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随军记者笔下的南京大屠杀及其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

战争叙事与文学翻译：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在中国的传播

邹双双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25日，日本首届芥川龙之介文学奖获得者石川达三从东京出发南下神户，乘坐军用货船赴上海，翌年1月8日抵达南京。时南京正处于日军的铁蹄蹂躏下，南京百姓还在遭受屠杀与残害。石川达三踏足血洗中的南京，耳闻目睹日军奸淫掠劫的种种暴行，并据此段时期的见闻写下《活着的士兵》，为人们认识南京沦陷提供了文本材料。该书被中国学者评为“日本‘战争文学’中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作品”，亦被日本学者誉为“战时发表的作品中，唯一一部正面描写深受国民信任的‘皇军’之不人道行为的作品”。

　　本文旨在梳理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在中国的翻译史。关于此点，王向远《日本文学汉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河原理子《战争与审查：重读石川达三》（岩波书店，2015年）等均言及抗日战争时期该书的中译情况，但没有深挖细描具体的翻译出版过程，且对翻译活动中的核心人物——译者缺乏必要的关注，也未能将视野延伸至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鉴于此，本文重点考察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中译本的诞生历程与影响，兼顾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年代的重译，聚焦译者，呈现翻译在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及译者的担当。

　　一、《活着的士兵》的创作与禁售

　　自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各媒体对战争的报道热情空前高涨，《文艺春秋》《日本评论》《改造》《主妇之友》等杂志纷纷支援作家赴华进行战地采访。一时战地报告、从军记等纷涌出现，成为文坛主流。《中央公论》也不甘落后，委托石川达三赴华采访。石川达三，1905年出生于秋田县，1935年凭借《苍氓》摘取首届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一跃成为文坛新星。《苍氓》之后，石川又创作《背阴之村》（1937年），进一步巩固其作为社会派作家的文坛地位，创作势头如日中天。接到《中央公论》的邀请，石川欣然应承，因为他早已对千篇一律的战争报道心怀不满，认为“战争可不是这个样子”，决心“要写出与这些截然不同的从军记给大家看看”。石川在华采访时间短暂，南京八天、上海四天。南京期间耳闻目染的种种情景令他震撼：“南京市民被隔离在难民区，城内街上尸横遍野，称之为死城最贴切不过。第一次见到的战场，让我心灵颤抖。”回国后，石川昼夜不分，伏案十天创作出《活着的士兵》。该作约12万字，把进攻南京并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高岛师团西泽联队仓田小队中的笠原伍长、片山和尚、近藤一等兵等作为核心刻画对象，描写了他们在南下途中的残虐、消沉、空虚与迷茫，以及在进攻南京前后作出的诸种暴行。如小说写攻入南京后的近藤一等兵的心理：“‘瞧，我会玩姑娘了’，‘瞧，我会踩着中国兵的尸体过去了’，‘瞧，我会放火烧房子了’，到处夸耀自己。”写沦陷后的南京：“大街上还躺着不少尸体，暴晒好几天，已经发黑了。夜晚，狗和猫争先恐后地来啃尸体。”写慰安所：“在南京市内日本军人开了两家‘慰安所’以满足那些身体健壮、思想苦闷的军人的肉欲。……他们进入了长长的行列，等候买票。一个士兵从铁栅栏里出来，另一个士兵才被放进去……平尾一等兵每天都到‘慰安所’去，回来后对战友们说：‘我不是去嫖女人的。你不知道有这么一句诗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是去安慰亡了国的女人们的。’”这些都披露出南京沦陷后的景况及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罪恶。

　　1938年2月17日，《中央公论》编辑部删去小说最后两章，隐去敏感之处，将其付印于该年3月刊，翌日即因“含有反军性质、不符时局”而遭禁售。中央公论社主编被停职，石川本人接受警视厅的调查。8月，石川遭到起诉，最终被处以四个月监禁，三年缓刑。这便是当时震惊日本文坛的“笔祸事件”。

