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从“哥德巴赫猜想”说起

　　发表于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整个中国大陆刮起了一阵旋风。“哥德巴赫猜想”，这个听起来有点古怪的名词，除了数学界的专家知道这是个世界性的数学难题，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东西，可随着这篇报告文学的发表，一下子变得家喻户晓了。对这个世界难题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我国数学家陈景润成了中国人的骄傲，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徐迟也因此名声大起。

　　可紧随着这一阵旋风之后，却刮起了一股以反思为名，批判前三十年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风。这股风，在把持媒体话语权的某些学者专家的渲染下越刮越厉害，或明或暗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

　　那么，这篇报告文学是怎么出来的呢？北京日报记者于2008年12月26日在中新社发的一篇新闻稿，揭示了《哥德巴赫猜想》诞生的经过。新闻稿的标题是《毛泽东批示救陈景润》。新闻稿说：面临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人民文学》的几个编辑讨论时一致认为“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正当时候。”其中一位编辑提起一则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 70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访华，美国专家点名要见大数学家，称他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可竟然谁也不知道，这人就是陈景润。其他编辑们纷纷补充了自己听到的轶事：这个陈景润被批为不问政治的“白专”典型，又被称为性格怪癖的“科学怪人”，不刷牙不洗脸，忘记吃饭，等等等等。编辑们犹豫了：“这样的人能不能写？”此时，有人拿出一个依据：“江青建议救活重病的陈景润。毛泽东批示：请姚文元办。”于是编委会决定了——由徐迟主笔写陈景润。

　　事情是不是有些讽刺意味，一篇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向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追责“导火索”的报告文学，实际上却是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救了身患重病的陈景润才得以问世的。根据与陈景润同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的数学家王元所记，1973年4月，新华社发了一条“陈景润患严重的腹膜结核，病情危险急需抢救”的消息。江青看到了，批示“要抢救”，并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给姚文元办，于是陈景润被送至疗养院休养。据查，陈景润在1966年就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但没有给出详细的证明。1973年，他发表了这个成果的详细证明并改进了1966年公布的结果，立刻引起国际数学界轰动，被公认是对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一个重大贡献，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因此，才有了新华社对陈景润及其生病情况的报道。江青把这个情况传递给毛泽东，是她的职责所在，但也是因为她长期生活在毛泽东身边，很清楚毛泽东对科学人才的爱惜之心，所以递上消息后马上就有回应，才有了对陈景润立刻抢救的措施。

　　在徐迟的那篇报告文学中当然没有披露这些细节。但这些细节却促使我们去思考毛泽东到底是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

　　毛泽东是不是如批评者所说的那样看不起知识分子呢？如果说是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那没错。毛泽东对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批评是很辛辣的，有时候还很有些挖苦讽刺。比如：

　　——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

　　毛泽东很坦率地谈了对这部分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的剖析：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放到中国的近现代史来看一看，是不是能够成立呢？

　　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很出名的知识分子，应该说，都是大学问家了。比如胡适，毛泽东就曾经很怀敬意地去旁听过他在北大的课。可是后来呢？在国共两党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中，尽管他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却还是选择了站在蒋的一边，说明他对中国历史潮流的大方向看不清楚。再如周作人，毛泽东也曾很怀敬意地登门求教。可是后来呢？在决定民族命运的抗日斗争中，他选择了充当汉奸文人的道路，说明他同样看不清历史潮流的大方向。至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他们曾经居高临下，不屑于同当时担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交谈，可终其一生他们只不过是充当历史潮流的看客而已，最后也都跟着蒋介石跑到那个小岛上去了。这些大学者，也许在他们自己某个狭小的领域里有点建树，但对关系到民族命运，国家未来的大事，却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因此说他们的“知识还不完全”并不为过。即使在革命阵营内部，那些仅凭在国外留学熟读了几本马列原著，就以“理论家”自居回国后颐指气使瞎指挥的人，也在实际斗争中碰得头破血流。

　　直到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在一部分挂着专家，学者，教授等耀眼头衔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到类似的情况？

　　毛泽东对这类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作了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毛泽东自己是学生出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从青年起就跟许多知识分子打交道，所以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弱点都很清楚。而且，对于自己，他更加严于自我解剖。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正是由于抱着这样的态度，毛泽东从立志做群众的学生而成为指导群众翻身解放的伟大导师。

　　如果因为毛泽东批评那一部分脱离大众，脱离实际而又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就指责毛泽东“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那就完全违背了事实。

　　大量的实例表明，对于有真才实学而立志为人民效力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从来是非常敬重的。

　　早在1939年12 月，毛泽东就曾为中共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中说：

　　——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仍然要求全党重视知识分子。在八大召开前夕的1956年1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 这几天会议上，有那么一些同志说了那么一些很不聪明的话，说是“不要他们(指知识分子)也行”，“老子革了一辈子的命，不要你也行”。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没有他们就不行了，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要向我们的党员作广大的教育。这是一种很没有知识的话。现在是打什么仗呢？现在是要飞机飞上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飞的速度是超音速。那个东西，没有他们不行的，而且我们自己也要变成他们。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与一些著名科学家之间的密切交往，早已成为人们传颂的佳话。

　　钱学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特地邀请刚回国即已增选为政协委员的钱学森。毛泽东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亲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划到第1桌，而且就安排在毛泽东的右边。一位四十多岁的科学家以“第一贵宾”的身份成为宴会厅最受瞩目的焦点。毛泽东对这位贵宾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可见，毛泽东对这位科学家及其科研成就已经作了很深的了解。

　　钱学森回国后先后六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举办的家宴也邀请了钱学森。邀请名单和就座安排都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共有三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安排在另外一桌，而钱学森则安排在毛泽东同一桌。可见钱学森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同桌的还有主动下乡、立志当新农民的青年知识分子董加耕、邢燕子。）

　　直到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然挂念着钱学森。1975年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代表名单，毛泽东特地嘱咐不要漏了钱学森。

　　钱学森在后来追忆毛主席时发自内心地感叹：“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作这样的决策？我们第一枚导弹在1960年就首次发射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就炸响了。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

　　钱学森特别对1964年2月毛泽东接见他和另外几位科学家时的讲话印象深刻。毛泽东在讲到导弹、原子弹研发成功时，从“有矛必有盾”的辩证思想，随即提出了研制反导系统的课题，并且下了很大的决心：“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从今天国际军事力量的竞争来看，反导系统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毛泽东在五、六十年前就抓住了这个关键。毛泽东不是一个科学家，可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为科学家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新中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在尖端科学领域获得了以两弹一星为突出典型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正是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科学家紧密结合的硕果。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