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剑忠 芮永康 | 调查研究：党之优良传统的方法沿承与实践演进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通过“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1](p541)得以证明，而“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关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p524)，调查研究作为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结合的实践活动，是“经验”现实生活的有效手段，能够通过获得、整合和处理大量以现实世界为对象的感性材料，使之转化为改造世界物质力量。因此，“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学科研究之中。而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调查研究”一词有其特殊指向，被赋予了浓厚的中共政党色彩，是党内最具原创性和独特性的话语之一。与传统学科中一些偏重数据统计与案例分析的调研方式相比，中共话语体系中的“调查研究”的概念边界更为宽展，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调查与研究并重，以反哺实践、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为目标导向。而且，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性地将调查研究工作与党的作风建设联系起来，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联系起来，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传家宝，这赋予了调查研究工作以特殊的政治属性，使之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概念。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实现历史性突破、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实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时期；凡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重大风险挑战甚至失误的时期，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党在制定大政方针时没有发扬调查研究优良传统、没有经过调查研究这一决策前的重要环节，导致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关。因此，每一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并力主在全党范围内兴起调查研究之风。同时，如何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同志，每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号召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认真归纳总结宣传调查研究方法，或是提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精彩论述，或是身体力行进行深入调查实践。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薪火相传，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方法得到了丰富发展。这其中既有对共同原则的赓续沿承，也有与时俱进的探索演进。

　　一 不同时期党的领导人对调查研究工作的思考与探索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会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的工作方法之一，研究中国国情，把握主要矛盾，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发展谋略和施政方略。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调查研究方法与实践的历史。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调查研究成为党的基本工作方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传统的形成和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重心，在于立足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核心要义，深入了解和掌握中国实际，论证苏联革命经验之真理性所在、在中国应用之界限所在，并探寻获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行道路。这个时期对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出最重要贡献者是毛泽东。毛泽东很早就深刻地认识到“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p633)。为此，他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方法的初次系统总结，出现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3](p109)这一著名论断，这句话也奠定了调查研究工作在党的领导工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立足于一系列调研成果，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认识到要把调查研究在全党范围内贯彻，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从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调查研究的高潮，从此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必修课，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的助推器。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在曲折中坚持调查研究工作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同时也给缺少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际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以掌握中国国情为中心开展的调查研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两个时期：其一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先是到河北、河南等省份以及南昌、杭州、上海等重要城市进行调查研究，后来又用43天的时间听取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次汇报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参加的规模较大的一次集体调研活动，此后毛泽东还阅读听取了工业、交通等部门约300个重要工厂和工地的书面汇报[4](pp256-258)。这次调研活动的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报告中，这一报告也成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其二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国内经济遭受困难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曾三次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于1961年1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搞一个实事求是年”[5](p237)。此后，毛泽东先后到杭州、长沙等地指导了三个调研组的工作。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央领导干部均投入到基层调研中，例如刘少奇到湖南开展农村调查，周恩来对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深入调查，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对“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情况进行了调研，陈云带调查组先后到其家乡上海青浦农村以及江浙地区展开了近一个月的深入调查[4](pp295-300)。他们用大量心血摸实情、听民意，完成了对一线的调查研究，为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大量真材实料，为党中央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最终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改革开放后：调查研究工作得到复兴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有效应对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势，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标，成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新的指引。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样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早在1956年，邓小平就提出过“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6](p219)。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把能否做到“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视为能否正确解决问题的关键[7](pp113-114)。他提出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要对国情民情进行全面调查，并且“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谈”[7](p181)。在调查研究的方法上，邓小平同志强调进行“典型调查”的重要性。他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培养起足够的调研意识，在日常工作中要安排足够的时间，用以“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6](p223)。典型调查必须深入一线，获取大量典型案例材料，悉以分析，总结共同经验，然后加以推广。材料要详实，经验要系统，实验要大胆，推广要果断。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从经济特区入手，在深圳等特区实验的基础上，总结和推广经验，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带动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江泽民多次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保持住这个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他指出，尽管党员领导干部在开展调查研究时的所面临的对象、调查的内容、采用的手段、应用的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调查研究在党的决策工作和全部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更为重要”[8](p306)。2000年，江泽民先后到广东、江苏、浙江以及上海等地进行广泛调研，并在这个过程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新时期党建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回答。胡锦涛同样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把调查研究看作党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党的常态化工作方法加以应用，要“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这样才能在工作中把握主动权[9](p98)。在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过程中，由胡锦涛亲自指导，党中央组织了36个部门和单位，就20个重点课题、62个具体课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调查研究，据统计，仅座谈会一项就召开了1523次，参与人次达20072人[10]。这次调研不仅为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做了基础性准备，更使党中央对当时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有了更为深入及准确的把握。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迎来新高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发展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广泛开展田野、城市以及国际调查，拓展调研渠道，创新调研方式，为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科学佐证，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重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的调查研究工作迎来新的高潮。习近平是调查研究方面的理论家，也是践行者，他将调查研究视为一门“致力于求真的学问”、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11](p166)。在地方主政时期，他就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坚持以调研为工作开局开路，身体力行，在调研过程中务求“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功夫”[11](p1)。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习近平始终坚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始终保持与民为亲的姿态，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主动动起来，深入基层，沉到一线。同时他向全党发出号召：“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12](p165)在实际调研工作中，习近平同志清楚地认识到想要和人民群众进行掏心窝式的交流，只有“同他们身挨身坐、心贴心聊才能听得到”[13](p13)，因此他始终保持“接地气”的调研作风，身体力行，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农民家里，揭开锅盖，摸摸被子，与工人农民手拉手面对面交流座谈。习近平同志尤为重视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要求中青年领导干部要“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14]，在工作中“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这样才能把真实情况摸清楚[15]。2020年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他更是将调查研究能力放在年轻干部所要具备的七种能力的第二位予以详细论述，强调调查研究是一项基本功，要经常化[16]。习近平同样非常重视对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和总结，不仅提出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的调研方式、“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17](p5)等论述在新时代仍然是管用的；同时也提出要跟随时代潮流，尤其是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工具，形成多样化的调研手段，提升调研效率。