　　《活着的士兵》一面世即遭禁售、查封，几乎从日本读者面前销声匿迹，但也有漏网之鱼。据一审时的《公审记录》，《中央公论》3月刊共发行约73000本，其中约70000本送到各书店委托销售，约2000本在正式发售之前就以免费赠阅的名义寄至个人手里，亦有在发售之前直接寄到海外订阅者或经销处的。该期被禁售、没收，但仍有18000余本逃离没收之难。于是，《活着的士兵》得以开始了中国之旅，不仅有节选译文见于《大美晚报》《文摘》《杂志》等报纸、期刊，译本也接二连三诞生：1938年6月广州文摘社出版张十方译《活着的兵队》，7月广州南方出版社出版夏衍译《未死的兵》，8月上海杂志社出版白木译《未死的兵》。如此这般，《活着的士兵》并非部分学者所认为的“直到1987年，中国的读书界和出版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对这部战争期间写的小说产生什么兴趣”，而是在其诞生不久就获得了关注。

　　二、战时中译本的诞生与发行

　　首个中译本是张十方译的《活着的兵队》。张十方，原名张广桢，1914年出生于东莞，1937年4月留学日本，9月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捕，入狱两个多月。11月回国后，他继续以笔代枪参与抗战，先后在武汉、重庆等地担任《新民报》《自由报》等的编辑，著译多部，另作有报告文学《东京牢狱中》（黎明书局，1938年）、文学评论《战时日本文学》（前进新闻社、1942年）等。在《从南京大屠杀说到<活着的兵队>》一文中，张十方回顾了此书的翻译原委。1938年3月初，他在汉口收到文摘社主编孙寒冰从上海寄来的日文版《活着的士兵》。接到孙寒冰委托后，张十方“始终带着悲愤的心情”，开始了翻译工作。他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还具有一种很不正常的体温，返国前，为东京本乡区警察署留置场两个多月的地狱境所磨折着的身体，于返国后底两三个月中，也不曾有着半点儿修养，疲惫创伤的身心再加上不停的摇笔杆，我已经有点儿支撑不住的样子。但我还是决定拼着命，在闹嘈嘈的妓院里（当时为了房荒，文摘社是在汉口联保里一家妓院里分租着一间房间挤着的），以最大的速度，于二十天内把六万字的《活着的兵队》的译文缴了卷。而且来不及再仔细对校一遍，便立刻送到广州排印去了。

　　经过二十天的奋笔疾书，张十方于4月份完成翻译，译稿于6月在广州印刷出版。《活着的兵队》由黎明书局发售，经售点分布在广州、汉口和重庆。黎明书局于1929年由孙寒冰、伍鑫甫、章益等教授一起创办，最初旨在及时介绍世界名著，推出过“英汉对照西洋文学名著译丛”“社会科学名著译丛”等，影响很大。除了黎明书局外，孙寒冰还于1937年1月1日创办《文摘》（1937年9月28日改名为《文摘战时旬刊》），视《文摘》为其一生最大的事业，始终以“抗战第一”为编辑方针，并凭靠其本人渊博的学识、锐利的眼光以及复旦大学学术资源的支持，使《文摘》成为“抗战时期一校一刊珠联璧合的又一典范”。孙寒冰身为该刊主编，从文章选择到翻译、审校等多个环节，无不亲力亲为。事实上，1938年2月文摘社翻译、出版了原载于《中央公论》1938年正月号之特别附录的《远东军备现势》，由是孙寒冰关注到《活着的士兵》也就不足为奇了。

　　黎明书局发行的杂志中，上文提及的《文摘》最具影响力。《文摘》选载国内外各报刊的名文，非常畅销，发行量最多时达四五万份。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后，黎明书局尽管受战事影响经营惨淡，但仍推出“文摘小丛书”，《活着的兵队》便是其中一种。张十方译完《活着的兵队》后，将其中一章发表于《文摘》1938年第17期上，题作“活跃京沪线”，并在附言中写道：“中央公论为了发表这篇小说受到停刊数月的处分。”这样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虽然，《中央公论》3月刊于1938年2月18日被禁售，但很快就获得“分批返还”的许可，裁去《活着的士兵》的刊载页面后，2月21日重新发行了修订版。有鉴于此，《文摘》第18期编者为此作了更正申明：“目前中央公论仍照常发刊，但作者石川达三已被敌警视厅申斥，中央公论编辑长雨宫庸藏休职处分，谨此更正。”。接着，《活着的兵队》的中译本登上《文摘》第19期的“新书预告”。在畅销杂志《文摘》连续三期的宣传助推下，《活着的兵队》尽管文字有错漏，排印不良，但依然“很卖行”。

