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与文野—在历史中阅读作为思想文本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摘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一个文艺政策文本，而且是一个思想性的文本。为了理解其思想性，首先，要以《讲话》的版本考订为引子，分析其内部的问题脉络；其次，要以“主客问题”为牵引，在1940年代抗战的文艺构图中分析《讲话》的位置与特点；最后，要以“文野问题”为牵引，在晚清以来的思想和文化脉动中分析《讲话》对以往历史的承接、推进及其面临的困难。综合来讲，需要从内、外、纵、横多个维度为《讲话》编织它所置身的问题脉络，同时更需要由此出发，去发掘《讲话》所内蕴的对话性与思想性。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文本；主客；文野；行动的文学

　　政策文本如何转化为思想文本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长期以来主要是作为一个政策文本被认识的。这与《讲话》是出自革命领袖之手，而且一经产生就迅速且持续地被权威化有直接关系。与《讲话》虽然以“文艺”为题，但其核心关切却并不止于“文艺”类似，《讲话》的被权威化过程也不能仅仅从其在文艺界的影响来认识，而应该在更宏观的层面加以解明。

　　本文认为这一过程有三个关键性节点：其一是1940年代前半期延安整风运动将《讲话》列为整风必读文献1；其二是1953年《讲话》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其三是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红旗》杂志将《讲话》重刊。收入《毛泽东选集》对于《讲话》经典地位的突出自不待言，延安整风运动则是这一权威化过程的起点。1943年10月20日，《讲话》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的次日，负责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就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21966年《红旗》杂志重刊《讲话》，并且专门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为题发表重刊的“编者按”，其中说《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讲话》也与《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列“四篇光辉著作”。3

　　勾勒这一权威化过程并不是要否定《讲话》本身的价值，也不是说《讲话》在此后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全部是由其权威化所赋予的。相反，勾勒这一过程恰恰是为了呈现《讲话》原本的问题脉络并释放其可能包含的理论能量。不仅如此，《讲话》的被权威化过程也需要在特定的历史脉动中加以分析。比如就《讲话》之被列为“整风文献”来说，它的被权威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整个整风运动的一环存在的。而整风运动本身则另有自己的问题脉络，有自己所要针对与克服的问题，即党风、学风、文风这“三风”问题。再进一步说，整风运动又是在抗日且是抗日极为艰难的相持时刻展开的。抗战需要对敌我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的调查研究，需要对中国的现状、历史进行判断，需要借鉴、学习国际上的革命经验，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上述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4。因此，这里面有一个迫切的眼光向下去掌握“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5的需要。而这一点，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主要通过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所提出来的问题。这甚至可以说是推动中国现代史内在展开的基本动能。

　　但具体到《讲话》，这里的确存在“《讲话》本身的问题脉络”与“《讲话》的被权威化”这两个维度。《讲话》的被权威化促使《讲话》的部分理念可以迅速落实且普遍展开，在“新的群众的时代”造成一个新的群众文艺的局面，在文艺上出现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新的形式。如周扬所说，“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文艺工作已成为一个对人十分负责的工作”6。权威化赋予《讲话》以政策指导的性质，使《讲话》成为一个政策文本。这对于《讲话》理念的落实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但是，成为政策文本也同时是对《讲话》之理念的凝固，是对《讲话》所包含的思想能量的板结，是对《讲话》之问题脉络的抽空。比如，《讲话》提出了“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但就在同时期的《反对党八股》里，毛泽东又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那么，工农兵群众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关系？“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是什么关系？这些提法是实体性的还是理念性的？这些提法是对既有状况的说明还是广阔政治进程的一个推动力？《讲话》说“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又说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启蒙运动”，这二者的关系如何理解？所谓“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是什么？《讲话》所提出的“人民的提高”与“人民的普及”究竟具有怎样的理论和政治内涵，“人民”又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都是极难解答的问题，不仅是理论上难以解答，从历史上也难以一言而尽。但这些问题又迫切地要求着解答，因为这些都是深植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根基处的问题。或者说中国近现代历史无非是将这些问题把握为根基性的问题并且试图寻求解答的历史。但是，当《讲话》变成政策文本之后，这些问题都随之逐渐地消弭了。不仅其所从出的脉络消弭了，问题的强度也消弭了。或者根本就是“问题”逆转为了“答案”。“人民的提高”和“人民的普及”各自作为现成的结论保留下来，但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则付之阙如。《讲话》本来是在“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7所展开的思考，因此也可以说是极具新颖性的“空前未有的思考”，但政策文本的性质抹掉了《讲话》所包含的脉络、褶皱乃至可能具有的矛盾和断裂，也就抹掉了这种新颖性，使得《讲话》只表现为缺乏有机联系的断言的形式。《讲话》提出了极具新颖性的思想问题，但将《讲话》权威化的方式同时垄断了这些思想问题，而对思想问题的垄断也就终结了思想推进的可能。从这里，就只剩下重视或无视、赞成或否定的态度问题。而无论哪种态度，实际都无关于《讲话》。甚至，越是在赞成的态度中，《讲话》就越是被悬置。

　　因此，要改变《讲话》被悬置和空洞化的状况，就必须区分作为“政策文本”的《讲话》和作为“思想文本”的《讲话》，把政策文本转化为思想文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要用既定的、外来的理论概念来阐释《讲话》中那些极为朴素的表达。那种格套化的阐释实际是一种置换，它可能赋予《讲话》一些“理论语言”的外观，但这种看似新鲜的理论语言却未必具有相应的理论性。“理论性”不同于有着精致外观的“理论”，或者说有着精致外观的“理论”未必具有“理论性”。“理论性”的有无，端视其和既定现实序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其能否及物的能力。具有及物的能力、能改变既定现实序列的表达是具有理论性的表达，反之则无论其外观如何新鲜，都不具有理论性。这也就是说，要激活《讲话》所可能具有的理论性，考察其作为思想文本的意义，必须同时考察《讲话》所置身的那个现实序列，进行一种历史复原的工作，即在历史中来阅读《讲话》。这种历史复原，既包括对《讲话》自身的复原，也包括对《讲话》横向的同时代历史状况、对其纵向所处的历史状况的复原。对《讲话》自身的复原是把作为结论的“为工农兵服务”“人民的普及”等等重新放回《讲话》的论述过程之中，回溯这些结论所从出的问题脉络；对横向的同时代的复原则集中在《讲话》尚未彻底被权威化的1940年代，尽可能将《讲话》的论述与其他的论述并置，从而勾勒1940年代不同理论表述所共同面对的总问题，本文将此概括为“主客问题”；对纵向历史状况的复原则主要围绕《讲话》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论述，勾勒从晚清以来中国革命就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构架，以及《讲话》对这一问题架构的推进，本文将此概括为“文野问题”。