　　二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传统代代相因的方法沿承

　　调查研究工作不是随意走动、潦草行事就能完成，而是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技巧，采取恰当的手段和途径，对调研对象进行科学又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否则就无法获得对现实正确的认识，无法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丰富的调研方法，一些科学的调研方法与原则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一)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1](p525)。因此，对待现实世界不能靠主观臆断，而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同时也是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因为调查研究就是为了实事求是地了解情况，也只有在调研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出正确的调查研究，才能正确认识世界。总的来说，要想实事求是地完成调研，就需要做到四个方面。

　　首先是“实地”，就是要调查实际情况，掌握一手资料，以此作为决策的原料。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严厉批评一些同志“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对党的事业来说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18](p789)。因此，调查研究首先就要深入实地、落到实地，既不能竹篮打水、隔山打牛，也不能走马观花、欣赏“盆景”，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要亲力亲为，到需要解决的第一线去，到问题发生的当地去。

　　其次是“实人”，也就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做派。这既要求决策者本人要参与到调查研究过程中，不能只委托其他人调研后把资料交到自己手里，只看二手资料，只听总结汇报，因为“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的调查是不相同的”[5](p253)；同时也要求接受调研的群众确有此人，不能为了完成调研任务、为了使调研有一个好的结果而选择性调查，甚至挖空心思造假粉饰太平，调研过程中“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15]。

　　再次是“实事”，要避免出现为了调研而调研的情况。“领导干部搞调研，要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19]，不能只是为了应付，走走过场潦草结束，必须要带着问题去实际考察。不能猜想某地可能会发生某事，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总结成功的经验、发现显露或潜在的问题，更不能预设结果、预设解决方案。并且，在安排调研行程时，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当有“自选动作”，应当不打招呼、不做安排地到一些没有提前安排的地方考察，通过这种随机性的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19]。

　　最后是“实果”，调查研究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目的。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人们在实践中获得认识最终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生产实践，而认识之真理性也只能在实践这唯一标准中进行检验。调查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也在于反哺实践，调查研究工作的成效也必须交由实践来检验。习近平指出，判断调查研究工作成效如何，“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19]。调研之后不能仅仅满足于材料的丰富和详实，调研报告的精彩和完美，而是要从调研的结果中，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感知到潜在的各种可能性。并根据调查的结果，提出与事实相契合、具有高度可行性的解决问题方法，最终落实到实际问题的解决和促进地方的发展上，避免出现“有些对策建议看似正确，却因难以实际操作，只能束之高阁”[20](p538)的现象。