　　后来张十方将孙寒冰寄来的日文版《活着的士兵》赠送给当时活跃在中国的日本世界语作家绿川英子。笔者没有查阅到绿川英子的《活着的士兵》世界语译本，但据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介绍，1938年香港创办的国际世界语杂志《远东使者》曾以世界语转载过石川达三的长篇小说《未死的兵》。此处所言《未死的兵》大概即绿川英子所译世界语版《活着的士兵》。

　　1938年7月，南方出版社出版夏衍译《未死的兵》。夏衍既是剧作家也是翻译家，留学日本近七年，1927年归国后至1940年，先后翻译出版苏俄、日、德等国家的文艺理论和作品近30部，其中对日本文学和理论著作的翻译占据三分之二。“左联”成立前后的1928年到1934年，夏衍非常关注日本文坛动态，致力于日本作品的翻译介绍，先后翻译多部日本小说、戏剧集，如菊池宽的《戏曲研究》、金子洋文的小说集《地狱》等。翻译《未死的兵》时，夏衍正在广州主编《救亡日报》进行文化抗战，译书出版后也由救亡日报社总经售。《救亡日报》乃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创刊于1937年8月24日，社长为郭沫若，总编辑为夏衍，该报“广开言路，报道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张和活动，宣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不少著名政治家、学者、文化人为报纸撰稿，很受读者欢迎，影响遍及西南、华南各省与海外”。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迁至广州，成为中共在粤港地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南方出版社是《救亡日报》的出书机构，其出版的第一本书即夏衍译《未死的兵》，出版后一直很畅销，南方出版社也因此闻名于世。《救亡日报》宣传《未死的兵》时称：“这是一本哄动了日本的书，哄动了中国的书，也是哄动了世界的书，这是日本兽兵奸淫掳掠的自供，也是我们同胞被蹂躏被虐杀的报告。”

　　继张十方和夏衍的译本之后，1938年8月又有白木译《未死的兵》面世。关于白木的生平等，受资料限制，尚不明了。其所译《未死的兵》由《杂志》社发行。《杂志》由吕怀成、刘涛天创办于1938年5月，旨在“反映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呼声、英美等国报纸的言论和国内抗日报刊的言论，引导民众辨别是非、抗战爱国”。《杂志》对《未死的兵》的宣传报道不遗余力，创刊号登出白木译《未死的兵》的部分译文，第1卷第2期的《日本的杂志界 文化动态汇报》报道石川达三作品被禁售、《中央公论》主编受处分之事，第1卷第3期刊载苏联《真理报》的《由〈未死的兵〉说起》，1938年第2卷第1期译载石川达三的《战时日本农村风景》。第2卷第2期又刊出《中国人血写的书》和《石川达三判刑记》，前者主要介绍石川达三和《未死的兵》，后者重点介绍石川达三受处分之事，顺带宣传白木译《未死的兵》：“初版于八月中出书，现已销尽。现杂志社于即日起开始再版，每册仅售一角五分，各书店报摊均有代售。”又据《杂志》1939年第S卷第4期的广告，此时已经“三版出书”。

　　三、战时中译本在中国的影响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如前文所述，战时的三个中译本均一版再版，书评和读后感也接踵而至，反响热烈。下引读后感是为代表性观点：

　　《未死的兵》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日本作家暴露侵略战争罪恶的一部力作。他逃过日本国内严密的检查网，出现于日本文坛上，现在更呈献到异国人之前。无疑的，他将在暗黑中低低地叫醒那些被麻醉的日本大众，他将激越地向全世界控诉日本军阀的横暴，他将燃烧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们中国底更炽烈的反抗火焰。这是多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部作品呀！

