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么读《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对自己所写的著作，最满意的要数《实践论》了。此外，他提到最多的几篇文章中，《新民主主义论》是很突出的一篇。建国以后，他多次谈及这篇写于1940年的文章，而且在与兄弟党谈到自己的著作时，也以此文为例，说明在写文章时是如何反复斟酌，反复修改的。

　　确实，对这篇文章，毛泽东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并且还征求了一些同事的意见。二十多年后，他还讲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可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却出现一种声音，认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很快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思想。由此引起了党史界的激烈争论。争辩双方多为党史界的知名人士，其观点对立之尖锐，涉及问题之重大，影响之深远都是多年来所罕见的。

　　“放弃论”的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要经过一段时期（10年，20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条件成熟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毛泽东在1953年，即建国仅3年左右就提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在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引经据典，认为在极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

　　事关重大，我们不能不认真重读《新民主主义论》。

　　文章开篇就把中心议题提出来：“中国向何处去？”

　　毛泽东的回答是：“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就是说，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走完了第一步才能走第二步。而问题就在于在这两步之间所呈现的社会形态是什么？这个在马克思的书本中找不到，由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所独立创建并被中国革命的胜利所实现的社会形态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这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这里并没有什么模糊不清的东西，很清楚，这种国家形式，不是游离于人类社会几种已被历史证实了的社会形态之外的又一种固定模式，而是一种“过渡的形式”。所谓过渡，就是它必然要向一种确定的社会形态变化，在新中国面前，摆着两个前途：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对于毛泽东来说，答案当然很明确，他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投身革命的。他用坚定的语气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不间断地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信念毛泽东从来没有丝毫的动摇，他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指明，革命胜利后的国内基本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建国初期党的方针来看，并非马上要消灭资产阶级，所以关于基本矛盾这个论述的真正含义就是革命胜利后新中国 “向何处去” —— 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之争与前途之争。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像某些文章那样，把既允许民族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又把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定位成基本矛盾看作“概念的冲突”。

　　也正因为把革命胜利后时期确定为“过渡时期”，是一个向着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变化的时期，所以，毛泽东说：“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 ‘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

　　持“放弃论”的人会引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表明毛泽东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不错，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但关键是他之所以这么主张，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恰恰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因为他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并且强调说 ——“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正如许多文章所共同评论的，毛泽东既是一个矢志不渝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原则；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和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这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著作中表现得非常鲜明。一方面，他响亮地高呼：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中国的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国革命必定要“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看到，鉴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和极其落后的经济状况，中国的进步必须一步一步地走，其中就包括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又要利用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这就给走上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艰难的课题，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坚定性与执政能力的双重重大考验。

　　毛泽东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部分“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掌握了这部分对整个国计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力量，就为实现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其它资本主义，则允许在有利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前提下得以发展，但“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得更具体，一方面，“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 —— 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这种限制政策的核心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绝不允许资本“操纵国民生计”，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是相当复杂的，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正如毛泽东所说:“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深刻”。

　　在具体实践上，毛泽东坚决地开展了反对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严厉打击私人投机资本对物价和市场的猖狂破坏，严厉打击不法资本家对抗美援朝物资偷工减料以及盗骗国家资财等种种罪恶活动。而对于一般的资本家，则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单个企业公私合营乃至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用和平赎买，给予资本家股份定息的方法实现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基本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国国情，实事求是而又坚定不移地向社会主义渐变过渡的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奇迹；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工业生产取得了远远超过旧中国100年的成就。直到今天，这段历史的评价依然经得起检验而不可动摇。几十年后，当时不理解毛泽东的想法而受到过毛泽东批评的薄一波在自己的反思中说：“当时许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有认识到或没有深刻认识到，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已经乘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航船。”（《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中国，继续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当然是不合适的，但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是不是就“放弃”了呢？

　　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同李富春、薄一波、陈伯达谈经济工作问题。毛泽东说：“我看搞经济，学会它要花些时间，现在搞了十五年了，应该可以做些总结了。我跟一波讲，要他再翻翻《新民主主义论》，最近我也翻了一次。”看来，毛泽东并不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已经过时，恰恰相反，他认为有了十五年经济工作的经验，现在更应该运用好《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思想。

　　1964年，中国经济刚刚从三年困难时期恢复过来，毛泽东总结所受挫折的经验教训，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再次吹响民族复兴的强国号角。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会重提《新民主主义论》呢？

