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全球化逻辑及其当代境遇

　　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或学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批判更具有一种整体性的视野。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这一整体性表现为人类的整体性历史进程，资本主义是人类解放历史进程中私有制发展阶段的最后环节；从空间性来看，这一整体性表现为人类的发展超越于地方性的分割与局限，走向资本主义开创的一体性的世界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著作中，始终将资本主义置于“世界性”的语境中予以剖析，其中《共产党宣言》是这一世界性视野最典型也是最集中的体现。这一世界性的论述话语，正是我们今天全球化话语的重要源头。同今天相比，《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845年，全球化只不过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但是，马克思在其中关于“世界性”的论述，已经包含了一个关于全球化的完整的理论与逻辑。学者们广泛注意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球化的“世界性”话语，这一话语的内在理论逻辑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澄清。这一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全球化的理论基点。当然，当代社会尤其是冷战之后，全球化进程加速度地发展和深化，出现了超越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新景象。审视和透析《共产党宣言》中的全球化(世界性)思想及其与当代全球化发展的关系，仍然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全球化理论的基础。

　　一、世界性(全球化)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共生

　　人类具有共同的起源，并在史前时期已经开始走向世界。但在人类发展的绝大多数时期，人们是在地域性的分割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崛起之前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或全球化。这不是说，生活在不同地域中的人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而是说这种交流没有达到“世界性”或“全球化”的水平。首先，这样的交流是局部的偶然的，仅仅表现为各部族偶然相遇的交往或相邻地域间的交流，顶多表现为个别商路中(丝绸之路)的长距离商品交换。其次，这种交流的功能是辅助性的，没有形成真正的共同生活机制。这种交流只是地域间基于有限的生产剩余展开的自身稀缺性产品的交换，没有形成广泛的分工协作体系。之所以如此，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的经济、社会机制，真正将世界连接成一体。资本主义的诞生，则提供了这样的整合机制。同时，世界性和全球化又助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化、资本主义正是在互动中共生发展的，这是现代性的真正奥秘。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批判，正是建基于这一世界性的现代性发展的背景之上的。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正体现了这一走向世界历史的趋势。在《共产党宣言》中，则进一步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现代阶级关系取代传统等级关系开始其论述。他们在谈到资产阶级的诞生时，是将其与地理大发现这一全球化的早期景象联系在一起的：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资产阶级的兴起、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全球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全球化的初步愿景为资本主义开辟了新天地。全球化的最初形态——跨越地域的贸易和殖民活动，促进了资本主义脱胎换骨般的发展。但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之间关系复杂，不能单方面强调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地理发现是建立在航海技术基础上的，其本身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最早的大航海只不过是财富冲动下的航海冒险，新大陆的发现也不过是拓展了人们地理空间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区隔的不同地域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虽然有了偶然性的交往，并没有构成共同生活性的世界性与全球化。技术的进步、交通条件的改善只是为全球化提高了可能性的物质条件。真正使得世界性交往成为现实的只能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的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大工业的崛起，需要在最广泛的地域寻求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在这一进程中，包括新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地都被纳入了具有统一性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可以说是全球化的第一个现实形态，也是其最初步、最基本的形态。也正因此，世界市场使得不同区域的人们彼此之间有了有机的联系，并被卷入统一的社会发展进程，开始了“世界性”的历史发展。大工业才是全球化真正的推动力量。同时，世界市场也反过来促进了大工业爆炸性的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终确立，并使资产阶级在政治关系中也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其基本形态的现代社会与全球化之间是一种互为必要条件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全球化建基于以工业资本主义形态的现代社会。大工业奠定了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它通过航海技术和后来的其他交通运输技术，使得以往相互区隔的地域间的交往成为可能；世界市场及其越来越深化的经济联系，形成了全球性共同生活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从其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到其至今各阶段的发展，都有着全球化的本质性助推。观察全球化及其发展，既要注意促进交往发展的物质技术条件的进步与发展，更要注意在这一条件变革基础上交往方式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发展。全球化标志着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的现代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