　　作品中日本士兵的凶残能够激发中国民众更深的仇情恨意，作品中日本士兵流露出的萎靡、厌倦心理也更加坚定了中国民众的抗战信心。《申报》（香港版）在评论日本从军作家火野苇平的《麦与兵队》的中译本时指出，认识日本士兵对战争产生的厌倦、恐怖、怀疑与不满心理，对于我们的抗战异常重要；作品让我们更加坚信日本军阀的侵略必然失败，中国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必然胜利。这篇评论引用了日本作家浅野晃的一段话：“从来日本文坛上认为了不起的作品，经过中国报纸杂志翻译过去刊登后，中国的人读来，简直是一篇‘抗日’‘侮日’的好材料。”文章评论的虽然是《麦与兵队》，但文中观点同样适用于《活着的士兵》。

　　《活着的士兵》能成为“抗日”“侮日”的好材料，能激发中国民众的仇恨并坚定抗战决心，发行机构功不可没。他们迅速敏锐地捕捉到《活着的士兵》之于抗战的价值并作积极的宣传，方使译本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诞生，获得广泛的关注和阅读。而作为既是原文信息接受者又是译文文本创造者的译者，其主体性的发挥直接影响读者的审美与判断乃至译本效力的释放。译者主体性通常体现在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作品的理解、阐释与语言层面的艺术再创造，译本序跋对译作预期效应的影响等。张十方《译者序》开篇即评论说，“这是一篇在人类的文化史中最野蛮最残酷的兽行的记载”，文章还说，“这篇小说中，除了有我军英勇抗战的可歌可泣的记述外，更逼真而又老实地描写出‘皇军’的兽行及敌军厌战的心理”。1942年，他在《战时日本文坛》一文中则写道：“虽然仍不免有过分夸张敌兵英勇及恶意地蔑视我国的地方，但在能够坦白地暴露日寇残暴淫污下流这点上，它实是日本文学史中战争文学项内的第一部。”两则评语略有不同，后者客观地指出作品的不足，前者没有，言其“有我军英勇抗战的可歌可泣的记述”也不符合作品内容。1938年时的张十方如是评价不足为怪，因为他翻译该作的目的在于让日军“最野蛮最残酷的兽行”广为人知。

　　白木亦作有《译者序》，言“著者不昧良心，不肯掩饰战争过程中惨酷的事实与兵士们对战争的反感……把事实客观化，这就是这篇小说的不朽价值”。不同于章节结构、情节内容、篇幅段落基本忠实原文的张译本和夏译本，白木译本仅译出原作的三分之一。他自评是“非艺术化”的译文，不仅因为篇幅大幅缩短，也因为摘译部分集中于描写日军的烧、杀、抢、掠、淫，字里行间的血腥味较之原作更为浓厚。原作不乏对部队行动路线的交代，亦有描写士兵行军路上的交流及日常所思，但译者视这些为旁枝末节，聚焦性地译出日军烧、杀、抢、掠、淫的场景。白木还将日文版本的十章改成十三章，分别冠以“支那青年、征途、牛、姑娘、医学士、从军和尚、戒指、哭声、白糖、伤兵医院、南京、虹口、余话”的各章标题，从而使原作中的中日冲突更具场景性。故有读者称该作“通篇都是恐怖与残杀！‘活着的兵队’是日本兵，死了的是中国人！这是用日本作家的笔，蘸了中国人的血来写的书”。翻译动机是体现译者主体性的重要部分，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要达成的目的甚至决定了翻译所应采取的方法策略。白木大刀阔斧地削减原文，正是为了使《未死的兵》更好地符合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抗战。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还体现在对语词的翻译处理上。原作中，无论是在作者的叙述中还是作品中不解汉语的日本士兵的言辞里，都有用“你”代指中国人。此处的“你”被标注成中文发音“ni”，而非日语发音。张十方有时采用转换法将“你”译成“中国人”，有时根据语境译成“家伙”；夏衍则直译成“你”，并加上“敌兵只晓得一句中国话‘你’，于是就将‘你’当做中国人的代名词了”，有时也译成“家伙”等。译者读出“你”中含有日本兵抹杀“中国人”这一文化身份、蔑视个体存在的傲慢与优越感。又如，原作中有一处描述日本兵平尾的感慨，其中提及蒋介石。张译作：“中国永遂不灭，不管所谓新生活云云，要改变这样的人民，是绝不可能的。”夏译作：“中国是永远不亡的！不论×××如何提倡这新生活，要改变这样的人民，是绝对不可能的。”新生活运动指由蒋介石1934年在南昌发起的社会风气革新运动，一直持续到国共内战结束。原文中有“蒋介石”三字，但两译者都刻意隐去，处理方式可谓异曲同工。张十方和夏衍主张坚决抗日，对在华北事变前对日有过妥协、退让甚至围剿共产党的蒋介石或是心存芥蒂，不愿在译文中言及，何况蒋介石在原文中是作为正面形象被提及。这种漏译行为有背“忠实”的翻译原则，但从这些细微的词语处理方式中，我们能见出译者们的政治立场与抗日决心。

