这个时候，我身下的男孩儿没站下，另有个妹妹还小，不懂事的我为了逗她玩，总猫在炕沿底下猛叮站起来趴在她身边逗她笑，我以为她在笑，其实她是在害怕，把她吓出毛病了，一直未能坐起来。冬天屋子的墙上都结满了霜，烧柴就是从地里抱回来的苞米杚子。因为没干透，加到灶坑里冒烟咕咚的老半天烧不开锅，煮顿饭可不容易了。这期间我妈抱着我坐着马爬犁去等。1945年小鬼子投降了，“快趟行”(霍乱病)爆发了俺陶家摊上了，我太爷太奶和我爷爷奶奶等五口去世了。海龙监狱看过我父亲，之后父亲就被弄到长春国民党军队了。

　　1947年冬村里搞土地改革了。农民会设在北边一里多地远的刘大房院里。会长姓庞，原来是给刘家扛活的雇工。刘家是富农，老辈兄弟四个。老大头不在了，老二头当过甲长，老三头种地，老四头比较老实。他们少辈一大些，日子过得很充裕，土改时被斗了，定为富农;但是人缘不错，只是被分了浮财和一些土地，当家人基本无恙。

　　土改工作组的负责人姓崔，麻脸，都叫他崔大麻子，瞅着挺恶，实际却很善良。我妈领着我去农民会领浮财，崔组长看小孩子挺招人稀罕，就掐着我脸蛋儿说：“这个小国民党崽子也有份儿!”于是俺妈俩领回一棒馬，即一匹母马和一个小马仔儿。还分得一垧地。但是把馬牵回家没场放又没喂的，它娘俩到处爽掠柴禾垛，没办法就给送回去了。等我父亲在黑山被八路军俘虏了问他跟走不?他说家有老婆孩儿不跟了。一起被俘的堂叔家没孩子就同意跟走了，成了解放战士，转业后成了离休干部。我父亲没跟走，八路军发给他路费回家了。他未赶上土改没分着地，家里也没牲口，就带着一垧地给丁姓中农扛活，这一垧地的的收成归自己另外再给一石高粱。

　　1949年3月村里办初级小学，我和叔叔们一起上学了。校长是孙奇，教我们的老师是女的名隗福萃。还有个闫老师是当地的，麻脸，同学们背后叫他“盐豆子”。3月份还挺冷，我穿的是棉袍，课间围着砖搭的炉子听孙老师讲故事。冷丁闻到一股咕囔味儿，隗老师发现我的棉袍子被通风的炉眼儿烤着了。隗老师赶忙给我扑搂灭。她怕我回家挨骂就领我回家跟我妈说不怪我，是怪她没照顾好我。还说了一些好话，夸我聪明听话，招人稀罕。我吗听说她和孙老师自己做饭吃，青菜下来时就让我挎一大团筐土豆黄瓜茄子辣椒带学校去。上二年级时孙老师就调到区政府了，隗老师也离开了。我们二年级和四年级就搬到一里地东边张洪军下屋的两间房了。先后由李生金和石岫岩两位青年老师教，之后换成四十多岁的王德福老师教我们这个复式班。王老师讲四年级课时我们也能听。王老师不擅唱歌，但是也给我们唱了“革命的火越烧越红……”。他还教我们《大风吹散满天云……》。课间大同学就玩打人球和撇天球，我们就玩弹琉琉球。等升高小时就上一区中心校了，王老师也调中心校了。当时分速成班，把16岁以上的编成速成班以便让他们早毕业好参加工作。我们15岁以下的是正常班，由王老师当班主任教俩班算术。速成班由孟昭琏老师当班主任教俩班语文。因为王老师是我们的老老师，自然要比孟老师亲近的。但是我的一篇作文《我的朋友——语文》引起孟老师的好感，当成范文在两个班级里范读后贴在我班的墙报上。孟老师还教我们图画课，我画了一只狗前腿支地坐着，舌头耷拉着纳凉。孟老师给了满分后贴在黑板左上角展示好几天。这样我对孟老师也有亲近感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在我报考初中时他却阻拦了我。因为招生简章规定12周岁至17周岁的可以报考。他班的多是超过17周岁的不能报考了，为了心里平衡就挑我们班不够年龄的我做靶子，不让我报考。王老师不吭声，我就跟孟老师解释说我是属马的，四月初八(后来知道是1942年5月22日)生日，报考时间是6月份已经过了四月初八，咋不满12周岁啊?无奈他放弃了对我的阻拦。