　　二、全球化的市场利益场域与资本-劳动逻辑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社会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经济利益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以这种世界观、方法论观察人们的活动，就会看到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和阶级斗争无非在一定的积极利益格局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为其根本经济利益而展开的争夺和活动。《共产党宣言》自始至终贯穿着这样的阶级分析。《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世界性、全球化的分析也都是围绕着经济关系及相应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来分析的。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市场”性的利益场域的开拓在走向世界性联系中的驱动性。他们强调，“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表述得很明白，资产阶级为扩大产品销路，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局部性、地域性的生产、消费变成世界性的。可以说，资产阶级在其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开拓和建立了全球化的基本形态——世界市场这一利益的场域。

　　其次，资产阶级也正是在其世界性、全球性扩张中确定了自身在现代社会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是在排挤了中世纪的阶级关系之后建立起来的。“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资产阶级的活动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建立，而世界市场的确立是世界性、全球化的基础形态和现代起点。市场要素构成了世界性、全球化的基本机制和主导逻辑。资产阶级也就不仅取得了在国家政权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在整个具有世界性的现代社会中取得了主导地位。

　　资产阶级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及其基本形态的确立者，同时，资产阶级的崛起也是全球化的结果。这一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全球化与现代性社会的共生关系。资产阶级就是这一共生关系的集中表现和统治性力量。当然，在这种共生中还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共生。

　　《共产党宣言》始终是围绕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及其阶级关系展开论述的，而这种分析论述始终是基于世界性视野的分析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可以说在这种世界性、全球化趋势中处于主动和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则相对处于被动地位。但是，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似乎更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性特点：

　　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世界范围扩张，使得经济利益关系与基本经济形式朝着世界一体化、同质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无论在哪里，无产阶级都是在资本压迫下进入现代劳动体现。在看似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特点的法律、道德、宗教等领域，其共同性的本质特征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体现。无产阶级的境遇和历史地位也都是世界性的。

　　在一定意义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两级分化趋势及其背后的资本-劳动-市场力量构成了全球化的一般性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则是现代生产方式中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两个生产方式的要素“资本-劳动”的体现。“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之所以说雇佣劳动是资本的生存条件，是因为，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和资本的增殖。与此同时，财富的积累，资本增殖的后果则是雇佣劳动的不断扩大：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这样的事情不是某一地、某一时偶然发生的，而是当资本在现代社会确立其统治地位的过程中普遍发生的。一开始，它发生在少数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然后，随着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它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地上演，最终成为全球性的趋势。因而，与前资本主义时期，世界各地相互区隔的地域中各自不同的等级、阶级等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性不同，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经济利益关系则日益在资本和劳动分化的基础上，日渐走向简单化与一体化。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性”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的基本构成逻辑。自此之后，世界性、全球化的每一步进展，我们都能看到各个地域的各种关系被卷入资本—劳动-市场之中带来的繁荣，也紧接着就会看到二者内在固有的根本利益矛盾带来的冲突。

　　三、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与世界性相对的是表现为地域性、民族性等方面的具体性与差异性。在今天全球化语境中，则是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直接论述了以国家为基础的民族界限的瓦解。他们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详尽分析了民族、国家在世界性浪潮中的命运。首先，他们分析了世界市场与现代大工业之间的关系，描绘了现代工业体系取代地方性传统“民族工业”而建立的世界性的相互依赖关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在这里，摧毁古老民族工业的是现代工业。它是构成资本主义世界性浪潮和全球化的生产力根据。没有现代工业，就不会有世界市场。没有世界市场，处于相互区隔状态的生产体系就会保持其原有的状态，而不会建立起一体化的联系，世界性、全球化也就无从谈起。现代工业在欧美国家的建立，以及随后在世界各地的不断复制，是我们进入世界历史的支点和生产力形态。同时，在世界市场中，各个民族、国家也开始进入一体化进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带着阶级对立的扭曲和异化，各个民族、国家之间毕竟开始建立起真正的相互依赖关系——共同生存、共同生活关系。

　　其次，世界性的浪潮不仅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而且发生在精神、文化领域。“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也不能把“世界性文学”仅仅理解为原来民族性的文学(还有科学、艺术等)作品或精神产品拿出来交流和共享。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谈的是精神生产。实际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人类生存实践的基本性分类，如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领域来说，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走向了这种从根本意义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即走向世界性、全球性的共同生存生活。这是全球化的真正内涵。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人们通常强调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的文学”上才是合理的。我们不能把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艺术形态天然地看作是世界性，只有我们用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形式去参与世界性交往中共同生活中的表达时，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将一切民族都被卷入的一体化进程的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虽然《共产党宣言》是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用“文明”来说明资产阶级创造的这个具有世界性的新世界；这表明他们也是将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这是因为，这一进程是建立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新的生产方式的扩张。

