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纳雄“那儿”就一定要实现！——悼念当代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曹征路老师

　　昨天夜里获悉曹征路老师溘然辞世的消息，笔者悲痛不已、彻夜难眠，匆匆写下这些悼念的文字。

　　得知曹征路老师罹患癌症的消息还是一个月前，由于疫情未及探望，没想到噩耗竟来得如此突然。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位敬爱的老师，更失去了一位当代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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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第一次得知曹征路老师，是读到他在2004年第5期《当代》上刊登的中篇小说《那儿》。

　　小说《那儿》是当代无产阶级左翼文学的开山之作。在伤痕文学、靡靡之音以及剥离阶级议题的空洞主旋律交织的主流文学界，《那儿》是一股绝不同流合污的清流，是一棵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幼苗。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一直处于被压抑、被冷落的状态。在“反左”的空气下，黄纪苏、张广天等人的“先锋”话剧《切·格瓦拉》、《圣人孔子》只能用近乎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站在革命的视角去回应现实；而《那儿》却直接地成为了当代现实主义的力作，它绝不是形式“先锋”所能比拟的，它把当代国企工人所遭遇的苦难现实直接做了一个切面，呈现给读者。

　　《那儿》以“平视”的角度来看国企改革下“小人物”们的意志和挣扎，为“沉默的大多数”勇敢地发声：历史不再是也绝不应该仅仅是宏观的事件和冷漠的数字，更不应该是刘欢的《从头再来》假装壮烈的无比荒诞。

　　《那儿》的故事尽管也是虚构，但通过笔者在读到它之前的几年时间里，从东北一路向南到湖南，对老国企工人社区的走访，发现现实之惨淡比之曹征路老师小说的虚构，完全是有过之而不及。以致笔者看到《那儿》的第一眼，就几乎确信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那儿》塑造了下岗女工杜月梅为代表的国企工人形象，通过杜月梅以及她周遭发生的事，生动地描摹出了在这场“抢劫”运动中下岗工人群体的苦难遭遇。但曹征路老师绝不是以高高在上的怜悯姿态“分享苦难”，像以往的文学作品那样转身书写改制的“合理性”；他更塑造出了小舅朱卫国这样的孤独的工人领袖形象，把自己以及自己的思考代入进了这场正在发生的历史。

　　小舅是工会主席，他反对“化公为私”的改制，与厂长、与入驻企业斗争，却又因为“省级劳模副县级领导”的身份，与普通工人有隔阂。小舅是传统国企工人老大哥的形象化身，他的身上富含着无产阶级的神性光辉，他的精神资源来自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与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对工人领袖王文革的极度丑化完全不同的是，小舅既一心为公，他既富有建设性（劳动模范），又富有斗争精神。小舅文化程度不高，但胆识过人，青年时代当技工时就曾有过为国争光的辉煌历史，而他北京上访的经历则可谓智勇双全。

　　然而，在一个以功利世俗为意识主导的现实世界，连小舅家人都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劝阻他去反抗，就连“我”这样一个亲人都觉得这“也太崇高太伟大了，所以我不太相信。”当最后工人终于受其感召起来反抗时，现实再次无情地出卖了他。小说的结尾并不是一个“Happy Ending”，而现实之中通钢工人那样的“Happy Ending”只是极个别的个例，大多数的斗争以失败告终，这是由力量对比决定的。

　　绝望的“小舅”用空气大锤砸碎了自己的头颅，在维护工人利益和保护国有资产流失上，小舅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终以自杀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理想。当年看到这里、还有前面小舅养的狗“罗蒂”自杀的段落时，笔者早已控制不住情绪。其实罗蒂的自杀，就已经预示着小舅的结局：一个完全忠于无产阶级的战士，在历史的下降周期大概是不会有“善终”的。

