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包产到户发展的自然逻辑

2023-05-16
作者: 冬雷 来源: 乌有之乡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批评毛主席的舆论相对“饱和”之后(实际上,当时对毛主席的批评和否定,在全国人民中间,并无多少市场。作为一种反批评,——本人在很多文章中说过,民间的“毛泽东热”也就此开始出现)。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会上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作了总结和评价。人所共知,决议对建国后毛主席,除了土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反右,基本都是持否定的态度的。这样,包产到户的各种障碍似乎全扫除了。争论几十年的“包产到户”,始终被毛主席批、压的这口气,有了吐扬之日。一贯不讲社会主义政治、不讲阶级斗争的前主持过工作的一线领导人频频发话:什么这路线、那道路的!“不管白猫黒猫论,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哪有那么多的社、资之分!十多年后,这个前主持过工作的一线领导人“开导”大家说:动不动就论社说资,你说前边那栋楼房是姓社还是姓资?!(楼房确是无姓社、姓资之别!但又有谁对那些“死物”论说社资呢!胡谬蛮缠,由此可见一斑。编著者注)

  当年,“包产到户”的一般过程(情况)

  本来,文革前,全国少数地方就曾有陆续不断的包工、包产和单干的要求。在毛主席的路线被媒体主流派批评、否定之后,包产到户,就略显得顺风顺水了。这时,在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等人的刻意引导下,很快描树起“按红手印”、不怕坐牢搞大包干的典型——安徽小岗村,并说“包产第一年,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就获得史上没有的大丰收”。后来,有人揭露说,所谓小岗村“按红手印”(也有称“按血手印”)的事,本质是两点:一是,我们一些思想落后——也有少数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共产党人,当落后群众尾巴,宣扬提倡落后;二是,所谓“大包干后,全面调动群众积极性,粮食大增产”的报道,是有极多水份的(有人揭露说,所谓大增产,不过是把那时小岗村大并村——土地大量增加后的——总产量,同并村前的原小岗村总产量相比)。并且,出名之后的小岗村,仍一直靠政府扶助、扶持和“贴金”,始终没能营造出“富足”形象、也没能“维护好”自身的“光辉”标牌。直到今天,小岗村比起那些一直坚持走集体道路的河南南街和刘庄、黑龙江的兴十四村、河北的周庄、江苏的华西、永联、西塘……等,——全国大约有这样的村三千多个(也有文章说有八千多个),无论在富裕程度,文明建设,还是社会风气上,都要差很多很多。

  1、群众对“包产到户”的疑惑和批评。

  因为真理标准讨论,因为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几次全国性按劳分配研讨会,——后两次讨论会上已有人直接提出了要“包产到户”,更因为——不久就出现小岗村这个所谓包产到户典型,也是由于一些上层公知对毛主席的否定性批评越来越露骨,越来越肆无忌惮……激起了人们的反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经过毛主席时代集体化实践、社会主义熏陶,以及毛泽东主义大民主式群众运动的洗炼,很多人心底已有了社会主义“烙印”。在多方面比较之后,他们尽可能地作实事求是的思考,开始对包产到户问题提出异议。

  第一、有要人说过,包产到户,是摸石头过河。从比喻意义说,摸石头过河,也是有点道理,但摸路总应有人先探摸。不作人先试探,让大家一下子,一刀切地都下水,遇到水底陡沟、激流和旋涡,损失、牺牲必然很大。严肃负责的改革态度,应当是先有试验的。毛泽东主义历来主张,只要不是具有燃眉之急的社会运作,应先搞试点,先抓点,后抓面,面上的工作也是“先抓三分之一”,形成经验,再全面铺开。

  第二、“实践检验真理”,原本也是有道理的。不过,不讲实践的长期性、整体宏观性,也就有了很大的实用主义缺陷。彻底唯物主义的“实践检验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一个民族、国家的大事业、大事件,是不可用短期、局部的实践来检测对错、成败的。不能搞狭隘的实用主义。风物长宜放眼量,社会主义,反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大民主等,当在历史纵横、综合、比较中,在全世界的社资斗争的大系统中客观地考察、分析和研究中,才有可能达于真实、真理。比如,毛主席反包产到户时说,单干,各顾各,几千年阶级社会都是这样干的,——这句话讲的就是系统思考,是科学的。