　　马克思、恩格斯描述和分析了传统的民族、国家被卷入世界市场这一全球化发展的早期样本。打破民族、国家间区隔、闭关状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民族、国家自给自足的传统民族产业体系被现代工业体系所取代。推动世界性相互依赖发展的基本机制则是在世界市场中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发展的表现则是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方面都表现为世界性生产的一体化发展，表现为民族、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共同的生存、生活。当然，这个民族、国家间的共同生存生活并不能抹煞其间日益深化和发展着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关系。

　　四、《共产党宣言》世界性思想的现代境遇

　　《共产党宣言》涉及了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基础领域的问题。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代，全球化不过处在一个起步的、初级的阶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洞察了建立在世界市场基础上的全球走向一体的“世界性”的基本逻辑和基本机制。这一机制和逻辑的起点是建立世界性联系的技术和生产。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这主要表现为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机器大生产的出现。这一机制和逻辑的基础或初步形态是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世界市场的出现。这一机制和逻辑的后果是先前相互区隔的人类历史走向了世界历史，民族国家的界限无论是在物质生产方面还是在精神生产方面都不断地被打破和超越。驱动这一全球化的世界性进程的则是资本追逐利益逻辑的扩张。国外学者对当今全球化研究也得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相近的结论，José Manuel Elija Guamba的研究指出：“到这个世纪末，我们看到的正在发生的全球化尽管带来潜在的社会整合和社会解放，但它仍然是资本的全球化，而不是人的全球化。前进中的全球化是被资本驱动的，资本打破民族藩篱，瓦解民族国家，破坏区域国家经济。”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世界性理论中涉及的技术、经济一体化，利益关系与民族国家等问题依然是今天我们探讨全球化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更进一步一体化和深化的全球化问题中依然富有启示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前述描述和分析中，不断强调航海技术与大工业对世界市场的重要作用。前者是建立世界性联系的物质、技术条件，后者则是世界市场的生产力基础。《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连接世界的航海技术大幅度提升，而且，铁路技术也发展到了新阶段，走向了跨国家、跨洲际的连接；航空技术突飞猛进，大大缩短了全球性连接的时间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从无线电到电话互联网使我们进入一个信息瞬息互联互通的时代。这种运输、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迄今为止，一直是全球化不断走向深化发展的基本的推动力。但是，运输、通信技术仅仅构成了全球化深化发展的一个世界性交流和交往的必要条件，而以相互依赖为基础的共同生活意义上的全球化则需要建立在更广泛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经济体系的发展。《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代，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机器大工业为核心的经济体系时代。现在看来，它处在世界性、全球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全球化只是一个雏形。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市场”基本概括了其主要内涵，即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卷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原材料和产品销售的世界性市场之中。与之相适应，在政治上，全球化表现为殖民主义体系逐步建立。以电力技术为核心带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不仅进一步拓展了世界市场，而且向着一个基于殖民主义体系全球性经济分工体系建立方向发展。在政治上，则是帝国主义殖民争夺和全球性秩序整合开始。两次世界大战则标志着帝国主义全球性争夺的矛盾冲突的加深和全球性秩序整合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进入全面深化发展的阶段。推动这种深化发展的，正是二战后在能源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等方面不断发生的技术革命。这一持续至今的技术革命推动着经济发展走向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时代”,跨国公司和跨国性经营成为经济领域的常态。相应地，全球化发展走向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深度融合阶段。欧盟、东盟等区域性国家组织与联合国及其各种组织，标志着全球性治理的出现和传统民族国家地位在全球化中的弱化。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劳动-市场这一世界性根本逻辑的分析，不仅是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且是一种关于利益格局的分析——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对立表现为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剥削(掠夺)与被剥削(掠夺)关系，以及宗主国内部受世界性影响的阶级关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带来的阶级利益的变化，以及上述二者之间相互纠葛的多重利益矛盾。在冷战中，各种利益关系则在上述关系中又嵌入东西方阵营间的利益争夺。