　　《讲话》的版本修改与自身的问题脉络

　　对《讲话》自身的复原，是指重新铺展《讲话》自身的问题脉络，这意味着把《讲话》把握为一个思考过程，把握为一个乃至数个层层相套的“问答结构”。其中，当然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样作为“答案”的内容，但也有“何以要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样作为“问题”的内容。铺展其问题脉络即是把“答案”和“问题”重新勾连，在这一连续的问答结构中考察“答案”是否扣紧了、解决了“问题”，以及“答案”是在一个怎样的运思过程中被给出的。这种方法不同于把《讲话》的某些“答案”性、结论性的东西固定下来作为讨论起点的做法。本文认为，前一种方法即是把《讲话》把握为思想文本的方法，而后一种则是把《讲话》把握为政策文本的方法。聚焦于《讲话》自身的问题脉络，又是把《讲话》把握为思想文本的第一步。换言之，所谓“思想”不是作为结论而存在的东西，而是结论之所以被推导出来的那个过程。“思想”是在运思的过程中活跃着的东西，运思过程的密度决定思想的分量。由此附带着说，思想家的文本并不必然就是作为“思想文本”而发挥作用的。如果思想家的文本被抽离为某几条结论而存在的话，那么这近于是把思想家的文本把握为一个“政策文本”，尽管思想家在写作时并无创制“政策”的念头。也就是说对既定思想人物及其著作的研究并不必然就是一项思想研究。王阳明诚然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但如果不去理会、不能贴近王阳明以“居夷处困”“百死千难”“在事上磨炼”等所提示的行事运思的轨迹，而只是执着于“阳明思想即是知行合一”或者“阳明思想即是致良知”这样的定式，则等于是把《传习录》《大学问》《拔本塞源论》等读成了“政策文本”。在另外一面，所谓思想文本也不见得都是出自思想家之手的文本，如果能够将政策文本置于相应的问答结构之中，则政策文本也可以焕发思想的能量。

　　要重新铺展《讲话》自身的问题脉络，不能径直阅读现在通行的《讲话》版本，而需首先考察《讲话》的版本修改情况。现在通行的《讲话》版本是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版本。在1953年以前，另有1943年《解放日报》最早公开发表的版本、收入1944年5月由晋察冀日报社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版本、收入1946年8月由大众书店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精装五卷的版本、收入1947年3月由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版本等。依笔者所知，目前对《讲话》诸种版本的文字做出的最详尽比对勘查，出自日本学者竹内实（1923—2013）主编的《毛泽东集》8。该书充分体现了版本辑佚、考订、对勘这种“朴学”方向的工作对于毛泽东思想研究以及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奠基性意义。在不同版本的迁变、修订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是只靠单一版本研究所无法取代的。《讲话》收入该书第八卷。它是以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本为底本，辅以《解放日报》本和1947年晋察冀中央局本加以订正补充而完成的。编辑者以旁注、眉注、补注等多种形式详尽呈现了底本与1953年通行本之间的差异，仅眉注就约有438条，文内较大的删改近40处。本文接下来就依据《毛泽东集》先行的编纂和对勘工作，对底本和通行本的文字差异做进一步研究，从中摸索由文字修订所呈现的问题脉络。

　　综合来看，这些修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归纳。首先是文字术语的规范化。这主要涉及修辞问题，口语表达改为书面表达，以及很多术语的规范化。比如底本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改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马列主义”改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战争”改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小资产阶级”改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这种规范化层面的修改占大多数，其中如“小资产阶级”等术语的改动对于理解文章思路的变化略有提示意义，显示《讲话》在新中国成立后更被当作一个专门对知识界发言的文件。

　　其次是现场感的淡化。在底稿中有许多即时性的、基于当时历史状况的发言，有较为浓厚的现场感和具体的针对性。在通行稿中，这些多数被删掉了，从而使《讲话》更具有一种普遍性和指导性。在反驳超阶级艺术观的时候，底稿中“在有阶级有党的社会里，艺术既然服从阶级，服从党，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9等字样，通行稿中都删掉了，转而引用列宁关于艺术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与螺丝钉”的说法加以说明。从全文的脉络来看，底稿中的话有一种直接性，而引据经典则冲淡了其直接性而显得更加稳妥和周全。底稿中原来在批评了“周作人、张资平”之后，还特别批评“有一种文艺是为特务机关的，可以叫做特务文艺”10，在批评了“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种现象之后，还特别批评了“当然还有一种比这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11这种情况，这两处在通行稿中也都删掉了。在底稿的脉络中，对“特务文艺”和“特务党”的批评是贴着抗战的现状展开的，是即时而尖锐的。通行稿删掉之后就突出了对一种普遍的文艺和思想状况的关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或可以概括为人民性的突出。在底稿中，颇有些地方是显示着提高者与普及者之距离的，删改之后，这二者的距离被缩短，高低关系也发生变化，民众在文化、文艺上的创造性得到更多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论述更具有主导性。《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四种人”即工人、农民、士兵、小资产阶级服务，在底稿中，对于这四种人曾有如下说法：“在这四种人里面，工农兵又是主要的，小资产阶级人数较少，革命坚决性较小，也比工农兵较有文化教养。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第二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在这里，不应该把小资产阶级提到第一位，把工农兵降到第二位。”12通行稿中删掉这段话，而代之以“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13。此处引文略长，但颇能说明问题。底稿中将“小资产阶级”放在次要地位，但认为其比工农兵较有文化修养，通行稿中则不再提及这种次要地位，而是把地位的主次排列改换为立场问题，用“无产阶级的立场”统摄了服务的性质。小资产阶级与工农兵可以说构成《讲话》基本的对立架构，对小资产阶级的淡化即是对工农兵地位的强化。人民性的突出也体现在对普及和提高之关系的修订上。底稿在论及“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时候，曾说：“普及者若不高于被普及者，则普及还有什么意义呢？”14通行稿删掉这一句而代之以“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提高的”15。前者突出的是普及者相对于被普及者之“高”，也就是普及和提高之不能截然分开，是要以保留普及者的“高”来完成普及的工作，即高低之差异是普及得以可能的前提；后者则突出了广大群众即被普及者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这一状况，从而普及和提高之不能分开乃是着眼于被普及者之有能力来提高自己这一点，不是高与低的差异，而是在低位者能够跃升至高位成为普及工作得以可能的前提。这里存在着眼点之高与低的颠倒。不仅普及者与被普及者之距离缩短，同作为“被普及”对象的干部与群众之距离也缩短了。《讲话》注意到干部和群众文化水平之差别，而作出“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即面对群众的提高和“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即面对干部的提高这样的区分。底稿中曾有这样的话为之说明：“他们的接受能力比群众高，因此他们不能满足于当前的和群众同一水平的普及工作，不能满足于‘小放牛’等等。”16通行稿则删掉这些话，而直接强调“为干部，也直接是为群众”17。底稿中当然也是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的，但这一原则是联系着干部与群众之差异这一客观状况来论及的，其根本导向和一种现实状况相关联，而通行本更突出的是“根本原则”的压倒性地位，《讲话》也就越发体现出它的指导性。18

