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梁思礼：爱国这一课不曾落下半节 七常委献花圈志哀
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梁思礼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14日上午10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今天(4月18日)上午，梁思礼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社会各界，梁老生前同事，朋友，都前来送别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4月18日上午，梁思礼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东告别室举行
现场有超过1000多人，其中包括他的亲人，朋友，还有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现场还有很多人是从外地专程赶过来的，他们来到现场悼念梁思礼院士，送他最后一程。除了曾经与梁老工作过的同事，许多慕名而来的年轻人也前来送别。
据江门广播电视台报道，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位委员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敬献了花圈。
广东省委省政府敬献了花圈。
梁思礼生前同事刘竹生院士：“梁老这个人很豁达，他的去世对我们导弹事业、对我们国防事业都是重大的损失。”
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他是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他参与了中国航天历史上的诸多“首次”，曾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他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论述，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
少年梁思礼：奋发求学 一心报国
梁思礼1924年8月24日，生于北京，是家里9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由于是老年得子，出于父亲的疼爱，梁启超叫他老白鼻。
幼年时期的梁思礼
虽然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但在他年仅4岁半的时候，父亲因病离开了。但是在幼小的梁思礼心中，父亲的记忆就显得尤为珍贵。而“爱国”二字从他小时候起，便印在了他的骨子里。
梁思礼对国家的热爱来自于少年时不可磨灭的记忆。抗日战争时期，梁思礼正就读于南开中学和耀华中学。虽然生活在租界区，但是国难当头的气氛，让他永远难忘。
自强救国的愿望让梁思礼更加奋发求学。1941年，梁思礼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踏上赴美留学之路。但就在他到达美国后两周，珍珠港事件爆发。这让初到美国的他与家里彻底失去了联系，并且经济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梁思礼：“端盘子、洗碟子、洗碗，那会儿刚18岁，生活全靠自己。”
少年时期的梁思礼
在异国他乡的磨砺下，梁思礼坚持完成8年学业，1949年，他获得无线电硕士、自动控制博士学位，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踏上了回国的旅途。梁思礼并不知道，其实他也是当年第一位搭乘这艘具有传奇色彩的邮轮回国的科学家。在这之后，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多位学者也都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在回国的路途中，梁思礼用自己制作的收音机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这群年轻人激动不已，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在船上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
当船快靠近天津码头的时候，梁思礼看到了早早站在码头，等着自己回来的母亲。那一刻的情景，让他难以忘怀。
青年时期的梁思礼
梁思礼：“八年了，母亲伸着两个手臂来欢迎我，正像祖国欢迎我一样。”
学成归来：投身航天六十载 一生为国问星河
带着满腔热情回国的梁思礼，在1956年作为第一批专家，投身航天建设，并开始了他长达60年的航天工作。今年也正是中国航天创建60年，在这60年间，梁思礼见证了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枚导弹成功发射，完成了我国长征二号火箭从失败再到成功的重生。
1956年，梁思礼参加了党中央、国务院主持的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在这一年，新中国的航天事业正式起步，面对薄弱的工业基础和一无所有的理论体系，梁思礼是最初的拓荒者之一。
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不久，面对美国导弹、原子弹的成功，以及才结束不久的朝鲜战争，军事装备落后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自强才能自立。同时，钱学森，王希季等一大批精英科学家的回国，更是让中国有了在尖端科学领域展开攻关的底气。
1960年，中国人仿制苏联导弹研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成功试射，志气满满的航天人开始完全自行设计，进行首枚中程导弹东风二号的研制。梁思礼当时担任的就是主任设计师。
梁思礼：“我们要自己设计我们自己的导弹，那时候真是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很快的，大概一年多，我们的导弹就设计制造出来了，准备到靶场发射。”
但令梁思礼没想到的是，这次发射失败了。他和中国的第一批航天人一起，首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梁思礼：“我准备凯旋，因为我充满信心——这导弹一定能发射成功。结果那个导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就跟喝醉酒一样。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三百多米的地方，炸了一个十几米深的大坑。”
经历失败的痛苦之后，梁思礼和同事们连夜总结，找到了失败的关键。但这一经历，也成为梁思礼后来提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直接原因。1964年，经过一年多改进和重新研制后的东风二号终于发射成功。
工作中的梁思礼
紧接着1966年，我国第一次导弹核试验成功，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武器的国家。梁思礼说，虽然已经见证过中国导弹的一次次跨越，但那次的成功，让他最为难忘。
梁思礼：“不仅我高兴，全国人民都很高兴，马上报告给了周总理，很快，我们的导弹核武器成功的号外就出来了，全国人民欢腾，而在那个时候，国际上才承认我们是核大国。”
在导弹和核弹的“两弹”计划目标成功实现后，中国的首颗卫星发射也具备了技术基础，卫星的发射首先需要能够进入太空的运载火箭。事实上，导弹与火箭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只要将导弹弹头换成卫星，就是火箭。于是1965年，在中国导弹研制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梁思礼，正式转入运载火箭研究领域。他曾先后担任长征二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长征三号”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等工作，成为中国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权威专家。
1983年，梁思礼创新性地提出航天领域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我国航天事业开始全面进入数字时代，这不仅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同时对我国载人航天等多个重大工程项目形成了深远影响。
生活中的梁思礼
60年，梁思礼心系航天，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梁思礼：“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林则徐那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应该教育下一代，还要继续这样做。我们国家要强盛，需要这种精神。”
众人追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航天事业
梁思礼院士从1956年开始从事航天研究，在航天系统工作了60年间，也奉献了60年。虽然梁老已经走了，但是与他接触过的人并不会忘记这位亲切、可爱的老先生。在与梁老共同工作了20多年的秘书眼中，梁老是亲切的，可爱的，而在同事和后辈的眼中，梁老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员会主任兼梁思礼秘书杨利伟，从1994年底开始担任梁思礼院士的秘书工作，那年梁老70岁，他35岁。但是梁老从来不在乎这30多岁的年龄差距，总是亲切地喊他小杨。
