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中文已死？卷土重来的阶级呻吟

　　文 / 欧洲金靴

　　突然就被刷屏的《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看得我实在胃泛酸水，浅拙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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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来说，文字的使用权和改造权在历史上一直以来都为精英阶层所把持，不论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诗词，还是“深藏内府处，一书惊天人”的长著，长久至今，文字始终是一门曲高和寡的艺术。

　　属于底层大众的只有“说”，而“写”永远是精英阶层的特权。

　　情趣是他们写的，政治是他们写的，历史也是他们写的，就连底层大众都是他们的笔象之一，他们才是垄断一切解释的“周期律性”的势力。

　　著名诗评家张同吾先生就曾认为：“在所有的文学当中，诗歌是一种精英文化，尤其以古典诗词为甚。”

　　上可以文案依附权力，“以诗谋仕”；下可以曲调取嘻人间，“以诗戏妓”——这就是旧时文人的多数“风骨”，以致绵延至今。

　　而普罗群众呢？史书长册里，他们永远只有柴米油盐、只有挑水耕田、只有织布编麻。

　　他们是官吏皮鞭下的宫殿建筑工，他们更是文坛大夫笔触下的粗鄙无用人。

　　只要一谈到底层群体，浩浩汤汤的长史之中，“愚昧”总是首选词。

　　哪怕如晏阳初先生，对农村和农民的描述也大抵不过“愚、穷、弱、私”，其中愚字名列第一。

　　著名的“祖师爷”胡适先生在诊断中国的病症时，更是提出“五鬼乱中华”的惊世学说，在“愚昧、贫穷、疾病、贪污、扰乱”五鬼中，“愚昧”为首鬼——这当然不是用来描述他自己的，而是用来描述生产“粟米麻丝以事其上”的底层群众的。

　　是群众的愚昧耽误了胡适之们的优雅，是群众的粗俗妨碍了胡适之们的进步。总之，一切都是人民群众的锅。

　　在晏阳初和胡适等精英阶层的描述里，大众的“愚昧”永远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

　　在这个判断下，精英群体显然把谋国无智、治国无方、护国无力的责任统统转嫁给了群众，底层群体不但永远是精英群体的供养者，必要时也必须充当精英群体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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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宋美龄进入美国佐治亚州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一年后转入卫尔斯利学院，学习英国文学。

　　据她在威斯里安的好友回忆，英国学者威尔士的《世界史纲》令她“欣喜若狂”，而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厌恶。

　　原因无他：《世界史纲》从宏观视角讲述了人类发展进程，而莫泊桑的作品则更多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也就是宋美龄认为跟她无关的生活。

　　后至战时，宋美龄请美国《时代》周刊女记者在重庆一家西餐馆吃饭，饭间拿起骆驼牌香烟要抽，问女记者：“你抽不抽烟？”女记者说：“不好意思，墙上有标语，‘请勿吸烟’。标语里还说，种烟草的经费应当省下来种田，增加粮食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