　　译者还借助名家的“序言”、插图、装帧等副文本助推《活着的士兵》的传播。夏衍在抗日文化界闻名遐迩，其所译《未死的兵》由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作序。鹿地亘因发表反战言论而遭日本迫害逃亡到中国，与鲁迅亦有往来，在中国文艺界名声斐然。《序》为鹿地亘致夏衍的一封信，在对石川达三的创作风格和日本文坛的黯淡加以介绍后，称石川达三“暴露了现在已经世界周知的侵略战争的残酷，和由于失掉了希望的兵士们的绝望而产生出来的一切兽行”，同时指出贯穿这部作品的始终是“绝望的黯澹”。此外，译本由章郁作插图，钱君匋设计装帧。钱君匋曾任开明书店音乐美术编辑兼书籍装帧设计，为鲁迅、叶绍钧、茅盾、丰子恺、巴金等许多著作做过装帧设计和封面绘制，1937年还创办万叶书店，主编抗日救亡文艺期刊《文艺新潮》。译者、作序者、装帧者皆为名家，无怪《未死的兵》备受瞩目。而在白木译本中，画家汪子正所作插图具有震撼人心、令人不忍直视的视觉冲击力。白木译本每一章首页配有插图，均以“杀”“伤”为主题，如日本士兵杀害中国青年、掠夺老妇人的水牛等，直观地揭露出日本士兵的凶暴残虐。

　　译作的形象受两种因素的制约：译者的思想意识和当时在接受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活着的士兵》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转世重生”，是特定社会语境选择的结果，也是译者以及作序者、发行者等译事参与者秉着爱国情怀通力合作满足这种特定社会需求的结果。

　　四、战时中译本对“笔祸事件”的影响

　　日本早在明治初期就制定条例对图书、定期出版物进行管控，后来又颁布《出版法》和《报纸法》分别对此两大类进行言论管制。其中针对报纸、期刊等定期出版物，1875年制定《报纸条例》，后几经修订，1909年制定《报纸法》，该法一直沿用至1945年9月。《报纸法》规定期刊在发行时必须送交印本至内务省、受辖的地方官厅、地方法院、区法院接受审查，若发现“扰乱安宁秩序”或“败坏风俗”，则禁止发售，必要时查抄、没收，严重者作司法处分。

　　《活着的士兵》经审查被判定为“扰乱安宁秩序”，按照先例接受禁售、没收的行政处分即可，而结果是石川达三落得司法处分，这其中含有多重因素。首先，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后，在原有的《出版法》《报纸法》的基础上又颁布《陆军省令第二十四号》（1937年7月31日公布施行）、《海军省令第二十二号》（1937年8月16日公布施行）、以及《国家总动员法》（1938年4月1日公布施行）等，严格管制言论，审查制度变得苛刻至极。南京沦陷前后，日本各媒体对此进行了铺天盖地般的报道，但由于言论管制，报道的都是日本国民为“南京即将陷落”如何兴奋、狂热，等待入城的“皇军”如何英姿飒爽，入城仪式如何恢宏壮丽等，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则在审查时就被删掉，无以见报见刊。外务省情报局甚至颁布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法，并介入审查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向国民封锁、隐瞒一切有关报道。不仅如此，进入日本国内的外国出版物也要遵守《出版法》和《报纸法》，接受内务省的审查。其中亦有不少因为报道南京大屠杀而遭受禁止处分的，其理由为“使皇军失去威信”、“侵犯皇军尊严”、“鼓吹抗日”。这一类统计数据在1938年2月猛然见增，多达百余件。《活着的士兵》接受审查正是1938年2月，值审查制度严化时期，也是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与书写尤为敏感的时期。