　　分析《讲话》的版本修改问题，不是在诸种版本之间加以轩轾，而是要通过对修改过程的回溯，更清晰地呈现《讲话》的种种论断不是一种单向的命令或者倡导而已，它们有其现实感，有其在对现实问题的指涉中所自然存在的屈折的层次和脉络。有现实感，即不是自说自话的，而是对话性的，对话性则是思想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对《讲话》早期版本的回溯，是为了较为便利但也是初步地来摸索《讲话》作为思想文本的特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农兵之间的距离、普及者和被普及者之间的距离、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等等，作为“现实”的基本内容，在底稿中都充分地保留着。它们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人民的普及”等结论共同组成文本内部的张力结构。后来的通行稿对前者做了淡化处理，从而使《讲话》显得更为光滑。但实际上，那些由“距离”和“差异”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只是更加深隐了。我们在第一节中曾简要提及的“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革命的工农兵群众”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和“工农兵群众”之间的关系、“普遍的启蒙运动”与“工农兵自己的前进的方向”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对这种“距离”的具体表达。所有这些，在《讲话》中尤其集中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上。《讲话》说：“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19但是，该普及什么呢？当然不是封建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是“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但是长期在文化上被剥夺的工农兵群众该如何确定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且，由于普及者本身“灵魂深处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20，他们又该如何扮演普及者的角色？所谓普及究竟是技术性的，还是具有思想指导意义的呢？就“提高”来说，当然不是提高到统治阶级的高度上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21。但是在文化上被剥夺的工农兵该如何确定自己前进的方向，何况“人民也有缺点的”22，“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23。在另一方面，如果工农兵能够明确自己前进的方向，则普及者又该如何用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去向具有前进方向的工农兵进行普及和帮助其提高？《讲话》最后是用“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来作结的。但是这种光滑的结论显然无法纾解上述张力，反倒因为其自我循环的意味更加凸显了这些张力。24就此而言，《讲话》的意义不在于它给出了答案，而在于它凸显了问题。

　　《讲话》与四十年代文艺构图中的“主客问题”

　　对《讲话》内部之屈折、张力与问题脉络的勾勒尚是将《讲话》把握为思想文本的第一步，要深入理解《讲话》的问题性也即思想性，还需要将《讲话》置于同时代即1940年代的整体文艺发展状况之中，尤其是置于1940年代左翼文论的状况之中来加以考察。因为1940年代是《讲话》尚未被完全权威化的时代，在此时，还存在着《讲话》与其他文艺理论对话、争辩的构图，虽然这一构图只是依稀可辨的。《讲话》尚没有被完全权威化、尚被置于一个对话的构图之中，这即是说《讲话》不构成讨论的起点或者中心，在《讲话》之外、之上还有更具原理性的问题。它吸引着包括《讲话》在内的一连串理论来展开思考。

　　这一更具原理性的问题就是“主客问题”。具体说就是谁、哪种力量可以颠覆以往历史中既有的主客结构而成为新历史的担纲者。这里面牵扯到民众、知识者、政党等多方力量的角逐，而其核心则是回答民众或者人民能否以及如何成为历史的担纲者。就“主客问题”的原型来说，这当然是一个近代以来就逐步酝酿，甚至可以追溯至更早历史时期的问题。而之所以围绕“人民”的争论在此时成为“主客问题”的核心，或者说使得“主客问题”成为1940年代具有原理性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民众在抗战这一空前未有的事件中展现了空前未有的力量。在中国现代史的叙事中，抗战常与“五四”“大革命”等并列，是作为诸种历史事件之一而存在的，具体到现代文学史，则有“五四文学”“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提法的并列。但是就历史事件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民众的世界之影响的深广而言，则恐怕没有任何事件可以超过抗战。抗战发生在一般所说的“中国现代史”内部，但就其所关涉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存亡绝续，则需要在整个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尺度上来衡量。抗战是“大时代”，是“东亚历史的空前一章”，25“抗战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出路”，“我们要真真正正做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地步”，26“此次中日之战是四千年中华民族之生死关头”27，这些由王芸生、郭沫若、张君劢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所分别讲出的话，代表着抗战时期中国人的一种共同认识。也正是以抗战为契机，中国的普通民众表现出了空前的伟力。如穆旦在1942年的诗里所说的那样：“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28原来在耻辱中生活的佝偻的人民，在抗战中作为整体的民族的形象而站立起来，这是“人民”与“民族”在抵抗的意义上的合一。

　　《讲话》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是在“引言”部分就提出的，也就是作为“结论”部分两个主题之一的“为群众的问题”。而“为群众”三个字即是《讲话》为解决“主客问题”所作出的总回答。这一回答有其表述简捷的优点，并且在实际上也有力推动了解放区文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因为其简捷而近于混沌。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析。其一，“为群众”的说法保留了作家为主体，而民众为客体的结构，但要求作家与民众的平衡一致，即主客的平衡一致，而非主体单向地决定客体。在《讲话》中，这首先表现为要求语言的一致，即熟悉人民的语言，而不是用“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29，这是在批评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之不足的脉络上提出的；然后要求思想感情的一致，即在思想感情上和群众打成一片，为此，毛泽东特别举出了自身思想转变的例证。其二，顺着思想感情一致的线索再往下推延，就变成对作为主体的作家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在此，主客一致的结构开始动摇，重点变成主体的自我否定。在《讲话》中，这主要是通过阶级分析法来完成的，即将部分作家判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其“灵魂深处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30。其三，不只是主客一致，也不只是既有主体的自我否定，而是互为主体乃至原来主客结构的颠倒。在此，重点是原来客体地位的上升。关于普及和提高之关系的辨析体现了这一点。《讲话》说提高是要“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31，并且说：“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32学生、先生的说法可以说是互为主体的例证，而对“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的确认则隐含了对工农兵固有状态的肯定，是将原来的客体逆转为主体。很显然，这三个层次对旧的主客结构的改造在方向上是不一样的，程度上也是顺序地愈来愈具有激进性，但在《讲话》中，这三个层次并不是截然区分的，而是缠绕在一起。这就造成了《讲话》在此问题上的混沌，在此后的文艺历史以及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上，同样能看到这种混沌性所带来的影响。

　　然而混沌性尚可加以辨析，难解的问题是第三层。原有主客结构的颠倒依赖于两点，即作家主体的自我否定和对“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的确认。前者是可能的，这是由关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分析所保证的，但是后者则缺乏相应的支撑。因为工农兵在文化上恰是一种被剥夺的状态，即“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33。因此，所谓“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毋宁说是从工农兵在“军事战线”上作为担纲者的身份所衍生的结果。“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这一表述本身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即“启蒙”是由被启蒙者自我要求的。而被启蒙者之所以竟然可以规定启蒙的内容，乃在于他们承担了军事战线上的使命。但《讲话》一开始就指出，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两条战线。因此，工农兵在文化上的主体性也就无法确立。这一点也见于《讲话》将“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工农兵”与“无产阶级”“人民”等概念的混用，比如“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的下一句即是“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34，在这里，“工农兵”就被替换为“无产阶级”。前者是实体性的概念，后者则是理念性的。也就是说《讲话》对“主客问题”的解决最终有赖于理念性的“人民”概念的弥缝。然而弥缝本身即隐含了断裂。