　　(二)决策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是伟大的，所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情况之多变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对待问题要慎之又慎，提高预估与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的能力，保障决策的正确性，否则就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损失。毛泽东同志写作《反对本本主义》的初衷之一，就是他发现“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3](p110)。这种情况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是极为不利的。党员干部所面临的形势经常是纷繁复杂的，掌握的材料往往是浩如烟海的，如果不能做出正确判断，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只是拍拍脑袋凭着自我想象作出判断，陷入“主观主义”的误区，那么很可能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难以预计的恶劣影响。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21](p301)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一切决策就必须且只能以事实为前提，而要想获得事实，就需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因此，毛泽东同志一开始便掷地有声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3](p109)。因为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本身的样子，才能把握实际情形，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决策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否则就是“瞎子摸鱼”。正如他在1941年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当时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忽视了调查研究的积累，有时只用“个把星期，就发一道命令、决议”，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发出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对实际工作起到的指导作用微乎其微[4](p7)。毛泽东同志把作调查研究比作“十月怀胎”，把解决问题比作“一朝分娩”，没有前面长期的准备和调研，就无法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正确的策略“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5](p262)。

　　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前提条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不仅被毛泽东多次强调，例如他在1939年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22](pp248-249)、1961年再次提出“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5](p260)，而且这种思想也一直是党内进行调查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并且后来被江泽民进一步发展成为“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8](p308)。这是因为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组织的主心骨，在决策过程中往往起着主持和引导甚至“一锤定音”的作用，这就必然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亲自参与，带头调研，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障党的政策行驶在正确方向上。同时，领导干部参与调研具有强大的示范效用，在调研过程中往往能够带动其他干部和党员一起参与到调查研究活动中来，从而在全部门、全地方甚至全党范围内形成调查研究的风尚。

　　(三)读志明事：做好从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党员领导干部主政一方，不仅要了解这个地方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还必须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地理情况、风土人情等。马克思认为，“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1](p528)。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古韵的文明古国，不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的一个城市、一个乡村往往都会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沿革，会形成当地较为独特风俗习惯。如果不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情况，有时就无法理解当地存在的某些问题、当地群众的某些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就难以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时间久了甚至会和人民群众产生情感隔阂。并且一定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往往不仅是近来一段时间、因为一种因素形成的，页更多是各种原因纵横交错的结果，即使是现实突发情况，其背后也经常会涉及到多方面、深层次的遗留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党员领导干部就必须从多个方面中寻找到事情发展行程轨迹，在盘根错节中一步步解开症结，帮助解决问题。毛泽东非常看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调研地区进行“系统的从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5](p252)。而深入了解一个地方历史与现状的方法，除了实地考察、与群众交流外，毛泽东还热衷于对地方志史的调查研究，每到一个地方就要翻阅当地的地方志，以此作为对当地调查研究的重要手段。因为地方志是一种多学科书籍，涉及历史、地理、人口、物产、风俗等许多方面，是快速了解当地风情的工具，因此特别受到他的钟爱。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明确规定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22](p362)，以中央文件的方式将阅读地方志明确作为调查研究的手段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外出调研期间总要把当地方志作为重要材料。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读过的志书有广东的《汕头县志》、江苏的《无锡县志》、江西的《铅山县志》、安徽的《安徽省志》、四川的《蜀本志》等，体现了他对地方志阅读和利用的极大兴趣[23]。

　　习近平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研读地方志的方法。例如，在主政厦门时，他从时任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的洪卜仁处借到了《厦门地方史讲稿》和《厦门志》阅读，并邀请洪卜仁讲解厦门历史，这成为他了解厦门的一个重要渠道；在浙江，习近平“每到一个市、一个县，一定会找来当地的地方志仔细阅读”[24](pp59-61)。2006年12月考察温州苍南县台风灾后重建工作中，习近平就认真研习了《苍南县志》中关于历代台风登陆的记载，以此作为指导工作的借鉴。在总结地方志作用时，习近平指出“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25]。读志明史、读志明事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调查研究一直坚持的可靠办法。

