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时代：从考茨基到列宁

　　本文并不是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巨大成就，我们的目的，只想强调，工业无产阶级政党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才真正出现的。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缺乏经验，他们尚处于从手工业工场向工厂的过渡之中，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工会组织，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赢得政权的希望，这些都限制了马克思思想本身对外影响的范围。他们在创建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工人阶级全国性组织的时候没有直接发挥过作用，而是为欧洲和北美各地的战斗者和领导人出主意、作指导。而且，他的大多数著作--至少有四分之三--在他生前尚未发表过，而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则杂乱地以若干种语言散见于若干国家，没有以任何一种语言形式完整地流传于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说，马克思在身后留下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谨而成熟的经济理论，这在《资本论》中已经得到了阐述；但是马克思却没有留下有关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同等的政治理论，或有关工人阶级政党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进行革命社会主义斗争的战略、战术的政治理论。他至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留下一些含糊的预测，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留下一些简要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一批下一代的理论家为数仍然很少。这批人中的大部分人在他们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很晚才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时期的四个主要人物是拉布里奥拉（生于１８４３年）、梅林（生于１８４６年）、考茨基（生于１８５４年）和普列汉诺夫（生于１８５６年）。他们都来自更加落后的东欧和南欧地区。梅林是波美拉尼亚一名容克地主的儿子，普列汉诺夫是坦波夫一名地主的儿子，拉布里奥拉是坎帕尼亚一名地主的儿子，考茨基是波希米亚一名画家的儿子。普列汉诺夫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瑞士流亡期间参加民粹党秘密活动十年以后转向马克恩主义的；拉布里奥拉是罗马的一位已有名望的黑格尔派哲学家，他是在１８９０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梅林在１８９１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前，已作为普鲁士的一名自由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度过了漫长的生涯；惟有考茨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什么重要的历史，他在二十多岁就作为一名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参加了工人运动。这几位知识分子谁也没有在他们本国的民族政党领导工作中起核心作用，但是他们都投入了这些政党的政治和思想生活，并在其中占有正式的地位，只有拉布里奥拉始终处于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建工作之外。普列汉诺夫在帮助建立劳动解放社以后，参加了第一届《火花报》编辑部的工作并在第二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被选入该党中央委员会。考茨基是《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喉舌）的编辑，并起草过该党在爱尔福特大会上的正式纲领。梅林是《新时代》的杰出撰稿人，拉布里奥拉是法国同类刊物《社会变革》的杰出撰稿人。这四个人都与恩格斯亲自通过信，恩格斯对他们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他们著作的主要方向事实上可以视为恩格斯本人最后时期的继续。换句话说，他们关心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替代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贯的世界观。这个任务使他们像恩格斯一样，承担双重使命：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总的哲学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提出来；同时，把它扩展到马克思所未曾直接触及的领域。他们的一些主要的论文题目很相似，表明他们具有共同的关心之处；《论历史唯物主义》（梅林），《唯物史观论文集》（拉布里奥拉），《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考茨基）。与此同时，梅林和普列汉诺夫还写了论述文学和艺术的文章（《莱辛传奇》，《艺术和社会生活》），而考茨基却转向一篇宗教的研究（《基督教的起源》）--恩格斯后来对所有这些主题都作过简要的探讨。这些著作给人的总的感觉是，它们是马克思遗产的总括而不是发展。开始把马克思的手稿作为学术性著作出版并对他的生平作传记性研究，以便向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充分恢复和展示这些著作，都是这一代人的事。恩格斯发表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考茨基随后编辑了《剩余价值理论》；梅林接着与人合作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梅林还在去世前出版了第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传记。这些继承人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些对他们说来仍然非常新颖而很接近的遗产加以系统化和概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