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贡萨罗主席死了，但革命还将继续

　　一

　　据BBC、VOA、华盛顿邮报等多家西方主流媒体报道，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秘鲁人民战争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即贡萨罗主席，于9月11日在狱中逝世，享年86岁。

　　一位毛主义者在社交网站上写道：“贡萨罗主席在秘鲁资产阶级政权的黑暗地牢中当了29年多的囚犯，遭受了最非人的对待，这最终导致了他的逝世。这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巨大损失。他的去世将更加激励我们在漫长的解放道路上为建设新共产主义政党和新共产国际而奋斗。荣耀永远属于贡萨罗主席！”

　　对于萨贡罗主席的逝世，除了少数左翼网站和社交媒体，中国主流媒体照例不置一词，这并不奇怪。在共产主义运动全面退潮，资本主义一枝独秀的全球化时代，不仅是西方，包括中国的主流舆论，都已经习惯了对一切被打上“左翼”标签的事件或人物采取漠视乃至屏蔽的态度。

　　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贡萨罗显然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和跨入二十一世纪的“后革命”时代，萨贡罗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其影响力也许仅次于20世纪伟大革命领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卡斯特罗、金日成、胡志明、切.格瓦拉、查韦斯等革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

　　二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萨贡罗主席的生平。

　　贡萨罗，原名曼努埃尔·鲁本·阿维马埃尔·古斯曼·雷诺索，1934年12月3日出生于利马以南约1000公里（620英里）的莫延多（Mollendo），是阿雷基帕大区（Arequipa）的伊斯萊省（Isaly）的一个港口城镇。他是一个富裕商人的私生子，父亲有五个老婆，生了八个孩子。从1939年到1946年，古斯曼和他母亲的家人住在一起。1947年后，他与父亲以及父亲的妻子住在阿雷基帕，在一所私立天主教中学——德拉萨勒学院（Colegio De La Salle）学习。19岁时，古斯曼成为了阿雷基帕地区圣奥古斯丁国立大学（San Agustín National University）社会研究系的学生。他的大学同学后来形容他腼腆、守纪律、执迷、禁欲。他越来越被马克思主义吸引，他的政治思想受到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的著作《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的影响。

　　随后，在阿雷基帕，古斯曼获得了哲学和法律学士学位。他的论文题为《论康德关于空间的理论》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政权》。1962年，古斯曼被阿亚库乔瓦曼加国立圣·克里斯托瓦尔大学（San Cristóbal of Huamanga University）的校长聘为哲学教授，阿亚库乔是秘鲁中部安第斯山脉的城市。校长艾弗兰·莫罗德·贝斯特（Efraín Morote Best）博士是一个人类学家，有人认为他后来成为了“光辉道路”真正的知识分子领袖。在莫罗德（Morote）的鼓励下，古斯曼研究了克丘亚语（Quechua），一种秘鲁土著居民所说的语言，并在左翼政界变得越来越活跃。他吸引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年轻学者，致力于在秘鲁发动革命。1965年，他和当时的妻子奧古斯塔·拉·托雷（Augusta La Torre）第一次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20世纪60年代，秘鲁共产党因意识形态和个人争端而分裂。古斯曼坚持了亲中而不是亲苏的路线，成为了后来被称为“光辉道路”的领袖。（马里亚特吉曾经表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开辟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

　　古斯曼曾化名贡萨罗主席或贡萨罗同志，倡导毛主义模式的革命。他的追随者宣称古斯曼成为了“共产主义的第四把剑”（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之后）。古斯曼在政治宣言中赞扬了毛泽东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他宣称，帝国主义最终“造成了破坏，并且没有成功，将在接下来的50至100年里最终破产”。古斯曼不仅将这种批评应用于美帝国主义，也应用于苏联帝国主义，还应用于他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

　　古斯曼一直认同无神论。他同意卡尔·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并将其视为“剥削产生的社会现象，当剥削最终结束、一个新社会出现时，这种现象就会消失。”

　　“光辉道路”运动最初主要局限于秘鲁大学的学术界。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该运动发展成为一支以阿亚库乔为中心的游击队。1980年5月，该组织通过烧毁阿亚库乔附近的楚斯基（Chuschi）的投票箱来对秘鲁政府发动战争，目的是破坏该国自1964年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光辉道路”最终控制了秘鲁中部和南部的广大农村地区，甚至在利马郊区都有影响力，并在那里进行了多次攻击。“光辉道路”运动的目的是使秘鲁政府陷入混乱、逐渐衰弱，以创造有利于发动暴力政变的局势。