  科学严肃的“实践检验真理”要求:A、排除不良的心理定势;B、拒绝“瞎子摸象式”的判断;C、在尽可能大的时空中把握人们的整体实践;d、要结合运用历史、理论的逻辑思维作判断。

  第三、“咬着舌头根,是要遭天谴的"。这是当时群众反感公知、资精对毛主席时代抹黑宣传,最为典型的一句话。人民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心中也基本明白:对我国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起步的状况避而不谈,并把毛主席时代的“前人栽树,后人纳凉;前人垫基,后人造福”(就从人口上说,毛时代一对夫妇通常生养四、五个左右的孩子,建国不久,又要积累尊基,生活自然要苦一些;而这一代的孩子们长至青壮年——改革开放时,情况却完全倒了过来,提倡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变成四、五个大人抚养一两个孩子……这是一个绝大的人口红利。再者,在毛时代,各家夫妻两人养四、五个孩子,改开后变成了一对夫妻,甚至两对夫妻养一个孩子,生活的负担大大减轻,就应比毛时代好得多)的社会主义的利他价值观、集体主义的作眼于根本的长远利益的思想,抛到一边,指责说“我们仍很穷”;也不顾三年自然灾害后,我国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的事实;不顾文革结束前后,毛主席时代艰苦奋斗所完成的全国配套的水利实施、大化肥建设、农药和种子改良、初步机械化……等,开始产生效益的现实,闭眼说“毛泽东搞穷”,是很不科学的,甚至缺乏道德。到头来,自会“遭天谴”。当然,这个天,不是迷信中的上帝神仙,而是人民群众。君不见!改开后,神州大地上,人民群众的一次高于一次、一浪高一浪的“毛泽东热”,其实就是有“谴责”资精、走资派的本意的。

  第四、搞旧制复归,还贴上社会主义标签。这是典型的政治诳骗行为。毛主席十分清楚,几千年的私有制,一些人不同程度地存有私心,社会主义得设法用公有制、集体主义改造它,而公知、资精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明明“知道有人有私心”,却用私心调动人的工作、生产积极性(在此逻辑下,后来就有人宣扬“腐败是改革、发展的润滑剂”),这跟过去旧社会有什么不同……这就是让人民重走回头路!最具典型意义的回头路。走这种回头路,眼前几年、三二十年,人民中一部分人或许会得一点好处,得到点自由,而发展下去,还是权势者、官N代们,得到比人民群众多千万倍的利益,享受比人民群众多千百倍的自由、轻闲……这分明是对人民的阶级斗争。

  针对当时中国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千篇一律地互说、互抄、互传的:“人心本私”;不承认“人性之私”,招致毛泽东时代集体的大呼隆生产,又无法进行劳动监督,导致低效率。公知、资精们甚至认定,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就是这一点……。对此,很多群众当时就尖锐质疑:这些”私“论,有多少理论根据?有实际社会调查依据吗?自然“人心本私”且不可改变,要重改回去,那么,共产党的存在、共产党的革命,还有什么道德合理性?!共产党执政还有什么合法性?!这些发高论、逼群众搞大包干的政客们,又凭什么对群众颐指气使?!

  第五、经过建国后一、二十年筚路蓝缕式的艰苦奋斗、拓劈垫基,中国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原本正在步上快车道:文革结束后,全国配套的水利实施建设完成、大化肥建设、农药和以杂交稻为代表的种子改良也上了新台阶、机械化初步实现……等,都正好开始产生效益,一下子又返回个体生产,对农业生产力是有摧毁性危害的。由于群众的这些思考,那时,全国各地均出现一些抵触包产到户的情况,也有请愿——坚决不搞包产到户的,如黑龙江的兴十四村,河北的周庄村,包了不久又立即再回集体制的河南南街村……后来,即全国全面推行包产到户后,仍有数千个村社顽强坚持集体主义的公有制……

  2、在“不争论”中“摸石头过河“,“大胆闯”上包产到户路。

  面对包产到户存有不同认识,在很多地方出现相持不下的局面。此时,作为公知、资精的一种策略:要人们“不争论”。另一方面,又大力号召人们“胆子要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还先后多次用“如果……就……”语式,信誓旦旦地表示:包产到户不会导致私有制、不会有两极分化、不会产生腐败,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出现私有制、两极分化、产生腐败,走资本主义……改革就失败!也有文传某某某说:如果……我就是千古罪人!