　　其次，法官个人原因。法律由人执行，判决含有法官个人主观因素。石川达三本人认为审判有失公正，也有观点认为如是判决乃法院对军部察言观色使然。

　　另外，梳理外文翻译版本的出现与事件发展之间的时间关系，可知前者对后者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月16日石川达三接受警视厅调查，3月27日《读卖新闻（夕刊）》报道，《活着的士兵》远渡美国，被某日裔二世译成英语，并印刷成册，但在发行之前被日本驻美国领事馆没收。报道评论说：“鉴于出版业者的无心之举惹起如此重大的派生性事件，想必当局以后会加强审查并警告各出版业者提高觉悟。”3月29日《都新闻》报道了白木译《未死的兵》载于《大美晚报》一事：

　　[上海菊池特派员二十八日发]被禁售的《活着的士兵》的作者石川达三氏、中央公论编辑们在接受审查当局的问责之前，上海发行的美系中文报纸《大美晚报》开始堂而皇之地译载《活着的士兵》。上海日本当局非常重视事态的发展，居留上海的日本人也在关注。……译文为摘译，出自笔名为白木的男子，题为“未死的兵”。奇怪的是，他竟能获得原文，而且“中国青年的死”“征途”等这些被审查当局视作最危险之处、且被删除的地方有被译出来。有人认为，译文极有可能被恶意用作面向中国民众、甚至外国的宣传资料。

　　《都新闻》的报道并不准确，读白木译文可知，其所依据的原文也是《中央公论》刊载的删减版，而非完整版。4月28日，警视厅以石川达三等违反《陆军刑法》和《报纸法》为由，将相关资料送交检察局。6月，张十方译《活着的兵队》出版，7月夏衍译《未死的兵》出版，8月白木译《未死的兵》出版。而在8月4日，石川达三等三人被起诉，9月5日一审判决石川达三和《中央公论》主编监禁4个月，缓刑3年。由上可知，外文翻译版本尤其是中译的出现引起了日本当局的警惕，也一定程度加剧了事件的情节严重程度。

　　石川达三当时也已经预感到中译本对审判会有负面影响。他在接受调查期间创作了《结婚的生态》，其中有段叙述影射译本对石川的影响:

　　法官表情严肃刚正不阿地宣判了有期徒刑四个月缓期执行三年的审判结果，又语气平缓地加了一句：“本人对于被告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和意图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但遗憾的是，其结果反而扰乱了社会秩序。尤其是被告必须承担该作在外国被翻译被恶意利用的责任。”

　　多重因素的叠加致使原本以为行政处分（即禁售、没收）便可了之的事情，发展到司法处分，最终让石川达三抱罪而归。这是他本人始料未及的，也让日本文坛作家不寒而栗。日本当局如此从严处置，“是警告战时从事创作的日本作家‘文学’应该如何，也是以法之名向作家们宣言：独立于当权方思想之外的自由的‘文学’创作已然不可能”。自此，日本战时文艺界只能回避书写南京大屠杀，亦步亦趋地创作鼓吹侵略战争、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国策文学”。

　　五、作为历史记忆的和平年代的中译本

　　一部文学作品在域外读者心目中的经典地位往往是通过翻译确立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在特定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活着的士兵》数月间复译不断，确立了其在中国读者心中的战争文学经典作品地位。抗战胜利，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大变，《活着的士兵》是否再无译者关注、淡出读者视野？并没有。随着战后日本《报纸法》的废止，1945年12月《活着的士兵》得以按照完整的原稿由日本河出书房出版，真正意义上的中译全本也于1987年、1994年、2008年面世。不同于抗战时期短时间内井喷式的复译，这三个译本的诞生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译者的翻译动机也略有不同。

