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读思录（四）

　　(41)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临上断头台前曾疾呼：“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后来，有人将这句话改成“革命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来指控共产主义革命对“人性”的戕害，而指控的人就是那些曾经借革命之手伤害过真正革命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正是他们玷污了革命的声誉，当革命退潮之后，自由主义者和无知的群氓蜂拥而上，朝着革命的遗骸扔石头、吐唾沫、泼污水，极尽污蔑和辱骂时，他们却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受迫害者的面孔，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忏悔和道歉，同时摇身一变成了“开明绅士”，不仅让革命替他们的恶行“背锅”，而且一马当先地成为了“告别\革命”和否定\革命的急先锋。

　　(42)二十世纪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由弱到强、由盛转衰的世纪。这场曾给广大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带来希望和鼓舞，也给另外一些人带来“灾难”的革命悲壮地落幕了。令人唏嘘的是，当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以及变节者为“历史的终结”欢呼雀跃时，那些因忠诚践行自己的信仰而蒙冤和蒙难的革命者如丁玲们，却在死后还要承受曾经的“革命同路人”、自由主义\精英以及庸众们的嘲讽、侮辱和谩骂。作为个体，他们或许是一些失败者，但对于中国革命而言，他们却是真正的烈士。

　　(43)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中说：“社会大革命总是由对未来的完美社会秩序的乌托邦憧憬所推动，但革命一旦结束，这种辉煌的乌托邦憧憬也就随之消失。”几乎所有中国人现在就承受着这种“乌托邦”消失之后结下的苦果。关于乌托邦，韦伯曾经指出，“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卡尔.曼海姆也说：“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愿望。”这些话似乎是针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说的，因为，在一种幻灭情绪支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一切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行为和言说都作为一种失败的证据而彻底抛弃掉了。

　　(44)中国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正在成为越南、古巴甚至朝鲜这些坚持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仿效的样本，这可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体系面临进一步瓦解的征兆。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左翼的力量并没有全面消失，在有的地区如委内瑞拉甚至出现了某种勃兴的态势。即便在西方国家，也并不是所有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持欢呼雀跃的态度的。实际上，也有不少左 翼人士和群体对此进行了认真地清理和批评，他们所作的工作丝毫不亚于国内的左翼，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深入，更直截了当。比如发表在美国的《每月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就异常敏锐地指出：“中国的经济经验至今依然对困难重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足多可供借鉴之处。然而，当前的经验大体上是反面教材。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原本说是要为社会主义恢复生机活力，却使国家坠向越来越资本 主义化、也越来越受外国支配的道路，对国内与国际都造成了庞大的社会成本。更加不幸的是，许多进步份子(包括许多仍支持社会主义的人)依旧为中国的经济政策辩护，并鼓励其它国家采纳类似的政策。”而且对中国的知识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是否可以看作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左 翼力量在未来仍然具有生长空间的一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