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赶超英美三大预言如期应验说明了什么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有受人非议的三大预言：第一个预言是中国可以在10年内搞出自己研制的导弹原子弹。第二个预言是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15年赶上英国。第三个预言是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50--60年赶上美国。对于第一个预言因为保密的原因，大多国人不知道，很少听到人们的议论。对于后两个预言议论就多了。正如前边所说，有人说是吹牛皮放大炮，有人说是头脑发热，有人说是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历史发展的结果怎样呢？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三大预言虽然历经曲折，但都如期应验。
一，国防科技提前两年实现了10年搞出原子弹
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菊香书屋召开，专门研究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 周恩来在会上指出“综合我国目前的情况，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带动整个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好办法，我建议中央对搞原子弹定下决心。”老实说，当时自己搞原子弹的困难是很大的，不仅资金不足，人才技术也严重不足，因而，刘少奇周恩来提出，发展我们的国防工业要争取得到先进国家的支持。毛泽东说“这是内行话”。导弹原子弹都是国家机密，谁会帮助我们呢？毛泽东认真考虑之后，把目标投向苏联。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庞大代表团参加中国五周年庆典。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国宴盛情招待赫鲁晓夫，并借机提出让苏联帮助搞原子弹的问题。赫鲁晓夫说：“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来搞。”“搞原子弹需要很多科学家，很多钢铁，很多电，如果中国现在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保证不了。你们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多炼钢，多造拖拉机，先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经过翻译笑着委婉地应道：“大家一把伞，当然省事，但是顾头不顾屁股”。“我们是要发展经济，不然人民没有饭吃；但我们也要发展武器，手里没有武器，中国人民还要挨打，比起挨饿，挨打的滋味更不好受。所以，我们宁可暂时日子过得苦一点，吃饱半个肚子，也要发展武器。你说的困难是事实，所以才需要你们的帮助。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发展的就快一些，要完全由我们自己搞，会慢一些。”
1956年事情发生转机。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轩然大波，随之掀起反苏浪潮。赫鲁晓夫意识到他的地位岌岌可危，如果不能团结中国，苏联老大哥的指挥棒就不灵了。赫鲁晓夫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通过国防部向中国透露，愿意帮助中国发展尖端武器。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争取外援的机会到了。毛泽东认为机会真的到了，立即派出由宋任穷、聂荣臻、钱三强为领导的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提出一个技术覆盖面很大的一个清单。经过友好协商，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赫鲁晓夫通过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让宋任穷给毛主席带话，希望毛泽东亲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大会。党中央看透了赫鲁晓夫的政治企图，毛泽东决定率团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毛泽东和12个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签署了《莫斯科宣言》，重申了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地位，愿意团结在苏联的旗帜下，为壮大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赫鲁晓夫的政治需求达到了，顺利批准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同苏联签署了上千个援建项目的合同，苏联为中国培训几百名专业人才，为我们提供2枚拱仿制的导弹和原子弹模型，帮助我们勘建试验基地，先后派出1600多名专家执行援建项目，使中国国防工业和原子弹的研制很快步入轨道。我们不能忘记应当感谢苏联对我们的帮助。
但好景不长。
1958年4月，赫鲁晓夫为了能控制中国，提出了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这涉及国家主权问题，遭到毛泽东的抵制。赫鲁晓夫十分不满，这给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执行投下了阴影。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同美国总统举行戴维营会谈,提出"三和一少"的外交路线,美化帝国主义。赫鲁晓夫向毛泽东通报戴维营精神,遭到毛泽东的痛斥, 以后中苏在意识形态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6月，中国收到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协议的正式通知。
苏联撤走专家并没有挡住中国进军国防尖端的步伐。
1958年在苏联撤走专家时，毛泽东说：要感谢赫鲁晓夫，不然，这个情我们是还不起的。赫鲁晓夫不给我们技术，我们就自己搞。我看，搞点导弹原子弹大约需要10年时间。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尖端武器搞起来。聂荣臻在周总理的关注下,调整了部署,重申了我国独立自主的科研路线,提出要如期实现12年科技规划确定的目标。
