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发展过程

　　把新中国作为一个企业来看待，显然更为合适，因为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人力物力资源的配置，不再是市场交易过程，而是一个内部管理事项。

　　在这个过程中间，原来由不同的市场主体分散承担的交易费用，转换为官僚精英群体承担的管理成本。

　　官僚精英群体对管理成本的态度，实际上在社会主义事业中间有着关键位置，毛泽东晚年对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判断就是在这个问题的看法基础上产生的。

　　与私人资本主导的工业化进程相比，政府作为资源动员的主体，具有更强的动员能力;

　　而且“全国一盘棋”式的中央计划经济，能够更有效地降低经营的风险，提高资本的收益率;

　　由于不再依赖存在互为消涨的竞争性私人企业主导人力资本积累和学习过程，国家能够以更高的速度推广和普及新技术和新工艺，

　　换言之，国家因为去掉了相互竞争的私人资本主导作用，因此能够克服保密的障碍，以更低的学习成本更快速地积累人力资本，推进工业化进程;

　　特别是新中国通过三大改造消灭了私人资本的积累模式，所有的物化劳动积累最终不是为了少数人富裕发达而存在的，因此个人的长远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发展目标在利益上更少排斥性，这收获了很高的政治认同，从而降低了管理成本并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成效。

　　按照毛泽东的理解，新中国是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在多个方面比私人资本有着很大的优势，快速工业化战略有很好的保障。

　　刘少奇曾经明确表述为“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能够快速推进，并且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空间，这在新中国的领导层中间有着很高的共识。

　　后续年限的政策实施结果，发现始终达不到政策设计目标。

　　大致上在一九五七年之前，毛泽东认为政策效果远远低于政策设计，原因在于官员在管理经验上的不足、管理者文化水平低下所致。

　　因此，毛泽东强调学习和培训、调查研究和正确的政策指导。

　　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越过始终相对消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越俎代庖亲自总结经验并设计政策，他在一九五五年亲自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教基层干部和农民如何办合作社;

　　在这个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毛泽东总结了十七条政策方针，后来修订增补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农业远景发展规划纲要》(“四十条纲要”)，这个“纲要”在七十年代还是农村工作的指导性政策框架。

　　同时，毛泽东还亲自总结《工作方法六十条》和《人民公社六十条》等工作方法和章程，以弥补官员在政策认识方面的积累不足，填补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