　　197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日本电影随之进入我国观众的视野。该年10月至11月，《望乡》《追捕》《狐狸的故事》在各大城市巡回放映，由石川达三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金环蚀》也于同期上映，为人所熟悉。乘着这股东风，1980年代初，石川达三的《金环蚀》《骨肉至亲》《青春的蹉跌》《风中芦苇》《破碎的山河》等作品相继由山东大学金中翻译出版。

　　1987年，《活着的士兵》作为昆仑出版社“外国军事文学译丛”之一由钟庆安和欧希林合译出版。译者在《译者的话》中称：“这部著作又是日军侵华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见证。”译者如此强调翻译该作的价值，与当时日本对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的认知相关。战败以后，日本受美国单独占领，战争责任问题在向冷战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宽大处理，美国霸权之下国际地位较低的亚洲各国的独自要求遭到无视，这种独特的战后处理方式致使日本社会忌谈战争，没能形成承认并反思侵略战争的历史共识。而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进行残害屠杀的典型事件，自发生之日起就通过各种途经为世人所知，战后的东京审判也认定其乃史实。然而其作为历史事实，也未在日本国民中形成共识和记忆。1955年以前，日本教科书对此尚有记载，但该年民主党对此类教科书展开攻击，教科书审查被强化，导致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一律被删除，出版界出现“南京大屠杀虚构论”。1970年代，日本言论和新闻报道领域甚至形成“南京大屠杀否定论”。1980年代，围绕南京大屠杀问题的争论正式展开，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还公开批判承认战争侵略性的观点，作为战后首相首次参拜靖国神社。记载有“侵略”“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再度遭到攻击，被强行要求将“侵略”修改成“进入”“侵入”等字眼，对侵略史进行美化。针对这种种动向，中国政府和学界作出回应，1985年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示铁证以驳斥企图歪曲史实、回避战争责任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钟庆安和欧希林合译的《活着的士兵》应运而生。第一译者钟庆安为历史学者，研究外国军事，针对80年代日本学界出现的违背史实的学说进行过学术批判，译出这部《活着的士兵》可谓是他进行批判的另一武器。

　　1994年10月，80年代初潜心译出一系列石川达三作品的金中也译出《活着的士兵》，译名为《活着的士兵——南京大屠杀1938》，由文化文艺出版社出版。译者将“南京大屠杀1938”作为副标题，意味深长。《译者前言》中有提及两件事，一是当年5月新上任的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二是8月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否认日本有过侵略中国的意图。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意识到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此时期上任的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三位首相也展现出对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要反省并道歉的态度。关于南京大屠杀，随着相关资料集和历史书籍的相继出版，持否定态度的“幻影说”“虚构说”不攻自破，其存在与否的争论也在学术层面画上句号，尚有争议的是规模问题。尽管如此，日本执政党内部的保守派依旧顽固地拒绝承认战争的整体性质为“侵略战争”，继续拒绝亚洲各国的赔偿要求。上述1994年日本法务大臣和环境厅长官发表违背史实的言论也是基于这种背景。译者金中对此颇感气愤，认为“《活着的士兵》一书对日军士兵在中国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故译出以反击日本政界否认侵略、否认大屠杀的可耻言行。

　　2008年，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唐卉译《活着的士兵》作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战争系列文集”之一出版。这套文集由许金龙任总编，收录的四部作品为《广岛札记》《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活着的士兵》《黑雨》。《广岛札记》原作者为大江健三郎，该文集策划也缘起于大江健三郎2006年对南京的一次访问。该年9月12日至13日，大江健三郎在许金龙的陪同下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与两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老人以及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中国学者谈到幸存者们正在努力地从战争的阴影里解脱出来，走向宽容。大江健三郎听后深受感动，表示悲惨的历史事件能够促使人类共同谋求和平，不应被忘却。许金龙对此深表同感，遂决定翻译出版该文集。对南京大屠杀有所记录的《活着的士兵》由此被选入文集。