　　吸取过去的教训，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做到实事求是，无疑是毛泽东强调的一个方面。1964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毛泽东却很冷静，他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1965年6月，毛泽东又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这就是被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新的建设时期所遵循的指导方针。

　　但毛泽东绝不因为挫折而放弃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的目标。1964年年末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结束，新的经济建设发展时期就要开始。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在报告接下去的一段中，“后来居上，理所当然。我国具有很多优越条件，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其中“超过”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他认为只讲“赶上”还不行，还要讲“超过”。

　　毛泽东坚信，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赶超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持“放弃论”者的观点根本对立，那些人认为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不可能搞社会主义，他们不赞成毛泽东的名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认为这是民粹主义的思想。

　　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所说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我们不必从概念到概念去争辩这个问题，在“民粹主义”的定义上纠缠不清，只要想一想，历史上，弱国赶超强国，后来居上的事例难道还少吗？先进的社会制度能够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在历史上已经由资产阶级革命所证明，在今天，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不是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吗？

　　毛泽东用新中国所获得的成就来为“大跃进”“正名”，他所要捍卫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要“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说到这里，也许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当初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不能实现这样的“赶超”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举了基马尔革命的例子。这是发生于1919年土耳其，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然而这个引起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很大兴趣的共和国，在成立后不久就镇压工农群众，杀害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阻碍土地改革的彻底进行；在失去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最终投靠了西方帝国主义，结果仍然改变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二战后的历史进一步表明，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后，凡是建立基马尔式共和国的，没有一个摆脱得了政治上，经济上受老牌帝国主义控制的命运，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还时时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策划军事政变进行颠覆，甚至直接武力介入发动侵略战争的威胁。历史已经一再证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是不会容忍后进国家赶超它们、挑战它们霸权地位的，它们会采取一切手段进行遏制直至“极限施压”，唯有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国家才能经得住这样的压力，突破重围而后来居上。仅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说，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幸：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查阅这段时期的《毛泽东年谱》，对照《新民主主义论》，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点：在经济政策上更加注重实际，体现符合客观规律的灵活性；同时在意识形态和党的指导思想上更加坚定社会主义方向，警惕和抵制一切企图偏离这个方向的倾向。

　　细读《新民主主义论》，就会发现通篇文章把“文化”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文章指明，这里说的“文化”是指“观念形态”，也就是通常说的“意识形态”。文章在第一节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议题之后，在第二节作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回答中就强调了“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专门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一节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在随后的章节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毛泽东同时提醒全党，要处理好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与具体实践政策之间的关系，他说：“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地对共产党员必须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就是在这段时期，毛泽东多次表达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状况的严重不满。其实，这种不满从建国初批判《武训传》就开始了，毛泽东认为这方面“欠债越来越多了”，并且再次提出一些共产党员“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问题。到了63-64年，毛泽东已经按捺不住这种不满的情绪，而向相关部门的领导提出严厉质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同时，在中共的领导层，毛泽东更加尖锐地提出在指导思想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走哪条道路的问题。

　　而在经济政策方面，毛泽东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根据一切事物都处于内部矛盾运动变化之中的辩证法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经历不断进步、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经历多个发展阶段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必须在各个阶段都要把经济政策建立在现实阶段国情实际的基础上，而人民群众追求共同富裕的愿望始终是经济政策的着眼点。毛泽东批评苏联“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所以在维护农民集体化成果的前提下，在实际政策上相当部分采取了类似“新经济政策”的做法。在当时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特别交代：“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这些基本政策在“文革”中也都继续保持下去。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曾看到资料，王震在1988年9月9日毛泽东忌日那天对工作人员说：“现在把什么都扣到毛泽东头上加以批判，……说毛主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陈永贵同志提出来的。毛主席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们一二十个人的会上说的，我当面亲自听到的。”（《王震传》编写组）查阅那个年代的《人民日报》，没有一篇文章是提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却有好多篇批判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限制社员家庭养猪、多种经营发展家庭副业的做法。当时不仅支持“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而且大力鼓励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在“文革”期间，社队企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事实证明，中国后来出现的农村富裕乡镇，毫无例外地享受了乡镇企业的红利。

　　这篇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恢弘巨著，从发表至今已有81年，但丝毫不减其穿透时空的真理的光辉。今天，新时代“不忘初心”的中国人，是不是仍然可以在这篇光辉著作里继续汲取伟大的思想力量？

　　（文中粗体字均引自《新民主主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