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会做什么？
2008年机构成立时要取名字，需要既不敏感同时有鲜明内涵，所以“HHC”这个词提出来的时候，寓意是漫野的春耕底肥，滋养大地的内涵。同时，红代表了我们的色彩，花和草代表了多姿多彩的人们。
我们创建于秋天，10月23日正式建立办公室。然后，持续存在到今天，十四年。数字不特别，回首却是种种艰难曲折，得与失都已在弹指一挥间。不修饰的讲来，每一次回首都感慨：“居然走到了今天”。
老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毛主席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不如意是常态，分娩是一朝一夕。据此对映我们的现状，应当准确，也必须准确。所以，十四年不短，四十年也不长，时间并不能减轻我对五大保障的向往，更不可能抹掉这个信仰。
当坐拥万亿资本的老人，用一张笑脸说，让寒意鞭打每个人。咫尺苏联，千里烽烟，那面旗帜，在另一位老人手里，包含深情。她说，我的父母曾为这面旗帜牺牲。那是一面红色的旗帜，旗帜上有一把镰刀和一把锤子，镰刀象征着收割资本主义，锤子象征着创造社会主义。
这是第十四年，令我印象深刻的两个片段。不可否认，面对残酷的现实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坚强。正如我们不能够做到的坦露心声，不是我们心思阴暗曲折，而是我们处在某个历史阶段，周遭不乏怀藏龌龊的听众和读者。这十四年来，我们曾屡屡为此鲜血淋漓，而不得不警惕。
现在是十月，在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带大我的奶奶去世了。当我收到家人电话通知的时候，正在赶往ASM工会委员会改选活动的公交车上。人生自古谁无死？万载青山留人间。如果我们沉迷在这短短百年的荣辱，那么人生何其渺小。如果我们热望百年后的炙烈，那么浮云也乘风缥缈。我曾一度怀疑这条道路的意义，直到完成刘汉黄案，鼓起了勇气继续走下去，当我再度对这条道路渐失动力，有幸完成了ASM案，有了底气决定继续走下去，再后来遇到疫情，一度陷入犹豫，就在犹豫期间，因居家静默而观阅了《绝境铸剑》连续剧，所以，我有什么理由因为种种挫折和感伤而放弃践行信仰？不践行的信仰只是茶余饭后的宣泄，那不是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生，百年又有何意义？
实现共产主义信仰，这绝不是一句口号和一种臆想，而是行动的方向。因此在谈论信仰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需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会做什么？
一、需要做什么？
回顾历史是为了在迷雾中把现实看得更真切。1921年建党，1927年毛泽东以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带领队伍挺进井冈山，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队伍从怀着革命热情的地主富农子弟及旧军头群体发展力量，转向从农民群众中发展力量，这是一次转折。在这个转折时期，毛泽东被周鲁开除党籍，和朱德陈毅刘安恭发生激烈冲突，数次的被撇到队伍的边缘，几乎被踢出革命队伍。过程不可不谓艰难险阻，以“十月怀胎”比喻也不过分。顺带提示一下，1985年总政主导民政部批准刘安恭成为革命烈士。
那段历史的逻辑线条，在地主富农人口中发展初始力量，形成“撬动者”进入农民群众中发展力量。归纳来说，从统治阶级群众中启发力量，到被统治阶级群众中去发展，然后建设从被统治阶级群众中来的力量，回到被统治阶级群众中去发展。历史发展困难之处在于，小农（农民）天然的落后性和共产主义追求的先进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让小农进化成为工人。所以建设社会主义从现象上体现大致上就是国家工业化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是，小农进化成什么样的工人？经过斗争，两个选择都经历了：一是享有五大保障的职工，二是市场经济的雇佣工人。需要强调历史阶段的局限性，领导集体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人口，少数是贫下中农人口。所以在成功带领小农队伍完成了革命任务后，藏在领导集体的阶级觉悟和组织信仰之间的矛盾显化。也是俗话，打江山易，坐江山难的道理。在“破坏旧秩序”这件事情上大家容易统一方向，一旦进入“建设新秩序”阶段，全面涉及到利益分配的时候，分歧迅速显化。
历史留下的遗产弥足珍贵。在反思的过程中，我们时常能够从历史映照到现实。正确的道路首先面临的挑战，是来自未解放或未充分解放的旧思想。毛泽东面临的挑战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和自上而下的精英路线的冲突。因为主张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所以毛强调阶级状况调查的重要性，坚持党组织下沉基层的原则，争取和依靠各阶层群众，并主要依靠基层群众（小农）。正因为当时的群众是小农，所以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和自上而下的精英路线在当时实现了对立统一。如今的历史阶段，群众是工人，自上而下的精英路线还能否带领群众走向未来？
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调查发现，以珠三角工人为代表的群众，普遍接受过社会主义基础教育，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且随着维权活动的普及，普遍具有斗争经验和自觉。另一方面，从2012年起基层政府服务基层群众的意识越来越强，大量由政府购买或直接提供的服务，应用到基层。再从经济环境来说，随着“内循环”政策的着力，国有单位岗位持续增加，为国有经济配套的私营单位岗位也在增加，总体上为国内消费市场配套的生产和服务岗位，在持续增加。因此，群众非斗争性组织的基础条件日趋向好，斗争性组织的条件则维持在低位。
