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超阶级”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张华勋与赵小姐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一）寻 人
在央视近日播出的《等着我》节目里，一位慈眉善目，名叫张华勋的81岁老人，请求《等着我》栏目组帮助寻找一个叫“赵小姐”的人。张华勋何许人也?主持人倪萍介绍，张华勋是北影厂资深导演，曾因导演《神秘的大佛》而享誉全国。
我之所以写这篇博文，不是因为张华勋执导的武打故事打动了我，而是因为张导在《等着我》中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打动了我。故事是这样的：
1936年出生的张华勋是四川彭县人，曾经有多个哥哥和姐姐。因家里很穷，在张华勋很小的时候，哥哥姐姐们都一一病逝了，只留下张华勋这一个独苗“幺儿”(四川俗语：“最小的儿子”)。
四川解放前夕，10岁出头的张华勋经历了人生中的重大灾难。父亲不幸摔死之后，母亲一人带着他艰难度日。一天晚上，张华勋看见憔悴的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面缝补破衣服，就问妈妈为什么不睡觉。妈妈说，缝补完了就睡。
第二天一早，妈妈失踪了。有人告诉他，妈妈因为安葬父亲欠了债无力偿还，于是就跳河自尽了。后来舅舅告诉他，妈妈没有死，逃到成都一个叫什么“打铜街”的有钱人家里当佣人。于是张华勋乞讨来到成都，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一个名曰“赵府”的有钱人家中找到了妈妈。妈妈让张华勋跪在老爷和太太面前，乞求收留自己的儿子，遭到老爷和太太的严词拒绝。这时候，比张华勋大两岁的赵家小姐正好放学回家，妈妈就让张华勋赶紧跪在赵小姐面前。赵小姐是赵府家的独生女，问明了情况后，赵小姐说服老爷和太太收留了张华勋。
从此以后，少年张华勋就成了赵府家的小佣人：擦皮鞋、打杂、做家务，伺候老爷、太太和赵小姐。
（二）感 恩
张华勋出身在地地道道的贫苦农民家里，从小就给有钱人家做佣人，若按阶级划分，属于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正因为如此，成都解放之后，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张华勋被贫农协会推荐到彭县(今彭州市)第一中学读书，后来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人民海军服役的张华勋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考场老师给张华勋一个碗，让他即兴表演一个“只许有动作，不许说话”的小品。张华勋想起在赵府的一次经历：有一天老爷和太太都躺在床上吸食鸦片。太太突然说自己想吃油茶，于是派人买回来交给张华勋。张华勋手捧一碗热气腾腾的油茶，小心翼翼地敬献给躺着吸鸦片的太太。谁知正在吸鸦片的太太起身没有端稳，油茶碗打在地上碎了……
在考场上，张华勋重现了在赵府的这个情节。当张华勋把碗呈上去的时候，石联星老师情不自禁地过来接碗，张华勋双手一松，碗打在地上摔碎了。张华勋吓得跪在地上，满眼流泪，不知所措。考场老师说：这是今天考场上表演得最好的小品。
那么，张华勋为什么要寻找赵小姐呢?张华勋说，如果没有赵小姐的善心，没有赵家老爷和太太收留他当佣人，就不会有他的今天。正因为赵府收留他做了佣人，他才能有一口饭吃;正因为赵小姐带他看电影《人猿泰山》，他才知道了电影的神奇魅力，从而启蒙了他对电影艺术的追求。在张华勋的叙事中，善良的赵小姐称呼他“张娃”，还给他吃过苹果，一起“躲猫猫”。
人当然要知道感恩。张导不忘记收留自己的老爷和太太，尤其是不忘记赵小姐的好心，无可厚非，甚至也可以用“知恩图报”有美德来褒奖。但是，我觉得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三）阶 级
第一个问题，谁是张华勋的大恩人？是保送他读了彭县一中的共产党的人民政府，还是收留他做佣人的赵府的老爷太太大小姐?换言之，如果共产党没有解放全中国，如果张华勋没有被共产党保送彭县一中读书，如果张华勋没有参加人民解放军海军，如果张华勋还在赵府家当佣人干杂活，那么，后来的张勋华将会怎样?当然可以这样假设：在“民国”的治下，张华勋靠着赵小姐的帮助，通过个人奋斗终于成了著名人士，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是，有一点不需假设就可以肯定：如果共产党没有解放全中国，那么张华勋所在的那个贫苦阶级就永远也不可能翻身解放——即使依靠贵人资助和个人奋斗，“张娃”个人摆脱了这个阶级的苦难。
第二个问题，关于张华勋与赵小姐的故事，用宅心仁厚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来解读，是一回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来解读，又是另一回事。哪种解读更本质?哪种分析更深刻?哪种主义更科学?由此不难看出，所谓“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解读，其实就是站在“老爷太太小姐”立场上的“价值判断”而已——这也就是蔡霞所谓要问“好不好”之类的“普世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在本质上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鲁迅说得好：“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的人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第三个问题，我丝毫也不怀疑，豆蔻年华的赵小姐是一个善良的、充满同情心的少女。她的同情心当然值得点赞。但是，赵家少女的同情心能否从此抹杀掉大小姐与佣人之间的阶级鸿沟？“张娃”感恩的故事能不能从此消弭掉阶级斗争的客观必然性？
这让我想起了电视剧《白鹿原》里的一个情节：族长白嘉轩收购村里穷人的土地。在陈忠实的笔下，白嘉轩收购穷人的土地，完全不是白善人的意愿，而是被逼无奈：村民甲为什么卖掉自己的几亩水浇地?那是他自己好赌，欠了别人的债走投无路了;村民乙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土地?那是因为她家死了男人，无力耕种土地，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乎，白大善人善心大发，被逼无奈地收购了这些弱者的土地，还多给了他们一两银子外加五斗粮食。