　　以上分析意不在批评《讲话》，而是要透过其论述的限度—这同时也是其论述的极致—凸显《讲话》所面对的“主客问题”之重大与难解。这样，我们就可以反过来以“主客问题”为制高点，考察《讲话》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对这一难题的回答。这同样也是将《讲话》把握为思想文本的方法之一种。这种方法看似是将《讲话》降格了，因为以问题为引导，必然是把《讲话》与其他理论并置，而非以《讲话》为中心将其他理论视为对《讲话》的回应，但本文认为这恰好可以恢复《讲话》的思想活力。晚清有过经学地位下降而诸子学地位上升的学术脉络，经学研究也由此变动而重获新机。以问题为抓手，将《讲话》与其他理论表述并置，类似等经学于诸子学之中而开展历史中的经学研究。所谓其他的理论，这里主要就胡风和冯雪峰在四十年代的相关论述来进行简要分析。本文认为，这两位通常被置于《讲话》对立面的理论家，同样感受到了四十年代的历史脉动并且投入式地思考过“主客问题”。尤其是胡风更引动了四十年代中后期一直持续的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

　　据胡风自己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曾两次参加由郭沫若在重庆主持的关于《讲话》的座谈会，还曾邀请何其芳等就延安思想改造运动做过报告，35在读过《讲话》之后，他从思想改造的角度把心得体会写在了《置身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那文章里没有明提，是因为顾虑到审查关系”36。这大概算是四十年代胡风与《讲话》发生直接关系的全部内容。出现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的上述内容，是从辩护自己并不反对《讲话》的角度写下的。但是，如果我们重读《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面》的“说是作家要深入人民，说是作家要与人民结合。然而，怎样深入，又怎样结合呢？首先，当然要求一个战斗的实践立场和人民共命运的实践立场”37等表述，可以发现胡风诚然没有直接反对《讲话》，但其角度的确与《讲话》存在差异。不仅如此，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专为纪念《讲话》十周年而写的《学习，为了实践》以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涉及《讲话》的论述，也都是继续发挥他在四十年代的基本看法。胡风的文艺理论在大方向上无疑也是“为群众”的，也同样是围绕“主客问题”展开的，但他的具体阐发却与《讲话》存在重要的差异。胡风有属于自己的文艺理论，而且其理论的要义是前后一贯的。

　　胡风同样感受到了四十年代“战争”的意义以及“人民”在战争中的力量，“战争开始了。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所表现出来的是全民性的火一样的愿望和热情”38。但是，胡风并没有由此对“人民”产生完全积极的理解，他反复强调的是“人民的负担、觉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这个火热的、甚至是痛苦的历史内容”39，而所谓负担和痛苦，特别指向人民所遭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些创伤是“以封建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态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40。人民有潜力，有“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但是，就其和周遭的黑暗环境相较，“在这个旧中国的文化生活里面，有如寒夜里的焚火，浓雾里的远灯，它的光受到了湮濛，它的热受到了侵散，因而还不能够形成突出重围的大力”41。那么人民如何才能真正将其潜力释放出来呢？这就要依靠作家，而作家的创作“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42。所谓“血肉的现实人生”也就是承受精神奴役创伤的人民那带着血痕和泪痕的人生，与这样的人生“搏斗”，是现实性地呈现这一内容，但“也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43胡风并未否定作家也需要自我斗争，但是，这种自我斗争不是作家依据某一先进思想先行完成的，不是与写作过程分离的，而是“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44。从而，写作过程、对人民的精神奴役创伤的批判过程、作家自我斗争自我改造过程，在胡风这里是同一的。这一同一性的结构保证了作家写作的优先地位，也就是保证了胡风也说及的作家的主体性。所以《讲话》所欲颠倒的那个主客结构，在胡风这里毋宁说是更加强了的。胡风还进一步对作家的小资产阶级身份进行辩护，他以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剧烈变迁为依据，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样是从贫困的环境中苦斗出来的，他们也能够和人民结合，甚至说他们就是人民。不仅如此，胡风还继续讨论了知识分子和政党的关系，认为中国的革命历史实际上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输入”到“先进阶级”即政党那里从而引发和推动的，“人民的力量强大了，但知识分子却是思想主力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开初是唯一的桥梁，现在依然是重要的桥梁”。45总之，在胡风这里，知识分子不仅先于民众，而且先于政党，是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历史的源头性力量。

　　“主客问题”也同样构成冯雪峰在1940年代思考的重心。但要分析这一点，还需要首先说明冯雪峰与《讲话》和胡风之间的关系，以显示其独特的位置。在写于1966年的一份检查材料中，冯雪峰曾说及自己关于普及和提高等问题的论述是与《讲话》背道而驰的，46在1957年关于“丁陈冯”的批判乃至更早的1954年围绕《文艺报》的批判中，冯雪峰也都说到自己是反对工农兵文艺路线的。47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说出的，而且覆按新中国成立至1954年之间冯雪峰的论述，也可以读到不少引据《讲话》的文章。48但是，就四十年代的状况来说，辗转于上饶集中营、桂林、重庆、上海的冯雪峰的确与《讲话》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唯一提及《讲话》的一次却是“这里也可以不详说”49这种一带而过的态度。像冯雪峰这样长期在党的文化、文艺战线上担任领导职务且有广泛影响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是非同寻常的，需要在理论上进行辨析。另一方面，冯雪峰虽曾与胡风密切往来，他自己也说“同胡风有过宗派的结合，对文艺上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问题都同他抱一致的看法和态度”，并且“称赞过路翎的小说和《七月诗丛》的一些诗”。50胡风对于冯雪峰也同样有惺惺相惜之意，曾说冯雪峰是他“个人诗情的诱发者，在三十年代若干年四十年代若干年政治上的对敌斗争和文艺上的倾向斗争中给了我恳挚的关切和援助的知己和战友”51。但如果仔细分析其理论脉络，冯雪峰和胡风的文艺理论之间也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