　　“光辉道路”运动造就了古斯曼的著作“贡萨罗思想”，贡萨罗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理论理解”。因此，他宣称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和更高的阶段”，将毛主义定义为“人民战争”。1989年，古斯曼宣布“光辉道路”（他称为“秘鲁共产党”）已从发动人民战争发展为发动“运动战争”。他进一步指出，基于毛主义关于发动人民战争的理论，这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战略平衡”迈出的一步。这种平衡将通过“旧秩序”下的不可治理性表现出来。当那一刻到来时，古兹曼相信“光辉道路”已经准备好继续采取“战略进攻”。

　　1992年，在阿尔韦托·藤森总统第一次执政期间，秘鲁国家反恐理事会（DIRCOTE）开始对利马的几处住宅进行监视，因为特工怀疑“恐怖分子”将他们用作安全屋。其中一所住宅曾经是一家芭蕾舞工作室，位于苏尔科（Surco）的上层阶级街区。国家反恐理事会的特工经常搜查从这处住宅里扔出来的垃圾。据说这所房子只有一个人，就是舞蹈老师加里多·雷卡（Maritza Garrido Lecca），但很快就发现该住宅产生的垃圾多于一个人的量。此外，还发现了用于治疗牛皮癣的废弃药膏，古斯曼患有这种疾病。1992年9月12日，国家反恐理事会的一个精锐队伍突袭了苏尔科的住宅。在房子的二楼，他们发现并逮捕了古斯曼和其他八个人，包括劳拉·赞布拉诺（Laura Zambrano）和古拉曼的女伴埃琳娜·伊帕拉吉尔……

　　三

　　尽管藤森曾经夸耀说，“贡萨罗的逮捕终结了秘共”，但在贡萨罗9月被捕到年底之间，秘共的武装袭击就发生了644次。为了分裂秘共，藤森还伪造了一份据说是贡萨罗的“和平宣言”，秘共中央后来公开宣布这是一种欺诈行为。与此同时，秘共领导的游击战争仍在持续。在1992年12月的一次行动中，革命力量攻下了阿亚库乔城，并占领40分钟。1993年，在秘共的抵制运动中，一个主要的商务宾馆和一个机场被炸，同时袭击了农村的大量政府目标。1993年12月，在秘共庆祝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运动中，DINCOTE（情报机关）利马总部在秘共的一次的行动中被捣毁。1994年10月，为庆祝秘共的生日，利马和许多其他城市全都停电了。1995年4月的总统选举中，有28%的人拒绝投票，总票数中有44%是空票或废票。秘共在1995年的一份报告中说：“我们通过根据地7和根据地14向前迈进，鼓动和动员群众，发展阿亚库乔-圣弗朗西斯科公路上的汽车接管，歼灭卡诺（Ccano）地区的mesnadas（军队训练的准军事部队），没收牲畜供应支持性革命根据地、‘红色堡垒’和人民解放军的力量。补充行动包括伏击和清除支持性革命根据地33附近的敌军据点……”

　　革命仍在以各种方式如果如荼地继续进行。

　　不可否认，贡萨罗的被捕，使秘共革命开始由高潮转入低潮，失败不可避免。但贡萨罗的被捕，并不是“光辉道路”的失败主要原因。上个世纪后期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以及九十年代苏东的解体，使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全面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改革”之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土崩瓦解。因此，失去后援的秘共独木难支，在藤森的资产阶级法西斯政权的强力镇压之下，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尤其在911之后，美国通过反恐占据道德高地，为打击一切反西方反资本主义的组织和力量找到了合法理由，不仅肃清了以基地组织为主要目标的极端反美势力，而且将贡萨罗极其领导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视为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开动宣传机器，通过造谣和污蔑等手段，把贡萨罗与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伯特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屠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洗脑”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在今天，不仅所有共产党领袖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被妖魔化和污名化，连“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几乎变成了一个负面词汇。

　　当然，贡萨罗和“光辉道路”的失败，除了外部原因，还跟秘共在斗争中采取了过于激进的暴力手段有关。最初，贡萨罗试图通过惩罚他们认为的腐败政府官员和其他不受欢迎的领导人来赢得公民的支持。但“光辉道路”的手段越来越残酷，加上实施严格的宵禁、禁止饮酒以及整体上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导致人们对共产党的反抗加剧。最终，贡萨罗的计划适得其反，农村民兵或“护卫队”（rondas）团结起来支持军队，反对光辉道路。那些贡萨罗声称要保卫的农民已经转过头来反对“光辉道路”。这导致了一种周期性的暴力状态，毛主义游击队对居住在安第斯地区的秘鲁平民进行了无情的惩罚性远征。1983年，来自卢卡纳马卡（Lucanamarca）小镇的69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遭到“光辉道路”的折磨和杀害，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的“卢卡纳马卡大屠杀”。