杨利伟：“他英文比较好，出国调研时工作人员可能英语不太好，也不敢提问，他就鼓励说没关系，你想问什么问题就问，我给你当翻译。”
而大家没想到，从此之后，梁院士一直惦记着同事们需要用到英语，曾经有过赴美留学的梁老主动当起了老师，工作再忙，他也会抽出时间给大家辅导。一直持续了一年时间。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原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杨德生：“他当时已经是副所长了，很忙，教英语还很认真，会先备课。”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原控制系统副总师孙凝生：“梁老这一生都奉献给了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他一直在抓型号，跟我们一块加班，跟我们一块流汗，在艰苦的生活中跟我们打成一片。”
2014年，已经90岁高龄的梁老，逐渐离开岗位，不再担任科研任务的主要工作。即便在家里，他也并没有放下自己心爱的航天事业，时时关心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梁思礼留下的珍贵资料
杨利伟：“比如说北斗导航，他很关心，他一直关注着，还有一些型号的事，他会经常让我给他报告一下进展，大概去年的时候，他还关心天上有多少卫星，北斗导航有多少卫星，到什么程度了，他不仅考虑现在，还考虑将来的，比如哪个型号怎么搞，他会提出建议。”
梁老走了，但这位中国航天领域泰斗一生渊博学识，所形成的无数文献和资料，以及建立的技术体系，仍然将在中国航天事业中，被不停地继承和发扬。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原所长董若环：“他全心付出航天事业，全部心血全部智慧都用在工作上。他走了我们的确是非常沉痛，但是他留下的这些宝贵的东西，也是我们继续学习的珍贵读物。”
延伸阅读：
“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追忆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4月18日上午，梁思礼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东告别室举行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他曾坦言：“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除此之外，梁思礼另一个身份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儿子。不过，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办公室主任杨利伟(兼任梁思礼秘书)看来，“他首先是一名出色的航天专家，然后才是梁启超的孩子”，因为“即使不提这个身份，他的人生也有太多的经历值得倾听”。
有人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梁家的遗传
一双大眼、宽阔的前额再加上一张典型的“梁家嘴”，梁思礼举手投足间总有父亲梁启超的影子。梁家的遗传，一个留在了脸上，一个种在了心里。
可能是老年得子的缘故，九个子女中，父亲梁启超特别喜欢这个最小的儿子。“父亲平时在天津饮冰室写作时，一般不许孩子们去打扰，可由于他特别喜欢我，有时候我到他那儿去玩，他便常常跟我玩玩、逗逗，等于给了他休息的机会。”在《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一书中，梁思礼自述道。
幼年的梁思礼被家人唤作“老白鼻”——这是风趣的父亲对他的昵称，系将英语Baby(宝贝)一词汉化而来。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白鼻”后来竟然成了中国航天质量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
“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工业救国”梦
尽管生在北京，但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是在天津度过的。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
然而到美国两周后，珍珠港事件就爆发了，日美宣战让他失去了与家庭的联系和经济来源。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在罐头厂装过罐头，在餐厅端过盘子，在游泳馆当过救生员……“第一个寒假我没地方去，外甥女周念慈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我就在她那儿过的。在那儿我第一次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增强了我的进步倾向。”
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想转到工科大学。“因为那时我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觉得中国老受人欺负，将来学一门工业技术，学成回国后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就好了。”于是，他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的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
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后来的无线电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无线电公司RCA已经同意接受他。“如要到美国公司工作的话，随时可能被抽调去当兵，可我就是不愿给美国当兵，所以还是决定继续上学。”就这样，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作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CSCA)积极分子的梁思礼一方面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此刻，站在彼岸码头迎接他的，是阔别八年、白发苍苍、眼含热泪的老母亲，正如饱受苦难的祖国一样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
“我们这些热爱祖国的归国留学生心中暗暗发誓：要把一生奉献给祖国，为改变她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她的独立、强盛、繁荣而奋斗。”在自述文集中，梁思礼如是描述自己的感受。
“驯火者”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人，他的职业生涯见证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只是失败的记忆要远比成功来得痛切。
1962年的这次导弹发射，留给梁思礼的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导弹冒着白烟，摇摆不定，爆炸于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这样的描述在梁思礼以后的报告和演讲上被反复提及。
不过，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的经验要比成功的经验宝贵得多。
多次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
“梁老总提出质量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生产出来、管理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实验和统计分析出来的……实际上，真正要提高可靠性，就要在整个研制过程中解决每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而这也成为我们应该贯彻执行的宝贵财富。”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原所长董若环说。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退居二线后，梁思礼从未远离“战场”，而是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正如他所信奉的萧伯纳那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普渡大学埋首实验、国防部五院夜夜鏖战、酒泉发射基地发射前检查、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在每一个人生节点，梁思礼和其他“驯火者”一样，被镌刻在历史的坐标上。
“父亲完成了他的使命，他的一生，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坚持了一生的选择——中国航天事业。”对于父亲的离开，女儿梁旋悲痛万分。但她认为，父亲能够坚定信仰并践行一生，已是“无憾”。
(本报记者 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