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早看何止50年！

　　前几天，学者孙沛东在微博上爆料称，某地地铁上出现了一条争议标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且贴出了百度百科的解释：“对于老百姓，只能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传统文化热潮兴起的今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已经被最大程度地“善意”断句、理解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遗憾的是，这则标语下面的注释同样使用的是百度百科的解释：

　　经媒体求证，这条标语实际上是贴在该市公交上的。2017年3月，该市公交集团举行“中国文化进车厢”活动，一系列的标语正是活动内容之一，该公交集团公众号还发布了文章《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示历史文化名城魅力》进行宣传。公交集团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目前杭州公交上的这些标语均已撤下。

　　同很多地方的宣传画抹掉毛主席像一样的回应一样，这个事件再一次被指向了“广告公司临时工”所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标语上公交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从国博的孔子像，到各地的读经班、女德班，感恩老板、磕头拜师，孔夫子早就被请回来了，作为“克己复礼”的代言人。

　　笔者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网友要自觉地将“封建社会的圣人”洗白成一个“当代圣人”。

　　在观察者网风闻社区的相关报道之下，“善意理解”孔子这句话的，无一不获得高赞，而批孔的不断批得对不对都要被“踩”。

　　近代以来，对于批孔的人而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被作为指责孔子“愚民”常用的一条“罪证”。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使服从，不可使知之……”冯友兰在《论孔丘》中说：孔子认为“民”是“下愚的人”，“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这两段解释在文革批孔的时候被广泛引用，而这在后来又反过来被作为文革“批孔”、“毁掉传统文化”的罪证。

　　然而，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批判其实自晚清以来就已经盛行;而对孔子这句话的辩护也在同时间就已经开始，清代学者宦懋庸最先给出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断句进行辩护，类似的断句还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甭管孔子自己的意思究竟为何，自孔子弟子子夏到宋代的王安石，对这句话的解释都是字面上的意思，亦即“对于老百姓，只能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者同样是将这个字面意思奉为天下治理的“圣经”。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为什么是“半部”呢?笔者认为，所谓的“半部”就是孔子是什么意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按照这个意思理解孔子并去执行的，正所谓“六经注我”。

　　那么，封建统治者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理解是不是真的完全偏离了孔子的意思呢?笔者认为也谈不上完全偏离，我们还是要结合孔子所处的历史时代去解释孔子的本意。

　　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混战、礼崩乐坏，诸侯穷奢极欲而民众饱受战乱之苦，笔者丝毫不怀疑孔子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但孔子所处的时代同样是一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那时的“民”实际上是奴隶阶层，是没有任何资格参与社会治理的，孔子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也仅仅是站在统治精英的立场的同情，也完全不可能有现代的“人人平等”的思想。

　　对于“礼崩乐坏”的解决办法，孔子认为应该“克己复礼”，恢复周礼的秩序，“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也就是说奴隶就本分地当个奴隶、奴隶主对奴隶不要太残暴，社会就和谐了。“不可使知之”也是为了让奴隶“本分”。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是天子的礼仪，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孔子认为季氏用八佾都已经是僭越、是破坏秩序了，怎么可能又把底层的民众提升到君主的对等地位呢?

　　“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站在奴隶制的时代背景下，孔子的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价值准则去苛责孔子，这是在做“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的事，这就是孔子的“历史局限性”;但同样地，孔子的思想是基于两千多年前的时代背景产生的，虽然其中不乏哲学智慧和闪光点，但绝大多数具体主张与现在的时代早已经格格不入，以今天的价值准则去歪曲孔子的本意，洗白孔子的“阶级立场”更是虚妄和无耻的。

　　例如，孔子主张“励民致富”，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言下之意，“邦有道”的情况下，只要“诚实劳动”，人人都可以富起来，都可以成为有产者。然而，马克思在社会化大生产的阶段，早就发现了劳动对象和劳动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与劳动者相对立的奥秘，正因如此，劳动者终日劳作却不能致富、有产者坐享其成而黄金满钵，并由此必然要产生阶级、贫富分化和阶级斗争。

　　孔子的学说是一整套的治理体系和“统治术”，某些人洗白展现孔子“阶级立场”的这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不过是为了给孔子“统治术”中的其他内容提供合法性依据，为鼓吹用“克己复礼”、“君仁臣敬，父慈子孝”那一套陈旧术数巩固资本秩序张目。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颇费周折，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极力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潮，但这种自由主义，只是资本的自由——放任资本对人的奴役。为了抵消人民革命对资本的冲击，就给地主资本家对贫苦农民和工人的剥削，穿上“慈善”的外衣，与孔夫子的“温良恭俭让”连在一起，一方面搞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一方面提倡“宽容”、“仁爱”。老革命家李尔重同志在其晚年著作《孔子评析》中写道，“孔子学说不但保护了封建社会，也维护了资本主义”。不过，这一切不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过错，而是那些利用孔子的人故意为之。

　　对此，毛主席早就有所洞见和警惕。

　　毛主席从来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他给两个女儿取名字，都是借鉴于论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他亦高度评价“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多次谈到孔子的历史地位和教育贡献：

　　1930年5月，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谈到调查研究时，提倡“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西安事变后，毛主席引用《论语·子路篇》中的名言，指出：“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15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1956年8月24日，毛主席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然而，毛主席也多次指出孔子观点的“片面真理性”和“时代局限性”。我国著名教育家匡亚明先生在其所著《孔子评传》一书中回忆道，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主席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毛主席表示：“孔子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他的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做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重庆国民党方面正在大搞所谓“尊孔读经”，毛主席对匡亚明说：“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

　　据毛远新回忆，1973年毛主席同他谈孔子时说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请来放入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到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解放初期，毛主席重视对《武训传》的批判，又何尝不是担心那些同路人走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就不愿意继续向前走了，而是把孔子请回来，搞“阶级调和”和旧的那一套呢?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来早就被毛主席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今却堂而皇之地复活了。千百年来的统治阶级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统治信条，孔夫子的“克己复礼”被他们高高举起，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却被弃之一边;而毛主席却为了摧毁剥削阶级复辟的基础，教导中国人民要学习文化、要关心国家大事。红军时期，毛主席就主张红军战士一边打仗、一边学习;早在1945年，毛主席提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将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文盲率已经下降到30%。毛主席不仅教给人民群众文化知识，更教给了人民群众自我解放的思想武器，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而今，当“人民富豪”也号召大家读《论语》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警惕了，这又何尝不是阶级本质的暴露和阶级斗争的表现呢?

　　四十年前，王震将军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从现在看，毛主席比我们早看的岂止50年?

　　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