　　在贡萨罗采取行动反对利马后，他作为“冷静杀人犯”的形象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与此同时，西方主流媒体却对秘鲁资产阶级政权在镇压秘共过程中的大肆屠杀只字不提。因此，媒体上报道并似乎已成定论的贡萨罗和秘共的“残暴”形象，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资产阶级“舆论战”的产物，正如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造谣污蔑和抹黑一样。

　　但不管怎样，谁也无法否认秘鲁“光辉道路”是拉丁美洲上空的一颗耀眼明星这个事实，其毫不妥协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立场，使它与萨尔多瓦和尼加拉瓜、被摧毁的“图帕马罗斯”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或那些在哥伦比亚与政府达成协议等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截然不同，因而必将被秘鲁资产阶级政权和世界反共产主义阵营当做眼中钉除之而后快。

　　贡萨罗曾经在1965年访问过中国，他是否见过毛泽东主席？至今未看见任何这方面的报道。但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访问中国，并且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如此看来，贡萨罗应该也曾被毛主席接见过。

　　二十世纪中后期是一个世界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取代苏联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而贡萨罗和秘共所走的道路，正是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道路。二者的师承关系一目了然。

　　四

　　贡萨罗领导秘共进行斗争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创立秘共开始，就从未停止过同各种非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马里亚特吉曾将秘鲁社会描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并将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动员起来。他明确地确立了秘鲁革命的不间断的两个阶段，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再由资产阶级领导，而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落后的印第安人（部落）问题上。他强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不仅如此，他还确立了党面向工会、工人组织、妇女、青年、教师和知识分子等各方面工作的政治路线。

　　最重要的是，马里亚特吉还强调了革命暴力和游击战争的必要性。他说：“红军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新现象。它不忘其目的是保卫革命。因此，每一种尚武的或帝国主义的特别情绪都被排除在外。它的纪律、组织和结构都是革命性的。”他强调说，它的发展是一场农民革命，是从农村发展起来的，是发展成“革命游击排”和游击军的。他还说，“游击队只是群众中最活跃、最有活力、最具战斗性的一部分。”

　　但是，马里亚特吉去世后不久，德尔·普拉多领导的集团试图否定马里亚特吉的伟大贡献。他们自称为“马里亚特吉的门徒”，把他变成了一个“无害的神像”，把这座神像放在香火缭绕的寺庙里，同时放弃了他的道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修正主义在白劳德派的思想的影响下统治了秘鲁共产党。白劳德（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第三国际的美国代表）是当代修正主义的先辈，他主张明确放弃革命暴力，推行一种选举策略，以促进所谓的“民族民主阵线”。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爆发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文化大革命，即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对秘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贡萨罗重建了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

　　贡萨罗重建秘共，具体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任务是确立革命道路。1964年，德尔·普拉多和其他修正主义集团被驱逐出党。贡萨罗开始在阿亚库乔地区委员会巩固党：党的工作中心集中在农村；在城市，党将贫困群众组织进了邻里联合会，并重新组织了革命学生阵线。他还发起了“特别工作”，即各地区委员会的军事工作。在反对中央领导层的立场的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他反对军国主义和游击中心主义（切·格瓦拉的“中心”论）。在第四次会议上，党的领导宣布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迈出了一步。1965年11月召开的第五次会议又迈出了一步，会议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秘鲁社会和革命的理解上，从而使党更接近马里亚特吉的革命路线。在1967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概述了一项战略计划，其主要任务是组建武装部队——这是在一场激烈的派系斗争中发生的，在这场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红色祖国派系和帕雷德斯右倾机会主义派系争夺党的领导权。

　　第二个阶段（1969-1976），贡萨罗概述了党内潜在的修正主义以及重建的必要性，其基础是：党的团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和总政治路线。这些立场遭到上述派系的反对。他在1969年制定了党的土地计划。1972年，阿亚库乔地区委员会制定了战略计划。右倾取消主义被打败了，党内还有两个派系：基本上在贡萨罗领导下的阿亚库乔的红色派；以及主要在利马活动的“布尔什维克”派。后者发展了一条“左”倾取消主义路线，使党脱离群众。“布尔什维克”派有一条反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他们在1975年被打败，领导人逃走了。