　　1954年7月招考时在海龙中学，校长庄英武在操场上给我们讲话。让我们安心答卷，考中考不中无关紧要，高小毕业到社会上也能做贡献。考上了继续深造别骄傲，考不上的也别灰心，要安心面对，说不定早踏上社会走在考中的同学前面呢。发榜时我们一区中心校考上10名，孟老师那班考上3名，我们班考上7名。

　　生产队总摊上义务工建工厂修公路，去的劳力都要回队里记工分，生产队年终卖了粮食有收入了好决算分配，分值就不高了，各家能把口粮领回家就没余钱了。所以我住校的伙食费就困难了。我们几个同学就徒步上学，带点儿炒面到午间用大茶壶的开水冲了喝。下午没课了我们就回家走了。下雨天道不好走，脚上泥坨子走几步一甩，于是干脆拎着鞋走。总算读完初中1957年毕业了。因为家穷想报考中专早点儿就业减轻家庭负担，但是这年所有中专学校只有一个四平师范学校招生，其他的都停止招生了。因为我10门课程9科5分，班主任王老师让我填报四平师范以便保送，可是我心想再读三年师范还当小学教员就没报师范，就让比我少一科5分的康成云保送了。当时国家让一部分初高中毕业生回乡乡务农，我就回队上干活了。我毛岁才16啊，干农活不算整劳力，一样干一天才挣8分工，而妇女早饭前不打早堂，下午歇二气儿就回家做饭了也能挣7分。所以我心里不平衡了。我看草栏子里给牲口铡草的活我能干，就是铡刀把上有个横木叫铡刀拐子，一头一个人把着铡刀拐子往下摁，把捋草切成不到一寸的草段供牲口吃。这样我就跟合伙人一样挣10分工了。转过年就是1958年了，公社化兴修共安水库，我就去推独轮车给坝基上土。开始不会推总是东倒西歪的，后来掌握窍门儿就是快跑，到地方把车一掀土就倒出去了，跟玩似的，不觉得累。为了省鞋就光脚推车。这样把水库修成了，我队里给记的是整劳力的工分。

　　回队不久福安小学缺教员，作业区主任老叶二哥让我去，我想我若是认可当小学教员——孩子王就上四平师范了，说啥也不接受。气得叶主任提我小名说“你若不去以后再有啥好事儿也不给你了!”无奈我只好就范了。1958年8月22日我到福安小学教二年级。先去的两位同学是试用教员每月挣22元钱，我后去的算是民办教员不开资挣工分。可是这年公社实行军事化供应化吃食堂，年终不分配了，白干一年。到1959年给转成代课教员月工资22元。过半年后转为正式公办教员挣30元5毛钱，被分配到十好几里外三兴小学教五年级。三兴小学有脚踏风琴。我住校，晚上我就练习弹风琴。因为这个能力后来被调入中心校当音乐教员。我还自编过《毛泽东著作进课堂》的歌曲教唱“毛主席著作进课堂，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各分校都要去歌片儿教唱了;但是都不知道是我自编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是暑期，全县的教师都集中到山城镇学习，说是学习，其实就是搞文化大革命批斗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了。县级教育界哪有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呀?无非是年老的的老师和校长。再就是出身高的和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我们公社就把中心校长(崔姓、朝族)给批斗了，还给戴上高帽游街了。后来才知道刘邓用工作组镇压学生，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转移斗争大方向，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打击一大片，不是整党内的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边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还在挑动群众斗群众。昔日的同事们有的为了表示进步就极力逢应领导的需要，开始怀疑一切，希望从同事们中找出靶子。现在已经知道了，直到7月18日毛爷爷从南方回北京扭转了刘邓资反路线才使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忠于毛主席就要有行动了。于是本来不分上下的教师群体中就出现了革命的积极分子、保皇派和逍遥派。由于父亲有历史问题，我自然当不上积极分子，但我跟当权者不近不离也不会是保皇派，只能属于逍遥派。可是到1968年我就逍遥不成了。因为开始进入请理阶级队伍阶段，生产队也开始深挖阶级敌人，我家虽然是贫农，但我父亲伪满时去过劳工，给小鬼子卖命三年，鬼子倒了，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这两段历史就成了污点。生产队还算宽容，并未把这些上纲上线予以戴帽。可是学校获得这个史料就下功夫了。先是姓何的同事举报说我父亲在当劳工分队长时，他大哥死了是因为我父亲未保所致。我问父亲何老大是咋死的?父亲说是何老二逃跑了，何家想老二有媳妇和孩子，老大未成家没负担，就让老大去顶老二。劳工队活累伙食又不好吃不饱，老大去不长时间就患病了。爹妈去看他时带的荞面饺子(那年代农家很少有白面)，他本来生病没咋进食，得着饺子就吃多了。荞面不好消化，病情加重，小鬼子本没拿劳工的生命为重谈不上救治。二老回去不几天老大就死了。我问父亲为啥不给何老大担保?父亲说：一个分队就捌玖个人，要连环保。有一个跑了就拿其他几个人是问。老二跑了一次，大伙都担责了，这次老大来了说不准他跑不跑。所以谁也不敢担保。我父亲是分队长，啥权也没有，就是领着干活。分队上边有小队，小队上边有中队，中队上边有大队。可是我们学校中心校的崔校长是朝鲜族。他汉语不太通，对劳工的编制也不了解，就按解放军的编制比较。解放军的分队是连队。军政警宪的反革命分子核定标准：军是连长以上，政是保长以上，警是警长以上，宪是宪兵以上。也可能在山城镇学习班时他挨了斗，这会儿他得把了掌握了文革大权了，很想心里获得平衡搞出点儿成绩来。他就认为我父亲这个分队长够杠了，这样我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子弟了。对此我不服自然就要解释，则被认为“不老实”，就开全公社教师大会围攻我。我自然不能挺着被整就极力辩解，他们就升温加火。看我就是不就范，就想从作风方面找突破口。因为我体音美都擅长，各班办墙报都找我给画报头，排文艺节目也请我给辅导。因此各班主任老师跟我都挺好，女老师也不例外。于是他和积极分子们一商量，就把女老师招集一起(我爱人除外)让大伙回忆，我在她们跟前有啥不轨行为，企图给我弄出作风问题以“道德败坏”罪名把我打成坏分子。我看穿了她们的阴险目的就写了大字报，是用箭杆瓤子蘸墨水写在报纸上。急急忙忙贴了出去。