　　(四)解剖麻雀：利用典型案例掌握全局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每个矛盾都具有共性和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调查矛盾的个性可以发掘出矛盾的共性。但是，只关注事物的个性，或者把共性看做不同事物个性的简单堆砌，“把大量事例归纳成一个普遍原则，并不是辩证法”[26](p307)。因此，通过调查获得大量事物的个性是第一步，而第二步则是通过研究、通过辩证思维的方法将关于特殊性的认识上升为关于普遍性的认识，这也是同样关键的一步。中国共产党人把矛盾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原理运用在调查研究方法上的经典成果之一，就是提出了“解剖麻雀”的科学方法。毛泽东提出，调研要深入，“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办法”[27](p354)。但在现实生活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调研过程有时没必要也不可能了解清楚每个事物，访问到每个群众，并且过分要求群观博览也会导致对每一个事物的了解都不够细致，无法获取能帮助解决问题的关键信息。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解剖麻雀”的方法，选取比较典型的案例进行系统调查研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对一只麻雀的深入解剖，不仅能够探知到这只麻雀身体构造如何，由什么组成，体能机制怎样，而且可以由小及大，了解到所有麻雀的共性，从而增进对麻雀这个种类的了解和掌握。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解剖麻雀不是“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而是“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28](p478)。由此上升到调查研究也是这样。“麻雀”就是人民群众的情、人民群众的事，“解剖麻雀”就是与人民群众进行心连心交流，了解人民群众的现状和需求。越是人民群众需求呼声大、遇到困难多的地方，就越是“解剖”的重点。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深入地方、深入基层，到人民群众身旁、到老百姓家中，多蹲点、多了解、多考察。正是通过对一个个典型“麻雀”的解剖，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大量社会发展一手材料，进而又通过科学思维能力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概括、整理和加工，从丰富的个性中总结出了广泛的共性，形成了对社会生活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转化的科学认识，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能够对社会发展形式作出正确判断以及确立当前工作重心提供了客观依据。

　　三 中国共产党调研传统与时俱进的实践演进

　　掌握科学的方法是调查研究的基础，而开展正确的实践是调查研究的关键，调查研究是一门要落实到行动中的学问。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重视调查研究的具体实践，但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p525)，因此，受到社会物质生产条件改变以及人们思维方式转换的影响，调查研究的具体实践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实践行为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进步的。这其中既包括总结和反思我党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对调研工作做出的恢复和调整，也包括因为理念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科技创新而对前人调研行为的优化和演进。

　　(一)制度沿革：强化调查研究工作的严肃性、规范性

　　实现调查研究工作的制度化，让所有党员领导干部始终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而不是浅尝辄止，对调查研究的态度随政治风向任意迁移，风头一过就束之高阁，是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思考的大事。在领导红四军展开革命斗争、开辟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对根据地群众生活、经济条件、土地状况、各阶级情况进行调查研究。1930年6月，毛泽东将“开展调查研究”的要求写入《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中，这标志着调查研究在红四军中正式制度化。在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之后，毛泽东将调查研究制度化工作进一步推进。1941年8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重大决议，并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其他地方分局和区委都设立了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这标志着调查研究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制度和工作要求之一[29]。新中国成立后，调查研究工作仍然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明确提出过诸如“中

　　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27](p354)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也重新确立起来。邓小平认为制度问题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曾提出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推动建立规范化的党员领导干部调研制度体系。此后，调查研究制度化工作不断加强，整体上呈现出硬性规定、量化标准、持续贯彻的态势。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把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作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重点内容之一，明确要求“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30](pp34-38)，用量化标准对调查研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调查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央八项规定”将“改进调查研究”作为第一条列入其中。201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调査研究提高调查研究实效的通知》，提出了加强调查研究、提高调查研究实效的六项要求，以专门文件的形式强调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这些举措，使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传统不断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完善。