  3、在“不换思想就换人”大棒的撵、敲下,完成了全国的“包产到户”。

  为了推进包产到户的改革,从中央到基层都在放话:改革不可动摇!不改革,我们中国不会有出路;要告诫那些改革不力,对包产到户抵触的干部:“不换思想就换人”!胡某某甚至多次警告说:要注意,那些包产到户不力的地方、改革阻力很大的地方,很可能有“四人帮”的残余在作祟!威逼企图十分明显。这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这一切表明,以包产到户为发端的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改革,已是”乌龟吃秤砣,铁了心“(其实,当时,左、右两派的各自精英,都已认识到这一点;都知道某某某改革是没有底线的改革。编著者注),根本就不是什么“试试看,不行再改正的”的严肃探索。这也证明毛泽东主义认为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走什么路,是否能坚持社会主义,干部、高层领导、党中央,有时是关键因素……的观点,是正确的。

  1984年,在全国实行的包产到户的工作基本完成。随后,为了彻底消除毛泽东主义的集体化痕迹,一夜之间,遂将全国的人民公社改回历史旧称:乡镇,接着就是宣布由计划经济走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只是又一个过渡性说法,不久,就有人暗造舆论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同西方接轨,实行市场经济。此时,通过“同西方接轨,倒逼中国改革”的战略构想,开始出现在学术论坛、大学讲坛上。

  4、“包产到户”实际显现了某些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世界观。

  持严谨态度的研究者即认为,小生产者在市场经济下,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问题,基层群众难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毛泽东主义的公有制下的共同富裕、计划经济和群众性大民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在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中,这一道理,经社会主义教育、大民主的熏陶,决大多数人已然清楚。剥削阶级的遗老遗少、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派生的走资派,以及党内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们其实明白得很,但出于他们剥削阶级世界观,他们就是要农民、工人等基层群众,处于“各自谋私”的一盘散沙的状态。这跟丛林中,狮虎是不希望野牛成群、团结一体,是一个道理。再者,“两私”(即马恩说的“私有制、私有观念”)状态下,管理者、当权者和剥削阶级精英,就可能有比群众多一万个的理由、一万种方便,而获得比群众多出千万倍的利益。这种“众人都私,我即私”的精致算计,也是当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刻骨入髓的价值取向。后来的改革发展,使决大部分的社会财富集攒在极少数人手里,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精英的谋私性算计。在这一波中,公知、资精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暂时胜利了。这一暂时胜利表明,原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意识形态中的旧思想,是有可能在资产阶级分子诱导下,发展为货真价实的阶级斗争的。

  毛主席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多年实践斗争(尤其是建国后)中,清楚看出少数干部不喜欢大民主、抵制破私立公,主张包产到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埸。为此,提醒和批评他们:可能犯“走资错误”、“走资派还在走”,某某某说“永不翻案,靠不住”,搞包产到户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毛主席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他掌握的情况准确,分析的道理科学。毛泽东主义的忠民之心,天地可鉴。毛泽东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亦是真确的。

  有人指出,在现代,即使剥削阶级统治相对稳固的国家、地区,如日本,台湾,等,为避免社会动乱,也权宜性地“引导”农民合作(但不是革命性的——不改变私制和剥削制度,仅存在某种“适当让步”,以及将被剥削的对象向更落后的地区、人群和他民族和国家转移)。农民要是不加入“农业协和”,政府在农资、技术、信贷、补贴、运输等各方面对农业支持的政策,坚持搞单打独斗,是一点“利”都享受不到的。据传,以色列,美国的个别村社的农民,近三、二十年也在搞合作社、集体化类的改革。这些,从一个侧面表明,一是资本主义也在“无可奈何的勉强中”接受社会主义的一点的和平演变(说其很勉强,是因为,当代,不经过革命,不改变私有制,农民的这种合作仅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二是毛泽东主义的公有制下的集体道路的探索,取向很对,反其“方向”而单干,已是不需实践、实验就能看清楚其错误的,就能看清其阶级斗争的内质。