　　对于人民，一方面，类似于《讲话》，冯雪峰也高度肯定人民在抗战中所迸发的力量，认为“人民的觉醒的程度和范围，及其趋于组织性的力量，比起抗战前来是进步了不知好多倍了，这是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八年抗战斗争的结果”，这种觉醒和力量，“在今天虽还没有能够立即使自己‘翻身’，但已经达到决定历史的诸因素中最大的因素了”52；另一方面，类似于胡风，他也明确指出人民的落后问题，认为“从数量上说，在现在，人民落后层的广大自然超过觉醒者”53，并且落后本身也构成压迫性的力量，因为所谓落后客观上即是被压迫势力的意识形态所贯穿的状况，是压迫势力继续统治的消极的基础。但是，冯雪峰不是要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也不是要将这两者相加采取所谓兼顾的态度，而是把静态化的“人民”转化为动态的矛盾斗争的过程。人民的力量和落后是无法分离开来单独论述的，而是作为矛盾的统一体表现在作为整体的矛盾斗争的过程之中，“革命的人民既不能不是和反革命阶级矛盾的对立物，它本身也就不能不是没有矛盾的统一物；人民的胜利就不能不在战胜敌人的过程中也同时经过自身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斗争的过程而取得的”54。这也就是他所说“人民不能是一个概念的名词”55所要表达的意思。冯雪峰把所有关于人民的判定都置于“矛盾斗争”的过程之中来把握。“人民”不是既定的、已经完成的、在那儿的，没有矛盾，没有斗争，没有挣扎，也就没有人民，更没有人民的胜利。就其把握的一贯性和彻底性而言，这实际上构成了冯雪峰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即将一切力量都纳入动态的矛盾斗争过程来认识，从而就没有抽象的主体，当然同时也就没有抽象的客体，因为主体和客体本就是相对而成的。从而“主客问题”就被扭转为如何把握动态的矛盾斗争过程的问题。阿尔都塞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曾从“关系”的角度来批评历史阐释中的“主体”论，认为“真正的主体不是天真的人类学的‘既定存在’的‘事实’”56。阿尔都塞虽然否定了“人”作为历史主体，但提出“生产关系”仍保留了一个静态的、决定与被决定的结构。相比之下，冯雪峰则是将所有一切都动态化了，都处于矛盾、斗争、转化的过程当中。因此，和“人民”一样，作家也不能自外于这个过程，作家的自我批评或者如胡风说的“自我扩张”也总是有其社会的根源，总是在现实斗争中完成的。不仅如此，作家的批判如果是有意义的，那总是因为作家已经在现实斗争内部，即总是已经在和人民一起作战的过程中，因此“这种批判就正是人民自己的斗争”57，即作家的批判与人民的斗争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以上三种论述可以说围绕“主客问题”构成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理论光谱。就穆旦所表述的“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这一原点而言，《讲话》的激进性是最明显的，冯雪峰次之，而胡风又次之。勾勒理论光谱不在于褒贬。从理论提出者的角度，他们各自都有充分的理据。胡风是基于国统区的现实来书写的，在那里，人民“被冤屈所啃嚼，被痛苦所燃烧，被失望所窒息，有的也就陷入了疯狂”58；冯雪峰是在1946年，也就是中国再度陷入战争的前夜来书写的，在那时，“和平地实现全国的民主的政治，那艰难性之大是更加明白了”59，并且，这还与冯雪峰长期孤身在各地辗转而与各种势力保持了距离有关；《讲话》则是作为全党整风运动的一个环节，是从政党角度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思想基础展开的论述，相比于对理论融贯的追求，毋宁说它更具有行动性。在当前的语境中，构想一个将这三者统合起来的张力结构，是更具挑战性的或许也是更有意义的课题。附带地说，这些各自以“文艺”的名义所展开的原理性认识，也显示了作为一个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或者说其超越“文学”的能量。

　　《讲话》与近代以来的“文野问题”

　　“主客问题”是《讲话》立足于“群众的时代”、立足于“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60而首要思考的原理性问题。但是以“文艺”为题的《讲话》不只是抽象地讨论这一问题，而是将其具体摆在思想感情、文艺、文化的脉络中展开。也就是说，它在以“为群众”的表述方式回应“主客问题”之后，还要更具体地讨论其在文艺、文化领域的表现，即“人民大众”能否在文艺、文化领域“当权”的问题，“人民大众”能否创造新的文学、文艺、文化乃至新文明的问题。本文将此概括为“文野问题”。在《讲话》中，其具体对应的是作为“结论”部分第二个主题的“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中，“文野问题”就已经是一个焦点。或者说，正是“文野问题”把晚清时期较为深隐的“主客问题”表象化了。概括而言，晚清时期的“文野问题”是以西方在对中国施加侵略的同时自居于文明地位，而中国则被指为野蛮存在，且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也认同这一区分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晚清时期的“文野问题”具体表现为“中西问题”。严复1895年翻译的《天演论》和1904年翻译的《社会通诠》为当时的“文野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前者宣传天演进化，“于保群进化之图，而只徒高睨大谈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61，将夷夏即中国内部的反满问题扭转为中西之间的竞存问题；后者则立足蛮夷-宗法-军国的历史进化逻辑，判定“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62，将中西之别把握为落后的宗法社会与进步的军国社会之别。严复认为，这种区别即是“优胜劣败之公例”的“本原”。63严复而外，更有梁启超袭取进化论及日本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的脉络，奋笔宣传“文野三界之别”，即“蛮野之人、半开之人、文明之人”，认为这人类的三级如《春秋》三世之义，是顺序而升，不可躐等的，这就是所谓“进化之公理”。64而对照这一公理，来看“今日之中国，则其思想发达、文物开化之度，不过与四百年前之欧洲相等”65。在当时，以“文野之分”来看待“中西之别”最为极致的，或可推创办于巴黎的《新世纪》作者群。所谓极致，是《新世纪》一方面极力鼓吹科学、进化、公理、文明云云，并以欧美为之代表，另一方面则极力贬低中国，乃至将中国文字概括为“缺失甚多之死文、野蛮无统之古音”66，要求废除并代之以“万国新语”。

　　在晚清时期，对这种主流的文野之分进行了最激烈抵抗的是章太炎。这种抵抗从文章类型上可分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通过在《民报》上发表《俱分进化论》《社会通诠商兑》《四惑论》《五无论》等，以“时论”的方式对严复、梁启超、《新世纪》作者群等作出了直接的驳斥；其二是通过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文章以及完成《国故论衡》《文始》《新方言》等著作，从学术上总结中国固有的“文”；其三是通过撰写《齐物论释》，以唯识华严解庄，从理论上颠覆了所谓文野之别。特别要指出的是，章太炎不只是从学术上破除了以“文野”解“中西”的逻辑，而且直指“文明论”背后的政治力学，即所谓“志存兼并者，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若云使彼野人，获与文化。斯则文野不齐之见，为桀、跖之嚆矢明矣”67。他之痛斥《新世纪》杂志，更多也是因为后者“恨轩辕、历山为黄人，令己一朝堕藩溷，不得蜕化为大秦皙白文明之徒”68这种政治而且是道德上的卑屈之态。立足“心声内曜”，对“所持为坚盾以自卫者，则有科学，有适用之事，有进化，有文明，其言尚矣，若不可以易”69这样的“恶声”加以驳斥的鲁迅，是章太炎反“文明论”思想脉络不多的继承者之一。

　　章氏师徒的努力冲击了但并没有完全改变晚清以“文野”解“中西”的模式。这一模式更大程度的动摇是在1910年代末期即和“五四”重叠的那个时期发生的，但不是因为“五四”，而是由1914至1918年“欧战”的爆发所促动的。“欧战”不仅对西方人来说预告了所谓“文明”的瓦解，如诗人艾略特1925年的《空心人》里所说的“世界就这样结束了，不是轰隆巨响，而是一声呜咽”70，而且也强烈冲击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曾致力于译介西方的严复在对“欧战”做了持续观察之后，认为“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71，且用八个字总括西方文明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72。梁启超虽然没有像严复一般激烈，但在1919年游历了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巴黎、柏林等之后，还是写下了以反思西方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欧游心影录》，在结尾提出了“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73。稍早一点，杜亚泉在《东方杂志》撰文指出：“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74所有这些言论，都显示出以西方为文明、以东方为野蛮的固有认识模式之不足。这一般被归于“东西方文化论战”的言论可以说部分扭转了晚清时期的“文野问题”。并且，这些通常被视为保守的言论就其对西方的反思部分而言，与同时期《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上对于“欧战”的反思势成呼应。陈独秀1916年就着眼欧战而宣称“自世界言之，此一九一六年以前以后之历史，将灼然大变也欤？”75这就共同破裂了“中西问题”的框架。

