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夸父”曹征路

2023-10-05
作者: ​郭松民 来源: 红歌会网

  01

  一晃,曹征路老师去世已经一年多了。

  曹征路是一位勤奋深邃的作家,在他众多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两部中篇小说,一部《那儿》,一部《霓虹》。

  也许,曹征路是最后一位可以被称为“工人阶级作家”的作家,他熟悉工人的生活,对他们充满感情,他的整个身心都是属于工人阶级的。

  小说《那儿》发表于2004年,描述了国企矿山机械厂改制过程中的矛盾和斗争。

  矿机厂五十年代从东北转战江南设厂,到七十年代末已经发展成为设备总吨位号称江南第一的大厂,拥有三千多工人和五百多工程技术干部。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虽然风大浪急,但矿机厂这条大船依然平稳。这是因为工人们多年来练就了十八般武艺,除了飞机,什么都能造,随着改革深入,来自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没有了,但工厂适应市场需要,成功地转型生产农用机械。

  尽管如此,到九十年代末,矿机厂还是不能逃脱改制的命运——莫须有的“产权不清晰”,成了国企的原罪,改制成了新的时代潮流,瓜分国有资产,是“最后的盛筵”,有资格分食一块唐僧肉的人,都绝不想让自己缺席。

  男主角“我小舅”朱卫国是劳模出身的工会主席,属于“厂领导”,但他宁愿和工人站在一起,为保住工厂而进行一场艰难的抗争。

  朱卫国是这样一类人:被组织一手培养起来,对组织有深厚感情,面对工厂改制,工人下岗的巨大阴影,他最为大胆的怀疑也无非是“有坏人”,于是抱着寻找“正确领导”的心态不断向上级反映,从省城一路告到北京,却一律石沉大海。

  饱经风霜的老厂长点拨他,“风向变了啊,小朱”,可是,朱卫国还是“执迷不悟”。

  朱卫国的最后一搏,是利用允许职工集体购股的条款,发动全厂工人向银行抵押房产证,用贷出来的款项取得绝对控股地位,以保住工人对工厂的所有权,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条款居然是事先挖好的陷阱。

  待到工人款项到位后,市里突然下发了29号文件,提出“经营者持大股”的原则,并且强调要确保核心经营者能持大股,“他们就是要把矿机厂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界定老板拿大头,看你能怎么样?”朱卫国并被告知,作为厂领导的一员,他至少可以获得3%的股份,变成“大老板”。

  朱卫国崩溃了!

  ——他最坚信不疑的东西垮塌了!

  ——他成了自己最憎恶的“盛筵”上的一员,他的面前也被摆上了一盘肥美的唐僧肉,这些肉是从他视为命运共同体的工友们身上割下来的;

  ——他对全厂工人所有的责任心、他为挽救工厂而进行的全部努力,都反过来证明他是一个骗子,因为他的欺骗,工人们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

  朱卫国别无选择,他只能躺在空气锤下,按下开关,把脑袋砸得粉碎,只留下一具没有头颅的躯体。

  朱卫国为什么选择如此酷烈的方式自我了断?

  那是因为,他的脑海里正在发生一场持续的信仰崩溃,他无法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他和他的阶级都被出卖了。这种痛苦,像一把钢锯正在锯开他的头颅,所以,他宁肯把头砸碎,也不愿意把它带到另一个世界。

  《那儿》中,还有一位女工杜月梅,她是朱卫国的徒弟,与朱卫国有着朦胧的初恋,下岗后沦为站街女。朱卫国死后,万念俱灰的杜月梅“信主”了,她“现在心里平静得很”,但是,她真的能够平静吗?