　　大伙都看了大字报，我也出了一口气。我以为能驳倒他们，可是有位姓任的积极分子说我在毛主席脸上打叉，给毛主席判死刑。于是又开全公社教师大会批斗我，说啥的都有，说我要把红太阳抹黑了，把我写的大字报展示在会场上。我写的“败坏他人名声”的“人”字惹了祸，那一撇一捺的捺画到报眼处放光芒的毛主席头像上了。就这样我不得不弯腰低头向毛主席请罪了。他们看我老实了，气焰被灭了就展开批斗了，上纲上线后定为现行反革命，跟国民党分部的田老师、三青团员石老师、富农出身的沈老师、右派分子某老师等一起在操场上挂牌请罪。给我挂的是“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我大女儿刚四岁从托儿所出来看见了，回屋问她妈“爸爸干啥呢?”

　　听说学校出现了反革命，公社立即成立了审查我的专案组，公社马秘书带队抄了我家，把我的日记、书信和就读吉林函授大学的作业文艺习作都带回公社审查。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我成了清理对象。正好赶上公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的“侯王经验”，贫下中农代表进校管理学校了。不仅仅是我了，一共有十对夫妻教师(不是男方有问题就是女方有问题)被下放回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本来是社员出身，下地干活不打怵，就决心当社员了。回队第二天我就上队劳动了。到10月末解放归队回学校了，我就挣了3000多工分。有的回队一天农活未干。我就想看我不当教员能不能养活老婆孩儿。所以一天工也未缺，因为水旱田都有，下雨天就干水田活。可是我归队后，生产队分山柴都未给我。白干了。但我不后悔，接受教育了，让我不忘的是一个比我大不多少的边姓社员看我刚回队心情不佳，说了一句“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一改常说的“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的消极，使我此后不管遇到啥处境都能面对现实一往无前。