　　由欧战而来的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在此时更加之以对国内共和危机的反思、十月革命的影响等等，汇成新文化运动的巨浪。这是一个以“觉悟”为核心特征的浪潮。76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架构就不再是“中西”，而是“新旧”。这表现于此一时期报纸杂志上几乎俯拾皆是的“新青年”“新文化”“新文学”“新语言”“新思想”“新社会”“青春”等提法和论述当中。但是，“新旧问题”却依然没有摆脱“文野问题”的架构，或者说，“文野问题”经由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场合而将其具体内容改换为“新旧问题”。被陈独秀、钱玄同们视为“新”的地方，在“旧”的那一边来看，正是粗野不文的所在。林纾在致蔡元培的信里这样说：“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又说：“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77引车卖浆之徒、闽广人、京津之稗贩、村妇、野老等等，是“野”，古书、篆籀之文、汉唐之环燕、商周之俎豆，是“文”，林纾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性架构即是“文野之分”。这一点也见于一般认为思想更为开通的章士钊。他更从文教秩序之破坏的角度来理解新文化运动，认为对新文学、新文化的推动是将“所有良法美意，孕育于礼与文者，不论粗精表里，一切摧毁不顾。而惟以人之一时思想所得之，口耳所得传，淫情滥绪，弹词小说所得描写，袒裼裸裎，使目致于世，号曰至美。是相率而返于上古獉獉狉狉之境”78。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不只是“守旧”而已，在他们自己看来，其“守旧”乃是一种“守文”，是要维持既有的文野架构，而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也不只是求新，而是要以新的“野”来颠覆既有的文野架构。不仅如此，就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内部，也存在着对“文野结构”再生产的倾向。比如成仿吾诚然曾反驳了章士钊，但仍援引美国语法学家Lounsbury的话来打气：“一种能使一切读书人赞美而研究，一切著作人取以为模范的文学如未创出，真的国语是决不能成立的”，而这种文学的创出所依赖的“还有天才”。79对“模范的文学”乃至“天才”的推崇，体现了“文野之分”的吸纳能力。在新文化运动内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将由“觉悟”而来的“新”、由“觉悟”而来的断裂意识，重新连接到中国历史的固有脉络之中，把断裂意识再度转化为连续意识。这见之于周作人1932年在辅仁大学的演讲中将新文化连接于明代公安竟陵派文学，80见之于胡适1935年明确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的工夫”概括为“检讨中国的文化的遗产”81，也见之于蔡元培1935年将新文化运动类比于欧洲的文艺复兴，82而这一思路本身就构成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指导思想。

　　新文化、新文学的地位经由新文化运动提出和奠立，此后的1920年代就是新文化、新文学愈发壮大的过程，是原来被视为“野”的白话文学愈来愈成为新的“文”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也几乎同步酝酿着内部的分裂，其具体表现就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大众化潮流之间的对立，或者说是“大众化”的趋向由隐而显，不断以“野”的姿态挑战五四新文学传统之“文”的过程。这是在新文学、新文化内部再次衍生出来的文野架构。这个架构可以追溯至“五四”运动内部，但主要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经由“五卅”、北伐和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脉动而逐步成型的。按照冯雪峰的说法，到1928年提出革命文学口号的时候，所谓大众化还是模糊的，此后有“大众文艺”的提法，但也只限于“通俗文艺”的意义，“大众化”的最终定型是“到‘左联’成立以后，将革命文学的口号改成为更鲜明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参与这运动的作家也取了明白的阶级立场的时候，这才有正式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而‘大众化’也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基本的路线和创作方向而提出”83。这里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在把五四新文学判定为资产阶级文学的意义上提出的，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中李初梨、冯乃超、成仿吾等依据福本和夫而对“Petit bourgeois”“bourgeois”“印贴利更追亚”的批判性分析是这种判定的理论性预演。84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处于上下不同阶级而言，由“大众化”潮流所彰显出来的新的“文野问题”实质上可以概括为“上下问题”。

　　文学上的“大众化”潮流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它实质上乃是1930年前后整个历史变动的一环。从政治上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逐渐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包括湘赣区、鄂豫皖区等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各根据地开展的土地革命以及艰苦绝卓的长征；国民党方面也有改组派的出现、邓演达脱离国民党而建立“第三党”。从文化上说，经过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等之后，知识界更加聚焦社会科学，聚焦对中国现实尤其是农村的研究，史学上出现注重地方志研究、经济史研究的趋向，哲学上出现围绕唯物论的广泛传播和辩论。对所谓“智识阶级”的批判不仅出现在左翼内部，也出现在国民党方面，比如陶希圣此时除了创办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食货》杂志外，还不断撰文批判“士大夫阶级”85，要求在国民党内造成革命的知识分子并与农工和小市民阶级相结合。

　　由上可知，“文野问题”构成我们理解近代以来思想和文化变迁的一个基础性抓手。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出来的“中西问题”“新旧问题”“上下问题”也连缀起来呈现为愈趋于激进的态势。“中西问题”是以中国之“野”对抗西方之“文”；“新旧问题”是在“中国”内部裂变的以新文化之“野”对抗古典文化之“文”；“上下问题”是在“新文化”内部裂变的以民众之“野”对抗智识阶级之“文”。在这环环相扣的关联中，每一次对抗都是将处于抵抗者位置的“野”转化和提升为新的“文”，并同时打破既有的文野架构。具体说，就是首先将作为“野”的“中国”转化为“文”，继而将作为“野”的“新文化”转化为“文”，继而将作为“野”的“民众”转化为“文”。这是一个“文”愈趋于广大和深入的历史脉络。而《讲话》则正是这一脉络的承接与再推进。《讲话》在“引言”中就批评了以往“大众化”存在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86也就是说，《讲话》是要完成以往的“大众化”已经提出但还没有完成的“上下问题”这一新的“文野问题”，即把在“下”的“民众”真正提升为新的“文”。在《讲话》中，这也就是“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其具体表现是如何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

　　这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把握。其一，是普及和提高存在区别的状况。这也是比较直观的状况，即“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而“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讲话》没有无视这种区别，也可以说，正是首先着眼于普及和提高的区别，才会有《讲话》的产生，才会有对“文艺”的讨论。提高和普及的区别，就如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文艺和现实的区别，而文艺“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有普遍性”87。循此脉络，《讲话》也肯定了借鉴和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的问题，“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88。换言之，《讲话》对既有的文野架构是有充分认识的。在这一前提下对“文野问题”的推进是对于“普及”的强调。“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89，而现在要认识到“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90。

　　其二，是普及和提高统一于“学习工农兵”的状况。《讲话》反复强调无论普及还是提高，无论是直接为群众的提高还是为干部的提高，无论是“专门家”的工作还是“普及工作者”的工作，都要围绕着工农兵展开。具体说，就是普及方面“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来普及，提高方面“只能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91两方面合起来，就是要首先“学习工农兵”，“先做群众的学生”。对“学习工农兵”的反复强调，实际上已经淡化了普及和提高各自的工作内容，当然也就淡化了这二者的区别。在这里，重心转到了起点，即无论普及还是提高，都要首先在起点处熟悉和学习工农兵。重点不是作家对着群众做什么，而是作家对自己做什么，有没有在自己内部有一个首先熟悉和学习工农兵的环节。这也就是《讲话》一开始提出的在思想感情上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