在粮食生产、能源生产，和工业品生产都已达到满足所有人基本需要的历史阶段，可以说，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条件是空前的好，同时将面临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在判断列宁的三个条件达成程度的时候，统治阶级能否照旧统治下去，要结合第一、二、三产业发展情况，及统治执行系统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被统治阶级能否照旧生活下去，要以就业情况为基础，结合临时性斗争组织的规模和频率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在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之后，得出阶段性和发展性的结论。于此时期，不作过程阐述，但强调几个点，一、重视粮食、能源，和工业品产销情况；二、脱离金融概念理解中国经济；三、务实的理解财政（税改）、军队（战区），和国企（国进民退）等方面的改革意义所在。另外三点，一、以阶级分析法为基础看工人阶级状况；二、从主要群众和次要群众，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力量和次要力量等角度辨识各类社群斗争和工人斗争现象；三、以目标的统一性一致性，界定组织性及力量强弱方向。虽然以上几点表述起来不容易让人理解，但这是落实到伟大目标所必须克服的巨大困难之一。所以，我们的阶段性结论是，当下统治阶级能够照旧统治下去和被统治阶级能够照旧生活下去。而未来三五年的发展，关键性因素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在本文论述范围。
因此，在当前阶级关系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如何在代表多数劳动者的基层群众中，扎根服务广构链接，是我们“能做什么”，首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响应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首先从思想上明确，群众路线的方向。什么是群众，什么是阶级群众，这个是基础问题，是搞清楚原则问题的关键。所以，阶级状况调查和分析工作，是我们开展相关工作的前提，也是我们进入实践的第一步。
开展工人阶级服务工作，必须先从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开始，开展学生社群服务工作，也必须先从学生社群状况调查开始，开展社区群众服务工作，当然应当从社区社群调查开始。那么做调查是开展服务工作的先决条件，所以如何有利于调查活动的开展，如何有利于调查活动的效率，如何有利于调查活动的持续，这是判断我们需要做什么和能做什么的先决条件。
要进行阶级状况调查，首先要跟阶级群众建立深入的联系，且这样的联系必须是持续和广泛的，甚至是不分彼此的。需要强调，调查本身必然要求持续性，一是只有持续的调查才能保证观察到完整的社群状况，二是只有在工作中不断根据新现象修正原有印象，才能与时俱进。因此，调查分析不是一次性的工作，不是一锤定音的事情，而是在开展相关工作过程中持续要完成的任务。
结论是，需要开展阶级状况调查和分析工作，需要保持和加强与基层群众的联系，需要在与基层联系持续紧密的同时，同步保持对政策形势的密切观察和分析。一句话，我们需要做什么？就是调查分析。
二、能够做什么？
有了需要做什么的结论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能做什么，更现实的问题是，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开展调查？什么样的工作能够使阶级状况调查任务能持续得以实现呢？这个问题最初我们选择的是直接针对工人提供公益的免费服务。曾经较长一个时期，我们采取了直接服务工人的方式，通过提供劳动法辅导，集体谈判辅导，职业发展和技能培训规划的辅导，家庭和谐关系辅导，工伤有关的各类辅导，以及危机干预的方法，调查和分析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和分析基层政权的治理状况。这个阶段的艰难险阻不足为外人道。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的要求，开始了针对包括工人在内的基层群众的公益服务。所以，我们能做什么首先是从我们需要做什么开始的。在限定条件下，完成任何时候的阶级状况调查和分析，这是群众路线当前阶段不可绕过的先决条件。
也许有人会问，你们调查分析的成果在哪里？运用阶级分析法，对珠三角外来工做了三个分类的说明。这是其中一个调查分析的成果吧。在这个分类说明背后，可以展开的丰富内涵，是值得进一步观察和分析的吧？在这个成果之外，必须强调关于劳动条件的改善，除了资本竞争的因素，更关键一个动力来自没有外部力量介入的，珠三角工人自发组织的力量。换句话讲，制度改善的关键动力，并不是呼吁的力量，而是由“平凡的，不显著的，是隐藏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大声喊叫自己的每个成绩的人们做出来的”。任何轻视和诋毁基层群众力量的人和观点，都应当正面解释一下，你在哪里？
有的人上班在富丽堂皇的地方，下班在高档小区，吃饭在豪华餐厅，购物在高端商场，他们跟工人群众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也有的人，上班跟工人在一起，下班在高档小区，吃饭在豪华餐厅，购物在高端商场，他们跟工人阶级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这样讲是不是通俗易懂了？所以，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说了什么，也不简单看他做了什么，而是看他跟谁在一起做到了什么。历史无数的例子告诉我们，险恶的斗争都在烽火之外，惨烈的事实都随着烽烟消散。这同样可与我们的现实相映照，暗潮汹涌孤舟搏浪身在其中，甚于“十月怀胎”。
