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萧子升的一次“行乞”游学
1917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毛泽东与好友萧子升相约进行了一次历时一月有余的游学，这是毛泽东求学期间耗时最长、成效最好的一次调查研究。他们走过田间地垄、商镇小村，访遍乡贤商户、农民挑夫，真实地感受了中国基层的乡情民意，对中国的前途有了更为深切的思考。
一、竹杖草履游学路，诗文佳对解肚忧
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学识的提高不能仅仅靠读书，还要靠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他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记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在这一思想的驱动下，毛泽东多次离开闭门求学的校园，到民间游历，看访国情何在，探寻青年何为。
1917年的暑假，毛泽东在《民报》上看到一篇关于两个学生徒步漫游全国，一直到达西康的报道，很受启发。于是，他与已从湖南一师毕业、正在楚怡小学教书的好友萧子升相约，各自仅带一把雨伞和文房四宝，剃成光头，穿着褴褛，赤脚草鞋，从长沙楚怡学校出发，遍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进行了一次“行乞”游学。这期间，他们既观民生百态，又览名山胜水，感受了民间疾苦，增长了学识眼界。
当时的毛泽东、萧子升同许多有抱负的青年学生一样，志向高远，但钱包微薄。为了解决路上的吃饭问题，他们每到一处，遇上学校、商店或住户，就写一副对联送去，接受一点馈赠。这一段游学之旅，毛泽东曾委婉地说：“所到之处，受到农民友善的欢迎和款待。”但当时既不是年关，也不逢节日，很多人都对抄写之事兴趣不大，所以想“以字换饭”，并非易事。还好俩人诗文俱佳，一路凭借才气，才不至于肚中空空。
有一次，他们打听到附近有一个归隐故里的翰林刘氏，尤好诗文，远近皆知。萧子升就说道：“润之，刘先生就是我们今天的幕主了！我们要攻克他。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首好诗送给他，来表达我们素仰大才、想要拜访的目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说不定既能得到餐饭招待，又能请翰林指点文墨。于是俩人开始构思诗作，毛泽东先吟出首句“翻山渡水之名郡”，萧子升附和下句“竹杖草履谒学尊”，道出了此行拜访的意图。而后萧子升又写“途见白云如晶海”，毛泽东略为沉吟，给出尾句“沾衣晨露浸饿身”。这首诗既表达了对刘翰林这位“学尊”不与官场俗流为伍、甘作“白云”归隐家中的赞赏，又委婉表示了俩人腹中空空的窘迫处境，堪称巧妙。刘翰林看过诗后赶忙将他们引入家中，茶饭招待，三人遍谈经文史集，引为莫逆。临走时，刘翰林还拿出四十铜板赠予俩人，表达心意。
就这样，毛泽东和萧子升凭借才学既解了肚忧，又有了盘缠，但俩人以文“行乞”并不是每次都这么顺利。到了安化县城的时候，他们决定去拜访年过花甲的乡贤夏默庵。夏老曾就读于清朝的两湖学院，学识渊博，著述颇多，自恃才气看不起等闲之辈，所以毛泽东和萧子升两次登门拜访，都被拒之门外。萧子升想另寻去处，毛泽东却一点儿也不灰心，坚持去了第三次。这次，夏老见俩人有些毅力，便开门相迎，题了个上联探他们的虚实：“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这一联看似写春天鸟鸣，其实暗含文人的雅骂，颇有些难听。毛泽东和萧子升商议后，当即对上：“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俩人的下联化用了《晋书·惠帝记》中一个典故：惠帝出游，听到阵阵蛙声，便问随从：“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意思是这蛙声是属于公家还是私人呢？随从巧妙回答蛙声在公家地盘便是为公，蛙声在私家地盘便是为私。当时夏老正任劝学所所长，有提携后进之责，远游学子叩门拜访，竟讽其“叫春”，显然是没有做到“为公”。夏老听到十分羞愧，连忙将俩人请入家中，留他们小住。期间，夏老还把自己用一生心血著成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拿出来，向两位小友请教。这本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论证了中华各民族同种同源，不可分割，毛泽东和萧子升读完很受启发。
虽偶有乡贤赞赏毛泽东和萧子升的才气，留宿供餐，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还是风餐露宿。毛泽东作诗调侃曰：“沙地为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说罢风趣地指着身边的一棵老树说“这就是我们的衣柜”，并顺手将包袱、衣服挂于树枝上。每次睡前，萧子升都要去河边洗脚，毛泽东还笑着说：“你还要保持那绅士的习惯啦！你现在可是一个要饭的绅士呢！”
二、看遍民间真疾苦，识到革命是正途