　　1970年县里双先表彰会后，我们公社三兴大队支部书记刘景山成了典型，公社要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宣传刘景山带领社员治山治水改变山乡面貌的模范事迹，公社想起我了。马秘书在审查我的抄家物品时看见我写的文艺习作独幕话剧本，就让我写剧本。由县文化馆下放的五七战士吕厚富领队，回乡的五高中毕业生于振声做导演，我编写了话剧《挖山凿井》，还编了小演唱、快板书、对口词、三句半、锣鼓群，歌舞等，一个半小时的文艺节目，下到全公社16个大队各小队演出。完成了公社党委的交给的任务。转过年来县里要搞全县文艺调演，我们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被邀请参演了几个节目。1971年县文化馆为迎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30周年稿征文活动，借调我协助工作。1972年正式调入县文化馆从事基层文学辅导工作，我创办内部刊物《文艺习作》为文艺文学爱好者提供练笔园地，发现培养一批业余作者，后来有多位成长为省作协会员，甚至还有几位成为国家作协会员。

　　若不是文化大革命我挨整被抄家了，我是不会被发现的，就不会调入县文化馆踏上文学道路的。当时教师队伍想改行可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不记恨文化大革命，相反我感谢文化大革命。我更感谢毛爷爷共产党八路军，若不是在辽沈黑山阻击战中俘虏了我父亲，并放回家来，我就不会有后来的一个弟弟和四个妹妹;若不是搞合作化成立生产合作社，我父亲只能给人家扛活;若不是人民公社化了，我也不会从社员当上人民教师。1985年5月调入县后来的市总工会做宣教工作。1993年51岁预退应聘进京工作。1994年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做办公室主任工作期间结识马宾老，拜马老为师，学习马老继续革命，跟随马老20年直到他去世。这20年等于上了无产阶级革命人生大学，对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有了明确认识，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更加热爱和信仰，坚定了为党为人民竭尽努力多做贡献的雄心。到人民日报社子报刊《人民论坛》任副编审，也不忘宣传家乡，提议办县委书记访谈栏目，给县级领导设个发声平台，首发了梅河口市委书记李树国的访谈。还认识了黄铸、郑科扬、张全景、贺敬之等著名毛派，还认识了韩西雅、恽仁祥、秦仲达、林伯野、李波等老革命，汲取了革命滋养，坚定了我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和共产主义的信仰。

　　贺敬之（左）与陶冶

　　因为得知毛岸英烈士生于1922年，与我父亲同龄，我就改称毛主席为毛爷爷。并对儿女们说，我们陶家世世代代要热爱毛爷爷感谢毛爷爷。为给儿女们做表率，我就不得不实话实说，讲了我的家世和我的成长史，我是农民的儿子，除了16岁当社员，还下乡两次当基本路线工作队，与农民“三同”，1975年冬下到康大营公社二道岗大队六队蹲点搞基本路线教育。白天与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晚上要给社员开会学习。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防震抗震期间也未回家，老伴儿是求对面屋温大爷帮忙搭的防震棚。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年胜利活动时，全县各公社游行队伍集中到站前广场，我站在县广播站男女广播员身后即兴写解说词供他俩解说。毛主席逝世时我和社员们一起拜祭灵堂(当时基层都设毛主席灵堂)。那年基本路线教育就是批唯生产力论，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我对农村工作总结了12条，写给县委书记刘德春。刘书记把信让县委常委们传看了，拟设常委秘书让我承担。但我还不是党员就从五七中学找了一位蔣姓老师承担了，人家发展到省委宣传部长任上退休的。1976年冬结束工作队工作，1977年春又参加了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工作队，分到李炉公社三人班大队二队，这是来个大调个不再是批唯生产力论，学习大寨普及大寨县而是要分田单干了。因此有了抵触情绪，看社员们不想分田单干，我也很同情。好在这次是县城边上不像康大营公社远在好几十里远，勉强凑合到1978年末回单位了。因为1976年我单位向文化局党委申报晚一步，我的组织问题因四人帮倒台停止发展，我不得不于1985年5月进市总工会的(群团组织不在乎是否党员)。因为我认为毛爷爷不在了，不是他的党了，我也不想入了;后来考虑到子女们的发展，父亲连党员都不是，才放弃了党外的想法。但是无论干啥，我始终坚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原则，就是漂泊到北京来了也是这么做的。我在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和红歌会网上发表了大量捍卫毛泽东思想，走社会主义的文章。