　　(二)模式延继：探索调研模式的长久性、常态化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就必须要对被调查研究的事物有一个清晰、全面、正确的认识。但是，事物本质的暴露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是要有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这样才能使认识不断地接近正确。对一个地方的了解涉及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党务、军事等多个方面，对一件事情的处理要厘清前因后果、利益关系、是非对错等，这些不是看几张数据、和几个人对话、用个把小时就可以全部了解和解决的。调研讲究深入，切忌浅尝辄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对一个问题、一个地区或一个事件保持长时间的关注和观察，这样才能保证手中的材料充足、更新及时。在寻乌的调查是毛泽东最著名的调查研究工作之一，整个调查过程持续了20多天，期间多次召集50人以上的调查会，到访寻乌城22个行业、130多家商店，调查内容既包括寻乌城的经济社会状况、地理交通情况、历史和现状发展等宏观情况，也包括商品制作过程、地主剥削手段、是否存在卖妻鬻子现象等具体的问题[31](pp61-67)。正是长时间大范围的调研使得毛泽东同志对土地分配、城市商业等情况有了进一步认识，为此后制定正确的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寻乌调查》总结经验时写到：“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32](p132)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多方面原因，毛泽东到基层考察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着，但却很难再长时间停留在相对固定的地方调查了解工作，这对于他的一些决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后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在总结了毛泽东基层调研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后，坚持将扎根基层、联系基层群众确立为调查研究工作的重点任务的同时，也认识到部分领导干部因为工作等原因无法亲身对一个地区进行长时间深入调研的现实性，积极探索克服这种局限性的方法。习近平就曾实事求是地指出，领导干部个人的时间和经历不是无限的，在调研过程中“即使花再多的时间亲力亲为，也难免有其局限性，难以保证调查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广泛性和代表性”[11](p166)。为此，习近平在调研过程中特别注重做到点面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将时间的延续转化为数量的经常性，增加和地方上的点对点联系频率，避免出现“一下子”调研、“走过场”访问的情况。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习近平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将兰考县作为自己的联系点，并在之后三个月里两次考察兰考县，指导当地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农村了解实际情况。同时，习近平也积极运用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手段，创新基层调研方式。2016年习近平与福建宁德福鼎赤溪村村民进行了视频连线，与村民进行亲切友好交谈。这是习近平离开宁德后第二次回到这里调研，虽然是远程连线，但对于在百忙之中调研千里之外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更体现了习近平克服条件下沉基层进行调研的决心和智慧。

　　(三)渠道延展：激活党内外沟通通道的活跃性、双向性

　　党员领导干部了解舆情、掌握民意不仅需要躬身调研，还需要兼听、多听，经常与党外人士、专家学者沟通交流，吸纳他们的意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能够把不同民主党派、群众组织、社会团体的呼声和意见汇总起来，是在调研过程中扩大与人民群众接触面积、协商各方面利益诉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特别是一些专家学者，其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都使他们对所在领域有更深刻、更专业、更科学的见解。当今世界，社会分工越来越讲究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迅速，党员领导干部经常需要咨询专业人士才能对相关领域特别是新兴事物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主动学习，而且应该让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专业人士参与到决策的谋划和执行中，以此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手段。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极为看重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非党内社会著名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与之建立起巩固的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49年11月11日，政务院成立了参事室，1951年7月，又设立了中央文史研究馆，1969年开始两个机构合署办公。参事室的主要职责是让民主党派人士对颁布的政策法律法规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建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事室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参事室逐渐变成了安置退休人士和非党内人士的“养老室”。改革开放以后，参事室制度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1988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发〔1988〕58号文件，明确将参事室定位为政府机构中唯一兼具统战性、咨询性的机构[33]。

　　21世纪以来，党中央继续发展完善参事室制度，同时又在吸取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2002年12月26日，党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一次集体学习，从此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正式确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实际上就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动向、学科动态等内容进行的一次集体集中的调查研究，既是中央领导集体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也是专家学者与他们交流沟通的过程，提供了党内外双向沟通新渠道。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使之成为党和政府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智力支撑。国家智库主要面向的是各领域领军科研场所和高精尖战略人才，保障了智库提供的调查报告和咨询意见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国家智库“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使得智库并不完全受到行政命令的规制，而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超脱性，可以围绕党政治理问题，根据具体情况在自己擅长领域内制定研究方向与研究计划，这既让智库研究想党之所想、急党之所急，也让智库研究更加自主化、专业化、规范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建立和国家智库的建设进一步打通了党中央领导与专家学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这就有助于在调查研究中，让群众意见能够更通畅地“自下而上”递达到领导干部的桌前案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努力更新决策咨询机制，发扬优良传统，促进调查研究渠道与时代共同发展。

　　四 结语

　　对调查研究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征程中极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探索中形成的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原则、方式、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虽然现在的社会条件、科技水平等和过去相比都发生了深刻改变，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调研作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手段的初心不能变、传统不能丢。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就需要始终与群众为友，与事实为伴，坚持在完善调查研究制度、创新调查研究方法上下功夫，号召全体党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党的调查研究传统继承下去，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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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刊发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