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艺事业不能过度依赖文字及其衍生工具去承载
中国的文艺（包括文化）事业不能过度依赖文字及其衍生工具去承载
――与左翼诸同志探讨
一篇小说他当然用文字去表现的，一篇报告文学当然是用文字去表现的，一部歌剧他是用喉咙、乐器、动作和表情去表现的，但是他得有个脚本，该脚本当然也得用文字，因此歌剧可以称为用“文字的衍生工具”去表现，电影应该也属其类；而音乐、舞蹈、绘画等则不能归属其类。
直接用文字工具去表达的可一一列数，可是用“文字的衍生工具”去表达的作品类型究竟包含哪些？肯定多得去，我估计很少有人去研究过；事实上究竟哪些是？哪些不是？实在是界定困难，比如一首歌曲，他得有曲和词，你把他看作“文字的衍生工具”所作吗？可在一般人心目中，歌曲的表现力截然不同于文字工具所表现，歌曲的署名上往往也是曲作者排前词作者排后（我以前好像看到一篇专利局小青年写的文章讨论歌曲的署名权问题，应该曲作者在前呢还是词作者在前，非常有趣，那时不懂，不记得说些啥了）；象歌曲之类两难界分的多得去了，事实上“诗歌”谁是谁还会演变呢，在中国上古是专门用来吟唱的，可是今天完全属于文字工具的产品了。好在今天咱不讨论这个，有点专业味，事实上我也把意思说清楚了。
进入中国文化发觉一个颇为有趣现象：上古中国对“律”非常重视，那时的文字可能还未诞生或者刚刚启蒙。这里的“律”是个专门范畴，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比如有声、音、乐等等好多，当然还有各种“器”（乐器、礼器），上古时代对声、音、乐、律的看重程度显然远远高于后世，“律”本来就是阴阳调和和五行运行的一个专门范畴，《尚书》等上古史书明确记载，黄帝、尧、舜时期有专门的律官或乐官，比如《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令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
正史二十四史对“律”这个范畴是专门独立设置记录的，这种重视程度直到春秋战国时代仍可窥见一斑，孔子本人被称“音乐家”并非浪得虚名，他可以因为一首好听的歌而“三月不知肉味”，中国文明一向称“礼乐文明”――何以一个文明竟与“乐”关联并命名。
我们后世无法弄明白的，事实上到了后世，他的重视程度似乎在降低，在递降――我们可以读历史读出来的么，以至我们后世对声、音、乐、律等范畴的理解，已几乎把他归到唱歌跳舞大类中去了，比如有个词就叫“娱乐”嘛，他当然不是上古至孔丘时代的那个，虽然名词术语还是同一个。
显然，这是文明和文化演化的内禀原因造成的，声、音、乐、律是民族意志的重要载体，极其重要的载体，他在国家生活中重要性的递降，很可以看作民族意志的消退消减，是一种标志性的东西；与“礼·乐”文明相关联的那个“乐”最后被归类到“唱歌跳舞”大类，显然已分属两个不同的认知主体――他们血缘基因生命体还是同一个，但在文化上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这个说法有点冒犯，没恶意，请谅解）。
民族意志的消退消减同时还伴生一些现象，比如智力的退化。比如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上古到春秋时期华夏人非常重视“逻辑”以及“形而上”纯思辨的东西，没有“形而上”纯思辨就不可能产生“道”这个概念，这个大家都懂。同时人们注意到，到了春秋时期中国人独立发展出了“形式逻辑”叫做“墨辩”，他在当时的智力程度与古希腊和古印度在同一个水平，是当时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古希腊曰“逻辑”，古印度曰“因明”。现代“形式逻辑”中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在“墨辩”都已出现和对应，比如“概念”（名）、“判断”（辞、言、尽、或、假、必、且）、“推理”（故、理、类、辟、援、推、或、假、效、侔）等，通过“辩”这个术语的一级统筹基本形成一个架构和体系，基本与现代形式逻辑形成完整对应，是当时三大逻辑体系中最具形式化的完备体系。
同样离奇的事情是，与声、音、乐、律的消退一样，春秋时代达到顶峰后“墨辩”也逐渐消退消亡，作为一种死亡的遗骸存留在《墨子》一书中，直到近代恢复，这就是史称的“墨辩的沉沦”。“道”也只是个死名词被保存在语言和文本中，其真正意义实已难考。
以上诸种，反映出华人民族意志的消退和种族智力的退化，原因当然非常多也很复杂，非三言两语可说，对音律的消亡，我的一个解释是“功能遮蔽”说，经常在网络空间与朋友们探讨。
一个先天瞎子，他的听力及辨音辨声能力往往高于平常人，一个先天聋子，他的视觉和察言观色能力往往高于平常人；这种事情多得去，科学上就有个普遍法则和信条：一组关联功能，其中某种功能的进化和发展，很可能抑制其他相关功能的生长发育，这是从人的进化过程得出的：人从猿类进化而来，他的智力飞速发展而肌肉能力逐渐退化――这就是我说的“功能遮蔽”说。
古代中国汉字功能非常发达和强大，竟导致非汉语民族也能使用他与汉语或其他非汉语民族相互交流，这是其他文字系统见不到的；过于发达的汉字系统很可能压抑了其他交流表达工具和功能，比如所说“声、音、乐、律的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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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经常表达的观点。
近来与左翼诸同志讨论，对一个现象感到担忧，现在的文艺界越来越偏离“延安文艺座谈会”指明的方向，这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事实上越来越不堪；于是想起以上话题，恰昨天发表了《“和统”不能没有武备，“武统”不能没有文攻，二选一承诺不实际》（请编辑加个链接），其中提到民族意志的消退对两岸统一的消极影响。这两个话题八竿子打不着，但我想了想还是有点意思，于是拟就文稿。
文艺界越来越偏离“延安文艺座谈会”指明的方向，这是看问题的一个维度，也可有其他维度。文艺界（扩展一点包括文化界）过多偏重文字及其衍生工具来表达，这很可能造成“功能遮蔽”，这是堪忧的，这在中国久有传统，前面已有阐述，这个传统反过来又遮蔽了人们的认识，人们看不到他对文化传承发展的消极不利面。
时人怪疑汉族人为何没有自己的民族史诗，而围绕汉民族四周的少数民族都有他们本民族的民族史诗，蒙古、维吾尔。哈萨克、藏族、吉尔吉斯等他们都有的；我说别研究了，把经费给我吧，都是汉字惹的“祸”，事实上一部《封神榜》小说，没有汉字的话，用说唱形式六天六夜也唱不完。
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需要通过多种工具和形式去表达，文字及衍生工具、诗词歌赋、电影、话剧、舞台影视、短视频、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万般诸种缺一不可，古代我们看不清这一点，今天或许可能看到，今天我们也有条件做到。
引领文艺界，重回“延安文艺座谈会”指明的方向，这是我们左翼当仁不让的义务，多一层思考更是我们的理性召唤。
【文/道一人，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