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笔下的劳动者为什么是“抽象”的？

　　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只是说明了，这一理论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几乎没有得到发展。这一理论主要是在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继承了马克思学术研究传统的社会学家那里得到的传承。这种说法基本正确，但并非完全正确。关锋就指认了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考察了劳动过程中的一些“组织问题”。目前仍需要更进一步，如果承认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不仅包括对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一般考察，它还是这么一类知识：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在劳动过程层面的一般条件，那么，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就理应还包括对劳工自身而非劳动的一系列属性的考察。这里的考察在马克思那里主要是以考察劳工的经济、阶级属性出现的。但自布雷弗曼开始到布洛维，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中的劳动形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说，马克思谈到的劳动过程中的劳工是与机器、劳动、劳动产品高度粘粘在一起的，那么，布雷弗曼到布洛维笔下的劳工则获得了更高的独立性。这类独立性在布雷弗曼那里表现为劳工的“去技能化”，主要关切点表现为客观的劳工形象自身，即“哈里·布雷弗曼并不打算探讨垄断资本主义下可以说是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些主观方面的东西”；这类独立性在布洛维那里表现为工厂霸权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固定和内化为劳工的常识，资本家强迫劳工“同意”被剥削并达到了效果，主要关切点是主观的劳工形象自身。对劳工形象的关注显著大于对劳动的关注，这是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社会学转向的特点。

　　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控制和反抗”主题获得了更高的独立性。在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语境中当然包含了控制和反抗命题，比如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一类对劳工施加控制的权力关系，比如马克思论述“活劳动从属于对象化劳动”时表明的机器体系对劳工的控制关系。然而，阶级、经济意义层面展开的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当中的控制和反抗命题并不具有很高的独立性，直至布洛维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引入了“全景畅视监狱”等概念，才将这一命题给完全抽象了出来。控制和反抗命题主要是围绕着劳工和资本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的，它本身就是对劳工自身形象的强调。这一形象在布洛维那里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布洛维是以控制和反抗命题作为假设去考察劳动过程中的劳工的，但通过田野调查和拓展个案法，布洛维发现了控制和反抗命题的另一面，即劳工“自愿”被剥削的一面，劳工在劳动中感受到了“相对满意”，而非仅仅是异化劳动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似乎并不完全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似乎一定包含了某种“二重性”的理解。这类二重性的理解容易招致韩炳哲诸如“正是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让资本主义可以永远地走下去”的理解，也容易招致卡尔•波兰尼有关最好的社会制度安排是资本主义经济“嵌入”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沈原等劳动社会学家正是基于波兰尼的一些学术观点去考察劳工的前途的。劳工成为了最弱势的“公民”，“强公民”成为了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阶级斗争不再指向马克思所渴求的革命，而是指向了“再造社会”，特别是一个波兰尼似的“能动社会”。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原本的解放旨意由此遭受了挑战，劳动者不再是马克思笔下的推翻资本主义的人，而是成为了与资本主义斗争从而捍卫自身权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