　　结局是令人绝望的，但绝望“到底”，又蕴含着反抗绝望的巨大希望——曹征路老师大概就是想以强烈的震撼去震醒那些沉睡和假装沉睡的人。小说取名“那儿”，是取自“英特纳雄纳尔”最后两个字的谐音。笔者相信，抱着真诚的态度读过这部小说的人，在结尾处都会从心间飘荡起一曲“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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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夏天在深圳，笔者第一次见到曹征路老师本人。笔者印象深刻的是，那天曹征路老师脚蹬一双布鞋，身穿一件很普通的白衬衫，谈吐之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看起来就像一位亲切的农民大伯。笔者第一眼很难将他与“深圳大学中文教授”、国家“一级作家”的身份联系起来——所谓“无产阶级作家”，看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正是他对无产阶级深厚的情感和坚定的立场。

　　为了接触珠三角的新工人群体，那时笔者还在一家出口加工企业做工程师。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关注珠三角、长三角外来打工群体的命运，关于“血汗工厂”的报道也越来越多了；而1992年就已经到深圳这个最“前沿”的曹征路老师，观察得显然比我们更细致、更深刻。

　　2008年年末，便有了曹征路老师的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问苍茫》。这一次，曹征路老师将关注的焦点放到了打工人的生存状态。

　　这部近30万字的小说，以“宝岛电子”厂人力资源部经理马明阳到贵州偏远山区去招工，柳叶叶等五个姑娘为了能走出大山，答应并行走几十里山路主动送上门去求马明阳“开处”为发端，以深圳幸福村为主轴展开并辐射，落拓的大学教授、下岗的国企书记、外企的美女老板、洗脚上田的“地主”、蝇营狗苟的政府小官员，一一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幕一幕人间活剧，堪称当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揭示了金融危机背景下“血汗GDP”背后的真相，构成了对现世的劳动关系和劳动制度的强烈置疑。

　　值得一提的是，从《那儿》到《问苍茫》，工人阶级的悲剧命运通过下岗的国企书记常来临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延续过来了。相比于依附于资本霸权，自觉沦为娼妓式的“工贼”的大学教授、知识分子赵学尧，常来临向“工贼”的蜕变是并不意外却又令人痛心和失望的。

　　常来临原是某国企毛巾厂工会主席，宝岛电子工人B工之际他被老板聘为“党委书记”，实际不过是把他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他，当作维护秩序“保安”而已。他人品正直，有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主人翁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但是打老板工意味着他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帮工人说话，要么帮资本家说话。功利主义大染缸的污染，让常来临身上的主人翁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不再纯粹。被台湾女老板的魅力所迷惑，他不由自主成了老板欺骗工人的工具，那些以“开处”为代价从深山里走出来的“工人”，很快就把“书记”当成了主心骨和代言人；B工平息了，“书记”转身又变成了老板节省劳动力成本，维持资本高效运转的法宝。最终老板撤资弃厂外逃，他则以“涉嫌诈骗”和“煽动工人B工”的罪名被拘捕。

　　然而，常来临却最终促成女工柳叶叶觉醒成为“新人”。柳叶叶成立“春天服务社”，成了维护珠三角工人权益的“独行侠”，工人阶级的“神性”得到了传承。

　　柳叶叶们能否承载起新工人改变命运的希望？曹征路老师并没有直接给出最终答案，因为连“春天服务社”能否最终办下去都是个问题；有思想家深度的曹征路老师也没有落入这个问题所设置的窠臼，因为觉醒就代表着希望，就像小说结尾写道的，“好像是海底有了火山，一点一点积蓄力量，终于有一天，那些岩浆喷薄而出，再也遏制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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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征路老师最后一部小说大约便是《民主课》吧。

　　《民主课》是对毛泽东时代最后阶段历史的另类描写，遗憾却不意外的是，这部小说只能选择在台湾出版以及在左翼网站连载。

　　为了不被某些“用户”投诉，关于这部小说笔者就不详述了。笔者只表达一点个人看法，那就是，这部小说是对几十年来的右翼伤痕文学的公开反击，是对毛主席革命思想的探寻和正名，是对工人阶级灵魂深处“神性光辉”的来源解释。

　　曹征路老师的最后几年，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在网络上连载的“重访革命史”系列文章，这一次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回到了革命的现场，为我们探寻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笔者认为，《那儿》、《问苍茫》、《民主课》这三部小说，是曹征路老师开启当代无产阶级文学的三部曲，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和启迪新时代青年奋勇前进的号角。

　　沉痛悼念敬爱的曹征路老师。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遥望黎明”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