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残酷土地兼并过程，就被陈忠实美化成了一幅“白大善人拯救穷人于水火之中”的人道主义田园山水画。
我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白嘉轩这样的“善人”——尽管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从来都必须从“自私”的角度来解读人的行为。宁愿自己多付一两银子收购土地，也要帮助卖地的穷人还债的地主老财有没有?或许有吧。但是，土地买卖更多的案例，不是买地的豪强地主们的被逼无奈，而是卖地的农民的被逼无奈!真实的历史是：历代的农民不仅卖地，而且卖人——卖自己，卖老婆，卖孩子。也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卖儿、卖女、卖自己”!
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此时我深切体会到鲁迅的那句血淋淋的话是多么深刻：“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中国的历史确实写满了“仁义道德”的话语，《白鹿原》不过是其中的一篇罢了。可是，在写满了“仁义道德”的字缝里面，鲁迅先生读出了“吃人”二字。于是我想，《白鹿原》为什么会获得N个文学大奖呢？是因为它还想用“仁义道德”来掩盖这“吃人”二字，而且做得比较成功么?抑或是它在为散发着腐尸臭味的封建时代招魂，而且得到了坟茔里幽灵的回应么?
（四）教 训
前不久，四川彭山县江口镇发现了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沉银处。有专家用心地指认，发掘出来的金银首饰中并非都是达官贵人所用，还有一些“民用品”。于是这些专家猴急猴急地得出结论：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果然是土匪，连老百姓的财富也要抢掠。因而自以为从此就可以颠覆农民起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我看来，金银首饰中的“民品”是否一定是普通百姓所用，是否来自于穷人而非王公贵族?另说。然而，若以农民起义军的“暴行”来证明封建统治阶级的仁义道德“很高尚”，而且剥削农民“很有理”，则大谬不然、荒谬绝伦。既然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肯定充满了“暴行”。这样的“暴行”，在统治阶级那里从来都不会缺席。我纳闷的是：当农民起义军领袖石达开投降清军，却被清廷四川总督骆秉章押赴成都凌迟了数千刀处死的时候，对于这样的暴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专家”们为什么没有任何质疑呢?
或云：“活剐了石达开，是他自己罪有应得，谁叫他放着顺民不做，非要大逆不道，犯上作乱?”问题是，农民起义的每次所谓“暴行”，难道不都是官府豪门给逼出来的么？难道不都是对封建地主阶级长期残酷压榨的回应和“平衡”么？就权衡利害而言，“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历来是封建社会贫苦农民的首选。不到“生不如死”、“走投无路”的地步，谁会去“犯上作乱”，干灭九族的营生呢?
今年5月，我来到四川石棉县安顺场。154年前，石达开在这里兵败身亡;82年前，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走向了长征的又一次辉煌。面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疯狂镇压，石达开的农民义军和中国工农红军都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然而不同的是：石达开的农民义军要掀翻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让自己来坐这把龙椅。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则不然，他们不仅要掀翻坐在龙椅上的大人老爷们，还要彻底砸了这把龙椅。这也正是自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在。毛泽东同志生前为什么要不断强调“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站在湍急的大渡河岸边，我抑制不住心潮澎湃，只有扼腕叹息者三!
言归正传，回到张华勋与赵小姐的故事。上网一查：“张华勋，导演，四川彭县人，1936年3月7日出生。张华勋的童年十分艰苦，卖过蔬菜，擦过皮鞋，1951年才进入彭县一中学习，两年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因伤转到北京海军某部当文书，这时，他迷上了电影，并立志做一名电影人。1958年，他信心十足地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北影厂，从而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做为著名导演崔嵬的助手，参加了《小兵张嘎》、《风雨里程》等片的拍摄，从老一辈那里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以前认为，但凡受到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尤其是从旧社会过来，且受过剥削压迫的人，对于阶级鸿沟与阶级斗争的道理，应当不难理解，也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我从张华勋寻找赵小姐的故事中看到这样一个现实：
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们不会从历史中吸取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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