  02

  《那儿》问世两年后,曹征路又发表了小说《霓虹》。

  《霓虹》可以视为《那儿》的姊妹篇。小说由勘察报告、侦查日志、谈话笔录、日记构成,呈现了下岗女工倪红梅的悲惨生活及其在绝望中的反抗。

  倪红梅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杜月梅的故事,也是《漫长的季节》中李巧云的故事,是许许多多下岗女工的故事。

  下岗前,倪红梅是纺织女工,下岗后,由于失去了收入来源,加上丈夫意外身亡和女儿重病,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市先进工作者,不得不靠卖淫为生。

  虽然身为“下贱”,为了区区50元钱就任人蹂躏,但曾经身为国家主人的经历,一直深深地铭刻在她内心深处。她与其他霓虹灯下的姐妹们一直在进行灵魂拷问:“我们是抹布,是下贱,为了多挣一点什么罪都得受。可我们天生是做抹布的吗?我们愿意当抹布吗?我们也曾经主人过。”

  终于,她们迎来了重新当主人的一刻。

  有一次,几个姐妹被招去为一个机关大人物的寿宴陪酒,阿红和阿月都被那变态的家伙用烟头烫得浑身是伤。

  她们决定到机关大门口聚集,为自己讨个说法。最重要的,她们的行动得到了其他下岗工友的支持——

  “他们来了也不说什么,就是站在马路对面看。只是有一点很特别,他们都穿着工作服,是从前那种老式的印着厂标的工作服,有焦化厂的、钢铁厂的,也有绢纺厂的、棉纺厂的。刘师傅特意在工作服里面打着一条红领带,红领巾似的特神气。他把那辆自制的小车摇来摇去,特意对我挥了挥手。”

  他们为什么要穿上工作服?那是在社会主义前史中,他们曾经身为国家主人的标识。

  “这一刻,我(倪红梅)突然明白了自己。热泪就像被憋得太久,是那么突然地往外一喷!这就像猛然走进一部老电影里,我们迎着高压水龙,迎着让人窒息的无可诉说的悲痛,还有像鞭子一样抽下来的暴风雨,劳苦人拉起了手,唱起了歌。这是孤雁追上了队伍,是溺水者看见了海岸线。”

  在这一刻,被割裂的历史——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乘风破浪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以及那句古老的格言“团结就是力量”…… 又熔铸成了一个整体,令她们重新找回了做主人的感觉。

  03

  曹征路老师的创作,有浪漫主义的一面——《那儿》的结尾,矿机厂的改制被叫停了,《霓虹》的结尾,倪红梅和姐妹们获得了赔偿和道歉——都体现了这一点。

  但曹征路的创作,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他的作品,一反《东北一家人》式的自轻自贱、赵本山、黄宏小品式的油嘴滑舌,重构了下岗工人形象。通过自己的作品,曹征路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记录了下岗工人在改制过程中的痛苦、困惑、失落,也记录了他们的抗争。

  我思,故我在!我抗争,故我是主人

  要知道,主体性从来不是别人赐予的,要靠自己来争取。

  2015年2月1日,我在朝阳区文化馆欣赏了一场“打工春晚”,参加演出的都是一线的打工者。他们的表演,真挚而又充满感情,但他们的精神状态——卑微、不安并且无助——却让我感到奇怪,因为这是一种类似战俘的精神状态。

  新一代打工者,不是朱卫国、杜月梅、倪红梅……,他们不是从原来的公有制企业工人代代相传而来的,而是在原公有制企业被清空后的场地上重新出现的,他们没有享有过朱卫国们曾经享有的权利,也没有受过朱卫国们曾经受过的教育,当然也没有朱卫国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和朱卫国们之间,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断裂。

  曹征路老师的创作,由此成为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晚近三、四十年出现的打工者阶层,可以同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完成精神上的会师,并在可以期待的未来,再次迸发出改天换地的力量。

  夸父逐日,道渴而死,但临死之前,他抛出了自己手中的木杖,化作一片桃林,以便后来的逐日者乘凉与解渴。

  曹征路老师,生前,是一位奋力扛起铁栅栏的人,身后则化为原工人阶级与新一代打工者断裂带上的一座桥梁,他也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与缅怀的“夸父”。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高度一万五千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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