1960年,毛泽东在上海参观工业展览,他在一枚不显眼的探空导弹前停下,仔细观看后向工作人员了解这枚导弹的性能。当听了介绍,很高兴,但当了解到目前只能打七八公里时,毛泽东又露出失望的表情,问能否打得更远些。设计人员告诉他,后续型号会翻番提高,毛泽东又兴奋起来,鼓励他们要继续努力,一定从几公里搞到几百公里,从几百公里搞到上千公里,“要搞它个天翻地覆”。毛泽东的希望极大地鼓舞了航天人。
1961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国防工业会议。这年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因为天灾人祸，从中央到地方人们都在饿肚子。在这样严重的经济形势下，国防工业怎样发展在上层形成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当年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提出三条理由要求原子弹下马：
第一，导弹原子弹研制费用太高，尖端武器的研制已经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现在必须调整这种矛盾，不然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第二，在今后的三五年如果有战争爆发，核武器还不能转化为战斗力，还得靠使用常规武器和敌人作战。既是这样，就应当把核武器的研制停下来，集中财力人力，发展作战飞机等常规武器。
第三，目前因连续的自然灾害和苏联催我还贷，国民经济已无法承受尖端武器的开支。当务之急是怎样渡过饥荒，为减轻国家经济压力，原子弹的研制应当暂时停下来。
而以聂荣臻陈毅为代表的国防派也提出三条理由坚持导弹原子弹的研制绝对不能下马：
第一，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美帝国主义十分仇视中国，时刻都想着摧毁我们的红色政权。50年代发动朝鲜战争，60年代发动越南战争，不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制造两个中国。现在又添了个苏联。他们 不允许中国强大，时时刻刻都想搞垮我们。霸权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我们？用张爱萍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手中缺少原子弹这根打狗棍。
第二，国民经济目前出现的严重局面，并不是因为发展尖端武器导致的，是因天灾人祸等多种原因造成的。相反，我们应当看到，正是以国防现代化为龙头的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实施，虽然才有七八年的时间，就这七八年的时间使我们建立了可靠的工业基础,使国防现代化有重大进展；国防现代化反过来又带动了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尖端武器研制不是撤了国民经济的后腿，而是拉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把国防现代化同国民经济发展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是违背事实的。
第三，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的国防科技队伍已经形成，正是要出成果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停下来，已经形成的科技队伍就会垮掉。现在停下来，想再恢复起来那不知要延长多少年，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就会中途流产。陈毅坚持说：“没有原子弹就挺不起腰杆,当了裤子也要搞!”
这就是史说的“上马”与“下马”之争。
北戴河的这场争论，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急着作结论，经过深思熟虑，到同年庐山政治局会议上才明确表态。毛泽东说：尖端武器的研制不是上马下马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快的问题。
毛泽东的决策极大地鼓舞了科技大军。他们怀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勒紧裤腰带，战胜了饥饿的威胁，在世人毫无知晓的情况下，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向最终目标迈进。
1961年,美国从卫星照片上发现兰州鈾制造车间，判断中国很快核设要进行原子弹试验。总统约翰逊说：中国拥有原子弹将打乱世界政治秩序，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容许的。约翰逊马上派特使来到莫斯科，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他们获得的情报，希望苏联配合美国，把中国的核试验摧毁在试验阶段。而赫鲁晓夫却嘲笑美国人，说:“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再过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然而，在赫鲁晓夫嘲笑 中国的话不到两年的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让赫鲁晓夫尴尬下台。
二，钢铁发展历经曲折，15年仍赶上了英国
15年赶上英国是毛泽东在苏联各国共产党会议上提出来的。我们从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和谷枚的回忆录得知：为部署钢铁赶英，毛泽东曾指示国务院和国家计委，根据中英当时钢铁发展状况进行多方论证，曾经算过几次帐，提出好几个计划方案，如果没有1958年“大跃进”的曲折是不需15年的。1957年中国钢铁发展增长率是19%，英国的增长速度是4%，1957年中国钢铁总量是535万吨，英国是2200万吨，经对比测算，赶上英国大致需要10年时间。为稳妥起见，陈云提出一个按17%增长的方案。如果按17%的速度增长，到1966年，即用8年时间即可赶超英国。但当时冶金部的领导头脑发热，说搞得好不需要10年，最多8年，最后又提出5年或更短时间内可以赶上英国。毛泽东本来坚持订计划要留有余地的，但由于受急于求成情绪的影响，头脑一时发热，接受了冶金部两年翻一番的方案，把1070万吨的翻番指标写入1958年的计划。而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很不乐观。到当年的9月，钢铁实际完成情况是800万吨，从增长速度推算，国有钢铁重工业到年终也只能完成900万吨，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全党的关注。1070万吨已写入计划，也向世界宣布了，完不成就成了政治问题。为了保指标的实现，就引出了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炼钢是需要技术的，而全民大办钢铁大多只能土法上马，由于相关条件达不到冶炼要求，全民大办钢铁的产品几乎都不合格。1958年炼出的合格钢实际只有900万吨，这样就大大的落后了计划。