毛泽东与萧子升游学路上虽常有诗情雅趣，但俩人更多的时间是在走访群众以及对当地历史民情进行考察的路途中度过的。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基层政权的腐败与脱离群众。他们一路走走停停，到达益阳的时候，看到一则官府的告示，发现当地的县长张康峰竟是湖南一师的化学教员，并且张教员在校期间和萧子升往来很多。俩人当即决定前去拜访。可是一路行乞游历，他们身上早已是破破烂烂，一走近县衙大门就被卫兵嚷住：“你们两个叫花子，来县衙做什么，快点滚开！”毛泽东将名片递上说：“我要见县长，劳烦通报。”卫兵丝毫不理会，只说县长哪是你们能见的？便要轰他们走。毛泽东和萧子升不慌不忙端坐在那里，说啥也要见县长，不然就一直坐在县衙门口。县衙的门房只得拿了名片去见县长，说要请县长下令把他们抓起来。不多久，门房快步走出来，笑着说：“县长有令，赶快把二位先生请到书房去。”旁观的人惊讶不已，毛泽东和萧子升暗自觉得好笑。他俩起身去拿包裹雨伞时，门房抢着要替他们拿。毛泽东客气地说：“不，谢谢你。乞丐是自己拿东西的，不敢劳动大驾。”在这次经历中，他们感受到如今的县衙和以往的县衙并无太大差异，都是对上谄媚，对下欺压。俩人在路上还遇到了一个在县衙当差七八年的老衙役，他们问及现在的县衙可有新风气，老衙役说：“如今县太爷审案，满脑子想的就是钱！谁给的钱多，就偏向谁，向他求情是没用的，除非花钱向其行贿。”路过的百姓也都附和说现在的县衙是钱眼里的衙门，没洋元开路啥也办不成，有“孝敬”送上就啥也好商量。可见中国的“父母官”腐朽到了什么程度。
在益阳县受奚落的那天晚上，毛泽东和萧子升就围绕金钱与权力的话题，展开了争论。萧子升认为，“权力是个很坏的东西，就像一把刀，既能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还能杀戮人民，伤害百姓，权力象征着最大的罪恶。”而毛泽东则觉得金钱更可恶，他说：“今天，如果我们穿着体面的衣服，去县衙求见，那门房还会横眉竖眼吗？假如，我们给他点小钱，他是不是就会笑面相迎呢？如今的社会，最大的弊病，就是钱可通神，而资本家的金钱权利却是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得来的。人一旦有了钱，哪怕他没修养，没学识，哪怕他为非作歹，人们照样对他百般奉承，弯腰作揖。”所以，毛泽东愤慨地说：“这样的社会状况，必须改造。”
除去观察吏治民情，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还会阅览当地的文史典籍。毛泽东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看当地的史志，这个习惯他坚持了一生。游学到安化的时候，毛泽东特意去翻阅了当地的县志。县志记载，清咸丰二年，有一农民壮士黄国旭，反对清政府选派的“甲书”（管理乡田粮征收的税吏）苛征赋税，敲诈勒索，集结数千农民共同抗粮，并组织民勇攻打安化县城，抄没甲书家产，为当地民众所拥护。后来，黄国旭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遭到清政府军队镇压，因寡不敌众，黄国旭被捕后惨遭杀害。当地农民闻讯，为之痛哭，并集资为其立墓筑碑，铭刻碑文“苦死三生命；福荫九乡人”，以示纪念。自黄国旭领导安化农民暴动以来，安化大小农民暴动事件连年不绝，影响深远。毛、萧二人到达安化特意去烈士墓前吊唁，从那时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立场是站在贫苦农民一边。
◆毛泽东安化游学雕塑。
从这一次游学中，毛泽东观察到尽管辛亥革命掀起巨变已有五年，但湖湘基层仍是地主劣绅积富作猖，底层民众疾苦不堪。本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责的县衙却被钱驱使，滥用权力，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他更体会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并非当权者所描述的那么麻木不仁，他们明事理、敢斗争，像黄国旭这样的仁人志士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砥柱。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的改变恐怕需要一场更深刻的革命，来彻底拔除社会积弊，而不是依靠改良这种表面文章去修修补补。
三、灼灼真理何处寻，无字书中有乾坤
毛泽东和萧子升游学的最后一站是沅江县城。俩人徒步半天有余，从益阳到达沅江，但当时正逢夏季长江汛期，江水猛涨，淹没了地势低平的县城街道。俩人见此只得结束行程，取水路回到长沙。
在返途的船上，毛泽东和萧子升看到有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急忙上前劝解。经过询问才知一人是常德衙门的文书，另一人为沅江县衙的捕快，俩人衣着考究，看起来都是体面人。捕快自称是文书偷了他随身携带的香烟，他去讨要，俩人就打了起来。这一小插曲引起了毛、萧二人对道德问题的探讨。原本毛泽东信奉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社会普遍的贫穷问题导致了道德修养的滑坡，然而今天因偷盗而打架的两个人都不愁吃用，还衣着讲究，显然不是穷人。萧子升说：“这就证明金钱不能提高道德水准，知识才能。”但无论是衣食足才能提升道德，还是知识才能提升道德的观点，无疑都是片面的。