　　其三，是普及和提高统一于“社会生活”的状况。仅仅强调向工农兵学习在理论上还是不彻底的，因为《讲话》也几次提及群众缺点的问题。要使得向工农兵学习真正确立，需要有更深的支撑。而“人民生活”就提供了这样的支撑。《讲话》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92这里不惮繁琐地征引，是因为这段话不仅原理性地回答了何以要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从而回答了普及和提高之关系的问题，也回答了何以“上下问题”，以及以之为内核的“文野问题”之能够解决的问题。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唯一的源泉，就意味着作家与工农兵、优秀的文化遗产与民族形式、书面语与群众的语言、高级文艺与初级文艺、专门家与普及工作者，一句话，一切的上下文野之分都没有本质性的差别。所有一切都要并且能够追溯到“社会生活”这个源头。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活”这个范畴里面，在革命的时代条件下，其主要内容就是“人民生活”，从而所谓“野”就不仅取得了和“文”并驾的地位，而且还是作为“文”的基础而存在的。

　　以现实生活为文艺的源泉这种提法无疑是极为平常的，平常到要么很难被视为一个学术命题，要么如果理论地来看，其中有浓厚的决定论。只有历史性地考察，才能理解这一提法的意义。因为对中国革命来说，“现实”的被发现和被重视并非从来就有的，而是在“五四”运动后期，具体说是1920年以后才被自觉意识到的。所谓“现实”是在“非观念”的意义上存在的，它的被重视意味着各种观念、思想之政治意义的耗尽。可以说，大致以1920年为界，中国革命存在一个“由观念导引革命”到“由现实导引革命”的位移。由此，眼光向下注重中国的社会现实、注重调查研究就成为中国革命展开的基本路径。这一点到抗战达到了一个高点。因为在抗战中，所谓“现实”即意味着一个民族整体上的生死存亡。现实在抗战中被极致化了。而工农兵群众这一素来被贱视的群体，在这种现实的逼视中，却迸发出了空前的力量，他们不仅担负了抵抗的使命，而且在抵抗中显示了“做人的真诚，素朴，坚忍，谦冲，勇敢，一切健康而协和的性质”93。这构成了《讲话》现实源泉说的历史基础。

　　但是，《讲话》的现实源泉说究竟能否彻底推翻既有的文野架构、将民众的“野”提升为新的“文”呢？同在1942年，施蛰存在《文化先锋》上撰文，批评现代学科体制下的“纯文学”观念，他把这种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为文学的现代观念称之为“文学之贫困”。但是，这种批评并不是要由此通向文学的大众化，通向同时代抗战的现实，而是相反，通向“优越的文学修养”。这意味着一种古典的、作为古代智识阶级之必要修养的“文”，是孔门四教文为第一的那个“文”，是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的那个“文”。有了这种优越的文学修养，对于个人，则上可以恢宏学术，下可为参军纪室；对于社会，则能够裨益政教、表率人伦。那么，那些呼应抗战现实的文学或者无产阶级文学呢？在施蛰存看来，那是“贫困之贫困的现象”，无产阶级文学不过是“无产阶级发泄牢骚之工具”，而“把田间先生式的诗歌和文明戏式的话剧算作是抗战文学的收获，纵然数量不少，也还是贫困得可怜”。94几乎同时，沈从文也在《文化先锋》上撰文，批评文学与在朝在野的政治派别发生关系的现象，要求文学“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而“学术的庄严是求真，和自由批评与探讨精神的广泛应用”就“恰恰是伟大文学作品产生必要的条件”，能够承担这一任务的是“中层阶级分子”。95不仅如此，就是在产生了《讲话》的延安，在鲁艺，固守上下等级的文野架构也是广泛存在的。鲁艺的“全部课程里面，研究现状，研究普及运动，研究民间艺术的课程，这几乎不占什么地位”，鲁艺的许多学员则“完全沉潜于西洋古典作品的世界，由这培养了一种所谓‘高级的’欣赏趣味。他们看不起中国当代的作品，民间的文艺更不消说，对于延安刊物发表的作品，甚至采取了一律不看的态度”。96从这些地方可以得知，《讲话》诚然从理论上提出了解决的可能性，并且以政党文件的方式公布了这种可能性，但就当时文艺发展的整体状况而言，《讲话》毋宁说是出于抵抗者的位置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讲话》的位置诚然是变化了，但原来的“文野问题”又在形式上都宣称遵从《讲话》的脉络内部衍生出来，于是有五四新文学传统与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对立、苏联文学经验与中国文学经验的对立、职业化写作与业余化写作的对立、“集体写作”与“一本书主义”的对立，等等。不消说，这种情况在今天是愈发严重了。所有这些，提示了《讲话》所面临的问题状况，提示了《讲话》哪怕是在被权威化的情况下依然具有的现实针对性，以及在这种针对性当中所可能被激活的思想能量。

　　余论

　　以上，笔者以《讲话》的版本考订为引子分析了其内部的问题脉络，又以“主客问题”为牵引在1940年代抗战的文艺构图中分析了《讲话》的位置与特点，再以“文野问题”为牵引在晚清以来的思想和文化脉动中分析了《讲话》对以往历史的承接、推进及其面临的困难。综合来讲，笔者尽力从内、外、纵、横多个维度为《讲话》编织了它所置身的问题脉络，同时也就将《讲话》本身问题化了。从这种问题脉络当中，即在《讲话》自身具有的以及外部牵动的诸多问答架构中，笔者尝试尽力发掘《讲话》所具有的对话性与思想性。在历史中阅读作为思想文本的《讲话》即是如此这般呈现出来的。

　　但这远远没有穷尽《讲话》的意义。或者说，这还只是一个勉为其难的起点而已。因为，《讲话》的根本指向在于“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藉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它并不讳言“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97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思想文本只是《讲话》的基础性特征，将这一特征扬弃成为行动的指南，才是《讲话》的最终目的。作为研究者，我们可以将《讲话》把握为思想文本，并由此将之学术地置于当代知识与思想状况中。这是必要的，因为从思想文本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讲话》，本身就是在接续自晚清以来的“再造文野”的工作。作为行动指南的《讲话》具有将作为观念载体的自身加以爆破的潜能。它是写在形势中、写在实践中的。对《讲话》意义更完整的考察因此就需要突入《讲话》所开启的“形势”与“实践”。在这当中，最切近的一环即是“解放区文学”。通常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诸多组成部分之一的“解放区文学”，实际具有和其他时段的文学不一样的特质，即与作为行动指南的《讲话》相配合的作为“行动的文学”的特质。98作为“余论”，笔者想引用一段话以窥其一斑：“他们看着、说着、唱着，有的小孩三五遍就学会了，满街哼起来，青年小伙子，白天忙着在山里生产，晚上回来，一簇一簇的拿灯照着看，悲苦、兴奋、愤怒，占住他们每个人的心，增长了他们的力量，逐渐的变成了行动。”99“三五遍就学会了”“满街哼起来”“晚上回来拿灯照着看”，这些朴素的表达所显示的是作为数板、歌谣、小调和墙头诗的文学如何自然地与人民的生活合为一体。文学在这里不是观念性的，而是行动性地、随机地嵌入到人民的生活之中。而在晋察冀地区阜平高街村剧团演出的《穷人乐》当中，通过“真人演真事”“自己演自己”，100则可以说文学更成了生活本身。