  毛泽东主义的一贯思想和观点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公有制、人民共同富裕,偏离这一点,——受社资矛盾斗争的逻辑决定,就必然走回封、资剥削道路。人权、人民权利和民主的基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保证,也在于生产资料(不是生活资料)公有制。毛泽东主义认定,无底线、无节制的包产到户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最终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某些人奉行错误路线且拒不改悔,基本原因就是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世界观。

  一般地说,以往历史上革命或者造反成功,其主力和各层级头头,都会受到封赏。封赏会由一个总头(皇帝)按功而行。结果,就是整体上皆大欢喜。但是,现代终结性人民革命,就不同了。她的人性导公,所有制上的公有制,规定领导人自己率先克私和崇奉公有制,然后,必须、必然地要求群体内管理者首先走向克己为民、维护公有制。再后来,就是逐步引导所有人接受“公”导,鼓励全员努力奉献。整个社会变“私念下的竞争,为崇公原则下的互相激励和竞赛。

  事实也表明,导公思想,公有制,对前三十年中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得以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且基本地实现了工业化。但历史与实践证明,真正的彻底的人民革命者,可以说人数仍不是很多。不少的所谓的革命者,只是同路人,是有意无意的为私造反者、投机者,或冒险者。他们一旦成功,就想分家、分封、分利、享受。如果毛主席如封建帝王一般,封几十个王,几百个侯,使这些投机者得到足够的好处,或许就会稍微安分一点儿,和顺、甚至旺盛那么一阵子(类同唐太宗时的群臣一时安分、社会太平),王侯们或许暂时少刮一些民脂民膏。不过,也不尽然,有道是,欲壑难填,更普遍的历史在指说:一朝权在手,便把“势、利”贪。毛泽东主义的核心主体是奔向“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无阶级社会,向着人民、人的解放,不但没有(也不应该有)对现代革命者搞封建式分封、犒赏,还要求他们无私,坚持公有制,要他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廉洁自身而为人民服务。结果,他们中的有些原本“为私为己而造反、‘革命’”的人(不是全部),开始有点不习惯,不耐烦,受不了“苦”,便渐渐地不服,逐步地而心生它意,甚至邪恶。这是一个过程,一个由旧意识形态作用而演变成直接阶级斗争的过程。毛泽东主义正是深刻洞察这一过程,——另根据夺权建政之初的斗争状况,而提出“阶ji斗争为纲”的问题的。

  毛主席坚忠于人民、人民革命,一直紧密联系群众,不断调查研究,比照历史知识和现实斗争,识透国人思想、心态中的主体优点和基本弱点,——尤其那些存有较多弱点的权力阶层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总想出人头地的公知识资精们。可以说,迄止于文革(包括文革),“民主派精英们”,在教育改造中,不断地左右转悠,不停地左投右靠,确是有点痛苦的。但也要承认,在毛泽东主义和人民教育中,这些人们,确也有一些人在改变立埸,真正站到人民革命立埸上来。邓小平在六、四事件和南巡讲话后,很多老革命家、者,渐渐远离公知、资精,就是证明。

  值得人们着重思考的是,极少数“坚定的民主派们”,在毛主席生前也不是一点异动没有,只是有的有心无胆、有的有胆无力,即使有为的,也是无果,林彪儿子林立果的“小舰队”搞“五七一”(“武起义”的谐音)工程,就是如此。毛主席晚年不止一次地说,要“上山打游击”,“重上井冈山”,直抒“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情怀,决不是“饭后茶余的赋闲之谈”,更不是什么神经过敏,而是一种对阶斗争洞若观火的告警。毛主席逝世后,他们就立即显摆个人搞韬光养晦“伟略”的成功,紧锣密鼓地动起手来,诱导、威逼人民群众搞“包产到户”,就是对人民群众的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

  综上所述,包产到户的非社会主义发展的自然逻辑,就是——最终造成新的对立、营垒分明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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