结束行程后，毛泽东又认真思索了这件事，他领悟到：人们的各种道德观念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他们游学一路既有缺衣少食的贫苦农民乐于扶助他人、老实本分，也有代表着剥削阶级的衙门恶吏贪得盆满钵满，却也忍不住去偷一包烟。毛泽东意识到提升社会道德的真谛，在于使群众掌握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于是，在返回湖南一师后，毛泽东专门给老师黎锦熙写信汇报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他在信中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如何找到本源？他的结论是：“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真正的改变在于国家民族思想本源的改变，所谓议会、宪法等等具是枝节问题，如若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导，即使照搬西方制度，也对改变中国贫弱的现状无济于事。正如其在1917年的文章《心之力》中所写：“若欲救民治国，虽百废待兴，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谋划，然民众思维心力变新、强健者是为首要之捷径！”这种思想是毛泽东对“为天地立心”这一古哲思想的继承，也是对辛亥革命以来民主自由思潮的进一步思索，体现了他对救国真理的孜孜追求。
毛泽东和萧子升的这次行乞游学是一次成功的社会调查和实践学习。8月16日，俩人回到长沙的时候，清点行囊，发现里面还剩两个大洋四十个铜板，萧子升和毛泽东感叹道：“我们现在完全明白了俗话所说的‘叫化做三年，给官都不干’。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乞丐的生活真是彻底自由。”俩人回忆这一路既有刘翰林、夏老这样的乡贤和开明士绅，也有益阳县衙役这样的势利小吏，但看到更多的还是挣扎于社会压迫与剥削之下努力求取生存的劳苦大众。这一月有余的社会考察对毛泽东的世界观有着很大的冲击。游历结束后，毛泽东将他所写的调查笔记寄给了《湖南通俗教育报》，经该报选摘发表后，立即在全省引起了巨大轰动，人们都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评价他们“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还有人把毛、萧二人比作求取真经的“小玄奘”。从基层的生存活力与斗争精神中，毛泽东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人民群众。通过游学，毛泽东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深刻认识到：只有用真理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在之后的革命实践中，他数次去基层调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论。
毛泽东和萧子升这对游学伙伴，虽然后来因为政见不和，追求不同，最终分道扬镳，但俩人都十分珍视这次“当乞丐”的游学经历。毛泽东在陕北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还特意回忆起：“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萧子升后来也写了《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对当时的游学之旅进行了详尽的回忆。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故事，仍能感受到当时两个青年学子对于世界真理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救国安民之道的不懈探索。只不过执拗的萧子升未能真正打开真理的匣子，而毛泽东则沿着真理的道路继续走了下去，找到了他寻求的“世界的大本大源”——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1】萧子升著；陈重等编译，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M].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06.
【2】斯诺著；西行漫记[M].三联书店，1979.
【3】周世钊著；周彦瑜、吴美潮、王金昌整理，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12.
【4】萧三著；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08.
【5】唐振南、周仁秀著；学生时代的毛泽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0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2.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