　　2002年正式退休后自费从梅河口去长春回北京采访了郑培民的同学和老师，之后去长沙到湘潭再去湘西吉首，采访了郑培民的同事、秘书和好友等知情人，全面掌握了郑培民的事迹，写了长篇报告文学《郑培民》，自费出版免费献给家乡党政方面的同志。在当年两会期间送书给吉林团和湖南团，借宣传郑培民的机会和途径宣传梅河口，提升梅河口知名度。之后听说白城市岭下公社红石岭大队书记纪英林是参加国家首次群英会的全国劳动模范，当年带领十八个青年在洮儿河东岸烂草塘上用河泥铺成九块海棉田，还在岗梁上凿石掘井引水灌田，向毛主席报喜时事迹传到了中央办公厅，便评为首批全国劳动模范，到十一大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我应朋友之邀去白城市原岭下公社白城市查干浩特开发区拜見了纪英林，采访了一些知情人获取素材后写了电视剧本《皇天后土》。又过两年听说郑培民祖籍河北省武安市有个分田单干二十年后又合为集体，学习周家庄刘庄和南街村的白沙村，我又去采访，下生活半年，用四年零三个月的岁月写出六十集电视剧本《百兴村》。尽管这两部剧本都未能获拍，但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由于有打小参加农业劳动的底子，1968年回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10个月后归队，到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又当了两次(两年)农村工作队，与农民结下了深后的感情，形成了牢固的喜农爱农並惜农的情结，五年前我还回原康大营公社二道岗大队六队，看看昔日的农民兄弟，会会与之“三同″的乡友们。我这个纯正的从地垄沟爬出来的土包子，对自我造就的苦乐人生终生无悔!

　　由于对毛爷爷的酷爱我对反毛贼们是深恶痛绝的。幸获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李定凯教授的推荐，我被纯正的红二代葛元仁同志邀请参加了在海南三亚的老知青联谊会。会上听了老知青们回顾当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去锻炼成长的收获，有的还讲了他们怀着对第二故乡的热爱之情返回创业的事迹，深得老知青们的赞许。在场的董家耕、邢燕子、侯隽、朱克家、马青柯等无不拍手称快。唯独一个混蛋却唱了反调，说知青上山下乡是对他们的迫害。我本未被安排发言，但实在听不下去如鲠在喉，就上前批驳了这个混蛋，气得我浑身直打颤。葛元仁发现(我得过心梗)后赶紧过来劝我把我拉回座位。于是董家耕、邢燕子等对我就近密了。在海边自由活动时，赶上打间了，董家耕把我叫到他身边，给我带份盒饭跟另外几位一起吃的。我是1957年回乡务农的，比他务农的还早，尽管他曾经干到国务院知青办领导的高位，却一点儿未小瞧我，后来的活动中几乎形影未离。

　　陶冶（左）与董家耕

　　这是我有生之年的一大幸事。在小型座谈会上，我被安排在邢燕子、侯隽、马青柯之间。可能由于这次意外的冲动所为，引起了同行者的注意，其中典型的就是人民日报办公厅的小同志(不宜说出名字)的注意。过后他组办的老知青大寨行时想起了我，安排我写份陈永贵大叔的祭文，并主持祭祀活动。我接到邀请前5天，因为在打写《百兴村》电视剧本中，突然觉得要犯心梗病，但为了保存文本就未及时含服救心丸昏厥了。老伴儿听见我的惨叫声，以为是电视机里的声音，就从厨房到客厅看，电视机并未开机;她朝书房一看，我长拖拖地躺在地板上，就没好声地喊我，可下把我叫醒了。我坐起来爬到床上可身是汗，他用3条毛巾都搽湿了。过两天我儿子从长春回来，他妈跟他报功说“你爸犯病昏死了，让我叫回来了!”儿子记得1972年11月17日在去长春的大客上我突发心梗，直接拉到白求恩医大二院抢救及时幸免遇难。他就重视了，硬把我拖到医院(在对面)检查，就让我住院了。我想去大寨参观，以往县里下指标，公社领导和大队书记能摊上，咱基层一般人员哪能获得呀?这么难得的机会一定不错过。我让儿子把笔记本电脑带到病房，我在病床上打的祭文。为赶上活动时间，我联系了15点去北京的大客让车主给我留个铺位。住院7天的下午我就强行(应该住院14天)出院上车回北京，0点后到八王坟我下车打车回的北京家。亮天了我下点儿面条吃了就坐公交车到天安门东集合点，12点就发车去大寨了。在虎头山上永贵大叔墓前我读祭文时特激动也悲痛，自己写的祭文也未能顺畅读了，而且手都在颤抖。其实，我是在抱病完成任务的。祭祀完后过桥时，郭凤莲唱了一曲我忘了名字的歌颂大寨的歌曲。返程途中我和邢燕子并肩坐在前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