与此同时，高指标和一切为钢铁让路造成的危害逐步暴露出来。到1959年初，毛泽东开始提出“大跃进”要“降温”的问题，特别强调要把钢铁的指标降下来。但当时中央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同志担心降指标会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对毛泽东的“降温”指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钢铁产量继续坚持高指标。当时尽管面临诸多矛盾和困难，但由于钢铁工人大干苦于加班干，1959年钢铁计划732万吨，实际产量1387万吨。1960年超过了1800万吨，增速为73%；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发展，到1961年即可达到2600万吨，超过英国（英国1961年钢铁产量预测是2574万吨）。这两组数据有力地说明，在10年内赶上英国也是留有余地的。然而，国内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打乱了钢铁“大跃进”的进程。1961年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针对严重挫折对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针对重工业发展过快的状况决定把钢铁的发展速度降下来。1961年以后，钢铁的产量降到千万吨以下。直到1965年，钢铁工业才开始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1972年中国钢产量达到2500万吨，英国钢铁产量为2660万饨，虽然历经曲折，还是基本实现了15年赶上了英国的目标。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15年赶上英国在1972年已经基本按时实现。可是，研究“大跃进”的精英们却还在那里鼓噪：说什么我们当时根本不具备超赶英国的条件，毛泽东头脑发热却要盲目追赶！还有人讥讽超赶英国是天方夜谭！不知道他们是有意阉割历史，还是对历史的无知？
三，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提前13年赶上了美国
前边我们已经讲到，关于用50年至60年赶上并超过美国的战略设想，是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来的。他提出：“中国要赶上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中国的钢铁能不能在50-60年时间赶上美国?
毛泽东的回答是一个字“能”！理由有三：一是中国国土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这就意味着主要资源总量与美国比较接近，如果能够高效率地开发利用，就会成为追赶和超越美国的自然资源基础。二是中国比美国人口多得多，比美国劳动力人口多得多，这就意味着一旦中国人民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提升，就会成为追赶和超越美国的人力资源基础。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说美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最优越的制度，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制度又比美国更优越，如果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就会成为追赶和超越美国的制度基础。毛泽东还说：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不能超过美国，你还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其实，毛泽东敢底气十足的说“能”，不止这三条，在三条理由之外还有三条依据。第一条，炼钢需要电，电50年能赶上美国；第二条，通过对世界钢铁发展史的研究所做出的正确判断。1955年中国钢铁产量是400多万吨，美国已接近1亿吨，相当于中国的20几倍。毛泽东分析道：美国1895年钢产量也是400万吨，突破1亿吨用了60年的时间。中国比美国有那么多优越条件，如果过了60年还赶不上美国是说不过去的。从苏联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史看，毛泽东的这个分析是深刻透彻的。1957年赫鲁晓夫曾提出苏联要赶超美国，80年代日本也提出追赶美国的目标，但这两个国家始终无法超越美国。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同时具备这三个优势。苏联曾经有制度和资源的优势，但随着苏联解体制度优势没有了。尽管日本曾一度接近美国，但始终未能超过，深究还是因为日本同中国比没有资源人力制度的整体优势。第三条，中国建国后钢铁以平均13%点多的增速增长，这个趋势预示应当能够实现。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并非信口开河，是经过科学的分析和精准的计算的。
尽管毛泽东做了这样的分析，当时党内不少领导心中还是没有底数的，提出，为稳妥可靠，50年赶上美国不要向外公布，对外只宣布15年赶上英国。如前所说，因“大跃进”的挫折，钢铁工业的产量虽然几经曲折，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50年赶上美国的预言仍不失科学的预见。1995年中国的钢铁产量达9500万吨，首次超过了美国当年产量的9100万吨。1996年，中国钢产量首次超过一亿吨，坐上了第一钢铁大国的位置，从此再也没有下来。中国赶上美国实际只用了37年，比毛泽东预见提前了13年。
在中国经济建设遭受“大跃进”挫折的情况下，毛泽东的三大预言都如期应验，说明什么问题呢？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内部处在支配地位的矛盾决定的。当时中国支配“大跃进”的矛盾是什么？是巩固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增长的迫切需要与国家经济落后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两对矛盾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宏伟志愿和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热情与干劲。这就是三大预言都如期应验的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