　　自二战之后的当代社会，作为产业工人的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式微。而且，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冷战之后国际工运处于低潮。职业大众虽然本质上仍然没有改变其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取生存生活资料),但并没有列宁、葛兰西自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也很难看到他们作为阶级在行动。虽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性的阶级分析中包含的利益分析，今天依然有效。全球化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伦理外表之下，仍然有其阶级分野的根据。这种分野突出地表现为全球化中的利益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国家间全球化利益收益的不均衡。

　　最近一波全球化浪潮，突出的表现为技术创新在世界范围的快速扩展。其背后是强大的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支持。技术与资本的紧密结合并迅速扩张，成为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在这方面，传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美国著名左派学者华勒斯坦也将他所谓的历史资本主义描述为一个世界性扩张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一个从核心到边缘的等级体系。处在中心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资本优势，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始终处于领先优势，确保它们处在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从而谋求巨大的经济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这一波全球化中经济有所发展，但基本上局限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在全球化中的收益有限。

　　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成败与矛盾。

　　虽然资本主义自其诞生就有着世界性的扩张与体系，但是，迄今为止，欧美国家之外的其他地区，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亚非拉国家屈指可数。许多国家在建立了一定的现代产业之后，往往在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走向崩溃。在全球性经济体系中多数国家处在原材料、特色农产品供应地和低端消费品市场的地位，一部分国家也开始在外来投资影响下，步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追赶中，在水平、节奏方面也极其不平衡，在全球化中的收益差别巨大。根据国外学者最近对占世界人口超过90%的45个国家的整个20世纪数据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促进人均产出大幅度增长，但收入在国家间的分配比世纪初更加不平等。

　　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

　　欧美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进一步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链高端发展。但是，不仅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存在着不均衡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每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向价值链高端移动过程中的不平衡。一部分人凭借所受优质教育成为技术创新的新富人群和高端收入人群；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由于发达国家低端产业的外移而成为失业者或低收入人群。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表明，美国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迅速转向以技术驱动的高端产业，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转移至国外。直至今天，在美国出现了所谓的“锈带”,即衰落的老旧工业区域。与之相关，没有在这波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提升自身的传统蓝领阶层收入和社会地位不断下降。

　　全球化中的利益不均衡表现为与全球化相冲突的两种趋向。一种是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它在极端状况下表现为对外来资本、商品和政治干预和文化渗入的仇视、拒绝和抵制，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表现为各种形态的恐怖主义。更多的情况是，一个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欢迎外来资本的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经济收入水平有所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社会情绪则表现为对融入世界经济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融入全球化的热情，另一方面则是对民族国家利益和民族自尊的高度敏感。全球化利益不均衡另外一种表现是在发达国家较为突出的民粹主义倾向。它表现为全球化中收入和经济地位相对受损的中低收入阶层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对传统精英阶层及其政策的反抗，乃至对全球化的拒绝。与以往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处于隐身状态不同，借助于信息时代的造势，民粹主义获得了政治上的代言，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茶党运动可以说是这种民粹主义的突出表现。特朗普现象则是这种获得代言的民粹主义的典型。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表面来看都具有反全球化的性质。但是，二者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被卷入世界市场，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它们的传统的地域性、民族性经济被全球性的现代经济体系所替代，即马克思所说的“民族工业”被机器大工业所取代。所不同的是，当代全球化经济体系表现为更为复杂的产业分工，以及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技术产业、新型服务业等高端产业的产业链条。而全球化中的不均衡则是由于各个民族、国家在全球性分工和产业链的位置决定的。在更深的层次上，这种不均衡，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全球化把更广泛的人群卷入市场逻辑之中，其后果就是劳工队伍的不断扩大。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劳动力对于资本的剩余价值追求总是相对过剩，失业和贫困人口总是存在。只不过，过去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国范围之内，而现在，它往往表现为全球性的症状。这一症状意味着，在技术和利益的推动下，全球化成为现代生产方式固有成分；而这一生产方式内在的资本—劳动间的利益矛盾不仅没有解决，甚至也没有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适当的全球化的社会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