　　《讲话》在纵横交织的问题架构中尽力地思考了“主客问题”和“文野问题”，但也留下了一些难题。或许可以说，只有引入“行动的文学”的视角，才有可能把作为思想文本的《讲话》所遗留的难题予以真正的解决。“思想”的难题需要以“行动”的方式来解决—如何对这一看似矛盾的构造“思想地”予以把握，是下一步的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史阐释研究”（编号：20HKSB044）的阶段性成果]

　　1 在整风运动中，题为“整风文献”的书籍版本较多。据笔者的调查，1942年由“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发行的《整风文献》尚没有收入《讲话》，这是因为《讲话》此时还没有正式发表。但1943年出版的“订正本”，无论是“中共晋绥分局”版，还是“解放社”版，都收录了《讲话》。

　　2 《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2日。该通知于1943年10月20日发出。

　　3 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红旗》1966年第9期。“四篇光辉著作”的提法并不始于此，《红旗》1966年第6期（1966年4月29日出版）转载《解放军报》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就有此提法，但其表述和语调都不似第9期这样斩截与高亢。

　　4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6—797页。

　　5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序言和跋》，同上书，第789页。

　　6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2页。

　　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7页。

　　8 竹内実監修，毛沢東文献資料研究会編：『毛沢東集第8巻』，東京：北望社，1971年。

　　9 同上，第134頁。

　　10 同上，第120—121頁。

　　11 同上，第146頁。

　　12 『毛沢東集第8巻』，第121頁。

　　1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8页。

　　14 『毛沢東集第8巻』，第129頁。

　　1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4页。

　　16 『毛沢東集第8巻』，第130頁。

　　1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4页。

　　18 通过比对勘查，类似的材料还有不少，为节省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分析。较有代表性的，如第130页曾保留的“提高”“不是硬搬”的说明，虽是对“提高”的一个提醒，但也可以说还是有对“提高”的特别关注，通行本中将此删掉了；如第131页在论及“群众文艺”时多处用到“比较低级”或“最低级”等定语，后来都删掉了；如第141页在论及人民的“缺点”时，曾说人民的缺点和统治阶级的关系等等，后来也删掉了。所有这些，不同程度体现了对于“人民”的维护。以上页码，均据竹内实监修的《毛泽东集》第八卷。

　　19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1页。

　　20 同上，第859页。

　　21 同上，第861页。

　　22 同上，第851页。

　　23 同上，第834页。

　　24 丸山升也曾触及这一点，他说：“《文艺讲话》在谈到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时，说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但是，伴随着‘给普及以指导’是怎么一回事，出现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问题，然而《文艺讲话》没有涉及。”丸山升：《中国的文学批评与文艺政策》，《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25 王芸生：《抗战大时代》，《抗战半月刊》1937年第1卷第1期。

　　26 郭沫若：《抗战与觉悟》，《抗战半月刊》1937年第1卷第2期。

　　27 张君劢：《民族生存战争中之三字诀》，《抗战半月刊》1937年第1卷第6期。

　　28 穆旦：《赞美》，原载《文聚》第1卷第1期，1942年2月16日。引自《穆旦诗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2页。

　　30 同上，第859页。

　　31 同上，第861页。

　　32 同上，第865页。

　　33 同上，第863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1页。

　　35 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312页。版本下同。

　　36 同上，第123页。

　　37 胡风：《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全集》第三卷，第189页。

　　38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全集》第三卷，第478页。

　　39 同上，第501页。

　　40 同上，第554页。

　　41 胡风：《逆流的日子·序》，同上书，第172页。

　　42 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同上书，第186页。

　　43 同上，第187页。

　　44 同上，第188页。

　　45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同上书，第526页。

　　46 冯雪峰：《我的反动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重新认识》，《冯雪峰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47 冯雪峰：《1957年9月4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第二十五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检讨》，《冯雪峰全集》第九卷，第351页；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冯雪峰全集》第九卷，第340页。

　　48 如1952年的《必须坚持工农兵方向》《重提做群众的学生和先生的问题》等文章，见《冯雪峰全集》第五卷。

　　49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冯雪峰全集》第四卷，第21页。《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初版于1946年。

　　50 冯雪峰：《1957年9月4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第二十五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检讨》。

　　51 胡风：《致冯雪峰同志追悼会唁电》，《胡风全集》第七卷，第128页。

　　52 冯雪峰：《现在的基础，任务及运动的原则》，《冯雪峰全集》第四卷，第46页。

　　53 同上，第47页。

　　54 冯雪峰：《革命宿命论和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材料主义，经验主义，附谈感性生活，热情，及自然力的追求》，《冯雪峰全集》第四卷，第37页。

　　55 同上。

　　56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57 冯雪峰：《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冯雪峰全集》第四卷，第55页。

　　58 胡风：《在疯狂的时代里面》，《胡风全集》第三卷，第324页。

　　59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序》，《冯雪峰全集》第四卷，第3页。

　　60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7页。

　　61 严复：《天演论》，《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31页。版本下同。

　　62 严复：《〈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四册，第923页。

　　63 同上，第929页。

　　64 梁启超：《文野三界之别》，《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

　　65 梁启超：《文明与英雄之比例》，同上书，第202页。

　　66 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新世纪》第57期，1908年7月25日。

　　67 章太炎：《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68 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

　　69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70 原文为：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ends.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国内通行有裘小龙、赵萝蕤等译本，此处引文系笔者根据英文改译。可参见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艾略特诗选》，裘小龙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页。

　　71 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三》，《严复集》第三册，第690页。

　　72 同上，第692页。

　　73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选集》，第731页。

　　74 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四期，1917年4月。

　　75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册，1916年1月。

　　76 关于新文化运动中的“觉悟”问题，参见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77 林琴南：《致蔡鹤卿书》，原载《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转引自《新潮》第一卷第四号，1919年4月1日。

　　78 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四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9年版，第322页。

　　79 成仿吾：《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2003年版，第249页。

　　80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81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胡适全集》第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82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序》，《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2003年版，第3页。

　　83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冯雪峰选集》第四卷，第16页。

　　84 这些概念常出现于李初梨等人的文章中。对这些概念的外文及音译的使用本身提示了其理论脉络。

　　85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页。该书初版于1929年。

　　8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2页。

　　87 同上，第863页。

　　88 同上，第862页。

　　89 同上，第861页。

　　90 同上，第863页。

　　91 同上，第861页。

　　9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2页。

　　93 郭沫若：《向人民大众学习》，《文哨》第一卷第一期，1945年5月。

　　94 施蛰存：《文学之贫困》，《文艺先锋》第一卷第三期，1942年11月10日。

　　95 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建》，《文艺先锋》第一卷第二期，1942年10月25日。

　　96 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周扬文集》第一卷，第416页。

　　9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6页。

　　98 周展安：《行动的文学：以鲁迅杂文为坐标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

　　99 剑秋：《数板、歌谣、小调和墙头诗》，原载《胶东大众》第51期，1947年。转引自胡采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第一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10页。

　　100朱穆之：《“群众翻身，自唱自乐”—在晋察冀豫边区文化工作者座谈会上关于农村剧团的发言》，原载《北方杂志》创刊号，1946年6月。同上书，第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