　　第三个阶段（1976-1979）是完成党的重建，建立根据地以开始武装斗争。1977年4月7日的七中全会要求“建设党，服务武装斗争”，反对否定夺取农村的土地和政权的重要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强调工人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把他们局限于工会的重要性。1979年6月，贡萨罗启动了“全国建设计划”，为了人民战争和建设地区委员会的战略需要和考虑到未来根据地，向农村派遣了几十名干部。1977年7月八中全会制定了《武装斗争大纲》。从本质上讲，秘鲁人民战争必须在农村和城市中联合发展，农村是武装行动的主要战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秘共的创建和重建过程，都使我们联想到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二者在很多地方何其相似乃尔！尤其是贡萨罗对“秘共”的重建，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重新洗牌”简直如出一辙，“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激烈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者。而贡萨罗主席被捕后，秘共出现的内部分裂和“整体转向”，更使人想起中国的1976年……

　　五

　　历史上任何革命都离不开领袖人物的发动和推动，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同样，如果没有贡萨罗主席，秘鲁共产党和“光辉道路”也不可能在秘鲁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1992年贡萨罗主席被捕后，“光辉道路”实际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贡萨罗主席的逝世对秘鲁革命已经不再构成实质意义上的打击。

　　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已死。革命绝不会因为某位领袖人物的去世而完全终结。它只可能被暂时中止，就像一首宏大交响乐，暂时的中止往往意味着新的开始，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将是新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是一个幽灵，只要世界上存在剥削和压迫，它就随时可能被召唤出来，像灵魂附体一样，以某种我们似曾相似的面目重新出场，并再一次震撼世界。

　　谨以此文

　　向杰出的马列毛主义者，秘鲁共产党领导人贡萨罗同志致敬！

　　（本文的写作参考并引用了“知乎”上沙菲文章《秘鲁：秘鲁的人民战争》，“光联先锋”公众号报道《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领导人贡萨罗在狱中逝世》中的部分内容，在此表示感谢。）

　　2021年9月13日

　　附录

　　你们将见证人民战争的胜利

　　——在秘鲁警察总局的演说

　　秘鲁共产党主席　贡萨罗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秘鲁共产党的同志们：

　　人民游击队的战士们，秘鲁人民：我们生活在历史上著名事件繁多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不要自欺吧。“现在我们要准备一切势力以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让我们继续打胜战，”直到最后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才在堑壕里打仗。我们也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战争的理想而打仗。这就是我们经常干的、正在干的、将要干的事！

　　有的人把现状看作我们的巨大失败。他们只梦想罢了。如今我们给他们说这简直是道路的弯曲而已。道路的弯曲，就这么简单。况且道路虽然长，我们也会沿着它走到底。我们会完成我们的目的，我们会胜利！你们会亲眼看到！

　　我们要继续扛起光辉的中央委员会第三届全体会议所指定的任务。第三届全体会议已经开始了，也会继续。我们会继续实行人民战争夺政权的计划。我们要继续发展第六次军事计划。那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同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实行它！

　　今日民主主义道路已经开始展现为人民解放的道路！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中工作。“现在我们在这道路上走到哪儿了？到战略均势了！”否认这些证据没有用。我们看看秘鲁的历史吧，特别是第十八、十九、二十世纪，而了解历史的教训。不了解这个的话你就盲目。首先有西班牙统治。这西班牙统治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极为严重的危机啊！因此，秘鲁就分裂成压迫者、被压迫者两部分。从那个时代就看得出政府现代政策的来源。然后，过去的世纪有什么呢？英国统治。结果呢？另一次严重的危机而其后果，与智利的战争。不要忘了吧！结果如何？秘鲁失了一部分国土！

　　我们在二十世纪怎么样？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压迫着我们。这是实际的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后果呢？如今，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对人民的空前的危机。十二年斗争向人民表明了秘鲁政府、军队腐败透顶。他们只是纸老虎啊！

　　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促进人民的解放运动而发展人民战争。建立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天来到了。建立一个以人民游击队为基本的人民解放阵线的一天来到了。我们就要这么办，我们正在这么办，我们将要这么办！

　　毛泽东思想不断地向前进，以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浪潮。大家都要了解这一点。谁有耳朵谁要听，谁有理解力，谁要利用它——而我们都有理解力！我们要扫除一切侈谈吧！负责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反势力正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这是每个人都要知道的事。我们不能再忍受！够了吧！

　　“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明年是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我们要庆贺！”我们要一次忘不了的庆祝会！“我们今年会开始庆贺，明年会结束”。我趁此机会向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的人民大众，致敬。秘鲁一切共产主义者：人民战争一定要胜利！我们要相信将来秘鲁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光荣的秘鲁人民万岁！

　　[根据秘共驻外组织的正式文本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