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随军记者笔下的南京大屠杀及其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

战争叙事与文学翻译：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在中国的传播

邹双双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25日，日本首届芥川龙之介文学奖获得者石川达三从东京出发南下神户，乘坐军用货船赴上海，翌年1月8日抵达南京。时南京正处于日军的铁蹄蹂躏下，南京百姓还在遭受屠杀与残害。石川达三踏足血洗中的南京，耳闻目睹日军奸淫掠劫的种种暴行，并据此段时期的见闻写下《活着的士兵》，为人们认识南京沦陷提供了文本材料。该书被中国学者评为“日本‘战争文学’中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作品”，亦被日本学者誉为“战时发表的作品中，唯一一部正面描写深受国民信任的‘皇军’之不人道行为的作品”。

　　本文旨在梳理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在中国的翻译史。关于此点，王向远《日本文学汉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河原理子《战争与审查：重读石川达三》（岩波书店，2015年）等均言及抗日战争时期该书的中译情况，但没有深挖细描具体的翻译出版过程，且对翻译活动中的核心人物——译者缺乏必要的关注，也未能将视野延伸至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鉴于此，本文重点考察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中译本的诞生历程与影响，兼顾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年代的重译，聚焦译者，呈现翻译在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及译者的担当。

　　一、《活着的士兵》的创作与禁售

　　自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各媒体对战争的报道热情空前高涨，《文艺春秋》《日本评论》《改造》《主妇之友》等杂志纷纷支援作家赴华进行战地采访。一时战地报告、从军记等纷涌出现，成为文坛主流。《中央公论》也不甘落后，委托石川达三赴华采访。石川达三，1905年出生于秋田县，1935年凭借《苍氓》摘取首届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一跃成为文坛新星。《苍氓》之后，石川又创作《背阴之村》（1937年），进一步巩固其作为社会派作家的文坛地位，创作势头如日中天。接到《中央公论》的邀请，石川欣然应承，因为他早已对千篇一律的战争报道心怀不满，认为“战争可不是这个样子”，决心“要写出与这些截然不同的从军记给大家看看”。石川在华采访时间短暂，南京八天、上海四天。南京期间耳闻目染的种种情景令他震撼：“南京市民被隔离在难民区，城内街上尸横遍野，称之为死城最贴切不过。第一次见到的战场，让我心灵颤抖。”回国后，石川昼夜不分，伏案十天创作出《活着的士兵》。该作约12万字，把进攻南京并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高岛师团西泽联队仓田小队中的笠原伍长、片山和尚、近藤一等兵等作为核心刻画对象，描写了他们在南下途中的残虐、消沉、空虚与迷茫，以及在进攻南京前后作出的诸种暴行。如小说写攻入南京后的近藤一等兵的心理：“‘瞧，我会玩姑娘了’，‘瞧，我会踩着中国兵的尸体过去了’，‘瞧，我会放火烧房子了’，到处夸耀自己。”写沦陷后的南京：“大街上还躺着不少尸体，暴晒好几天，已经发黑了。夜晚，狗和猫争先恐后地来啃尸体。”写慰安所：“在南京市内日本军人开了两家‘慰安所’以满足那些身体健壮、思想苦闷的军人的肉欲。……他们进入了长长的行列，等候买票。一个士兵从铁栅栏里出来，另一个士兵才被放进去……平尾一等兵每天都到‘慰安所’去，回来后对战友们说：‘我不是去嫖女人的。你不知道有这么一句诗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是去安慰亡了国的女人们的。’”这些都披露出南京沦陷后的景况及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