　　梳理1980年代以来《活着的士兵》各个中译本的诞生始末，我们发现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活着的士兵》在新的社会需求下被赋予了新意义。1987年的钟欧译本和1994年的金中译本是为了反击日本政界、学界中存在的不敢承担战争责任甚至歪曲、捏造战争记忆的言论；2008年的唐卉译本则是为了记忆悲痛、唤醒因时间的冲刷、亲历者的逝去而逐渐淡化的受害者战争记忆，呼唤世界和平。尽管译者们的翻译动机存在细微不同，但皆是“以史为鉴，珍爱和平”。《活着的士兵》所承载的社会需求和历史意义再次被译者们挖掘出来，获得释放。

　　结 语

　　在日本的言论统制下俨然“已死”的《活着的士兵》借助翻译在中国转世重生，文学生命得以延续，并被视作足以鼓舞中国民众抗战的一部作品。这段文学译事提醒我们，曾有不少有名或无名的文学翻译者以翻译的方式参与、支持过抗战。无论是在日本受尽监狱折磨、回国后屈于妓院一室继续执笔译书的张十方，还是被日军步步紧逼、跟随《救亡日报》从上海辗转到广州却仍然满腔激情坚持抗日的夏衍，以及顶着被翻译伦理批评为“对原作不忠”而大刀阔斧“重写”原作的白木都值得我们铭记。为译者提供原作的孙寒冰、将其翻译成世界语的绿川英子、为译本写序、作插图、作装帧的鹿地亘、汪子正、钱君匋等，他们也都曾参与文学翻译的抗战。

　　改革开放以后，《活着的士兵》再次获得译者及出版界的青睐，分别于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的1987年、即将迎来抗战胜利50周年的1994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的2008年出版三种中译本，并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意义——让逐渐消逝远去的战争记忆复苏，给不敢正视史实、逃避战争责任的日本政界、学术界一记有力回击。这是包括译者在内的中国文化人士在用文学翻译叙述战争记忆。

　　同时，笔者也发现，战时的中国译者和读者对作者真实创作意图的解读不够透彻。石川达三本人言其创作《活着的士兵》的目的是“通过描写战争的实貌，希望那些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能够有所反省”。日本学者浅田隆认为石川达三的创作意图可总结为三点：(1)描写战地实况，颠覆七七事件爆发后日方宣传、美化的士兵形象和圣战观；(2)此番颠覆不是为了鼓舞反战和厌战，而是希望在了解真实情况后重新构建国民意识以支援战争；(3)思考知识分子在战场这种极端状况下会如何反应、如何生存。中野好夫也认为石川达三并没有刻意揭露日本军队残虐性的意图，仅仅是如实记录了所见所闻而已。也就是说，描写真实的战场确是石川的初衷，这点与他战前创作社会性文学作品的态度一脉相承，但他意不在揭露日本士兵的暴行，反而有辩护之嫌，因为他“不是批判战争行为，而是批判战争报道”。这也是石川在小说中没有对日军正当化战争的理论和士兵的非人行为作出批判的原因。所以说，《活着的士兵》“既非反战小说也非反军小说”。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有个别读者注意到作者“在许多地方遗漏了批判的态度”，但大部分译者和读者对石川有过誉之嫌，称之为“人道主义作家”，认为“他憎厌战争，愤恨挑发战争”。而在80年代以后，除译者唐卉有介绍《活着的士兵》在战后日本文坛遭遇毁誉参半的评价外，其他译者对该作品的缺陷只字不提；尽管石川达三亦曾在“笔祸事件”结案后的同年9月“戴罪立功”奔赴武汉战场，写下讴歌日军英勇、高颂“中日亲善”的《武汉作战》，但译者们对此也绝口不提，甚至有译者依旧誉其为“勇敢的反法西斯斗士”。笔者最后指出这点，意不在批评译者，而是想说明译者们的翻译做到了翻译理论家汉斯·弗米尔提倡的“连贯原则”。尽管译著与原著写作目的不完全吻合，但译著所体现的意愿与目标读者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意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成功的翻译。译者们在民族危亡时期通过翻译，践行抗战精神，并在战争记忆与叙述遭遇歪曲的和平年代通过翻译敲响警钟，更是译者担起社会责任的体现。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作者介绍：邹双双，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