没有显著在公开舞台上的广泛且深远的运动，是不是决定性的力量？这个问题必须由最核心的知情人，或者最认真的观察者，方能回答。最核心的知情人，必然是选择了并实践了群众路线的人，通过巨量的工作，方能成为运动的核心。最认真的观察者，也必然是为了践行群众路线而时刻进行着广泛、深入、持续的阶级状况调查的那些人。人生不过百年，而常态、非常态的切换可能是数十年。对于那些认为常态马上要结束、非常态很快就会到来的人们，我们需要想一下：在常态的漫长准备时期，他们在哪里？或者说，为什么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这么恰好赶上非常态到来的节点？还是说，只有判断非常态节点即将到来，他们才会抛弃原有生活、参加工作？如果他们参加了工作，然后非常态没有如期而至，他们会转变到做常态工作么？还是说，他们的真正想法是在非常态到来前搏一把，搏赢了就和在常态工作了数十年的人一同创造历史，搏输了就一切结束，或者退出工作直到下一个非常态到来？任何社会变革，哪怕最微小的一个变革，背后的动能都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十几个几十个人的力量。一旦加上“社会”这个定语，变革所需的能量就不是个人力量的属性。所以，需要多大的动能实现多大的变革？这个问题并不应该被秘藏着。即使不能述之口笔，但也应领会自然。一切个人英雄主义的表达，均是项庄舞剑。
所以有人问我，处境如此艰难不恰恰说明我们缺乏群众支持吗？我说是的，在群众中我们不善于也不习惯大声喊叫自己的每个成绩，也不善于迎合活跃度较高的工人以及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悲惨。那么意思是我们需要改变工作内容和方式方法吗？还是说我们需要向成功的卖惨团伙那样？这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这个问题进一步解释就是，我们的力量在哪里？事实上我极端的不情愿回答这个问题。
你只要想象一下，当我们倾注几乎所有能量担负无法承受的风险，在开展艰苦卓绝的工作，然后局外的有关闲人，双手抱胸，呲牙咧嘴，用歇斯底里的声调在起哄，在搓火。最后，还真遂了闲人们的愿望，我们被打惨了。我还需要回答上面这个问题吗？我们能做我们能做的。这就是最标准的回答吧。因为，我们想做什么是已经确定的事情。在既定条件下，为我们想做的事情，开展了超出我们承受范围的活动，这并不是正确的选择。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回过头来说，这仍然是极为冒险的举动，也极有可能是导致我们目前匍匐在绝境的主要原因。
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说明，我们“能做什么”这个问题，那么回顾党史仍是必要选择。如果不赘述党史，那么一句话说，群众在哪里我们在那里。“以人民为中心”，不是在远离人民的地方遥指“中心”，而是在“中心”的周围，和“中心”紧密联系的周围，更甚至就在人民当中，方能实现以人民与我的统一，客观以“人民为中心”与主观以“我”为中心的统一。
我们需要紧密联系群众，需要不断的调查和分析，需要在群众中随时掌握阶级动态，了解具有普遍性的基层治理的动态，还需要不断提升和完善自身的组织建设和理论水平。总而言之，我们需要保持对阶级状况的调查和分析。
所以，提出我们“能做什么”这个问题，是建立在我们“需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的基础上，围绕“能”这个前提，进行的思考和实践。反过来说，从“能”做什么也可以判断“想”做什么。然后，“做”什么，不是显达人前的内容，你确定能看到吗？显达人前的内容，你确定是真相吗？我们不是怀疑论，但一定是求真者。在这个情况下，再回溯“能做什么”这个问题，还要丢掉简单质朴的逻辑吗？问题似乎有点多，但必须把问题连贯起来思考一遍，这样才能更准确的理解我们要追寻的答案是什么。
如果看到这里，还不知道在常态下能做什么？那么请回顾下历史吧。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六十年后的1911年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十年后的1921年建党，建党六年后的1927年三湾改编，三湾改编九年后的1936年长征结束，长征结束十三年后的1949年建国。这就是整个满清到新中国的过程，整整历时98年。在这98年里，起于小农秀才的太平天国，达于洋务运动的辛亥革命，起于书生意气的建党，达于群众路线的三湾改编，起于围追堵截的长征，达于意气风发的建国……不负韶华，只争朝夕。
行文至此，似乎还有个“会做什么”的问题没有提及。但我们认为在探讨“需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时已经顺便解答了。
最后，我们和群众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在当下必须重新提出来，经常的提出来。回避这个问题，不利于分辨道路方向，可能还会掩盖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欺骗人的秘密。我们必须着重审视和群众的关系，辨析工作思维，随时警醒和修正可能的错误。显著的以自上而下思维，参与到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必将被工人阶级群众拒绝和抵御，更不可能在汹涌浪潮中带领群众。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起于微末，发于华枝。2022年10月，我在工人之都深圳，留下以上文字。不求闻达于世，但愿助人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