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再谈教材之乱：鬼影重重

2022-05-31

欧洲金靴专栏作者

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2007年9月，全国刚刚进入开学季时，上海市传来了一则重磅消息：此前大张旗鼓、所谓“隆重推出”的上海市二期课改的高中一年级历史教材，在全国各界声讨之下被正式停用。

　　舆论戏称“酝酿八年、试用三年、推广一年”。

　　一年前，2006年9月1日，就在那版受人瞩目的历史教科书被上海教委宣布正式使用的第一天，美国《纽约时报》驻华分社社长周看(Joe Kahn)就洋洋洒洒、兴奋书就了一篇措辞微妙的报道：《毛泽东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

　　八天后，2006年9月9 日，毛主席的忌辰日，周看又兴致冲冲地接受了南方系媒体《南方周末》的采访，大肆赞扬上海市“与时俱进”。

　　在南方系的话筒前，周看称：“我看到上海的新版高中历史教材里曾经长期占很大比重的强调毛泽东领导革命、阶级斗争的内容，已经相对减少了。而摩根银行、比尔•盖茨、纽约证交所都进入教科书，政治英雄让位给经济英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也是我写那篇报道的动机，上海市方面做得非常不错。”

　　那部教材，可以说是当时近三十年来去意识形态化、去阶级化、去毛化思潮向教育领域渗透的巅峰之作。

　　可以说，已经毫无保留、毫不遮掩地显示了右翼买办力量对下一代孩子所使用的教材课本的思想入侵。

　　同时，也反应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经济龙头城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旗帜性”。

　　当然，以那部“经过上海市委审核”、带着毒气的教材为节点，也为此后不久上海市的政治震动、肃清正源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从前一年的2006年秋天开始，北京市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七位历史学者就在孜孜不倦地痛批、反对、抵制上海市这部乌烟瘴气的教材，要求上海市教育局立刻停用该教材、整肃上海市课改办。

　　特别是对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学勤以“殖民有功论”力挺那部毒教材的反动观点的驳斥，最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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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七位学者的批评意见当时集中刊登在教育部所属科研机构、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内部刊物《社会科学情况反映》上，他们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上海版历史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上海地区必须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新版教材。”

　　除了发表会议纪要，这七位学者还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开会并上书有关部门，可惜一度未能撼动上海教育界的一意孤行。

　　可以来品味一番朱学勤教授的论调：“关于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我觉得既应该讲出异族统治的不一样，同时也应该讲，当时这种殖民活动在世界范围里面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客观上带来的一些文明因素，如果仅仅局限在过去殖民和反殖民的历史所形成的仇恨，今天上海外滩的那一条街就没有理由存在了。我们可以这样讲，一部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既是统治和反抗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我认为，也恰恰是多方面因素的参与，共同创造了我们沿海文明地带的历史。”

　　这就是当时上海市主流历史学者的近代史观。

　　著名文人余秋雨那个时候也站出来支持上海市的教材改革：“在这个文化乱糟糟的时代，我们缺乏一种鲜明的文化态度和文化选择，这样就很难有明确的文化形象。不能为了求稳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像前段日子上海改了历史教科书，是个很大的进步。”

　　“侵略有理，反侵略有罪”，这构成了一定时期内中国舆论与教育系统难以扳倒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配合着美国在反恐降温后掀起的亚太战略和日本右翼的钓鱼岛争端以及修改日本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事端，席卷了中国孩童们汲取养分的课堂。

　　更让人无语的是，时间并没有冲淡国内教育系统的毒味，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语文教材里的史观乱象：

　　从历史看，1920年日本外务省成立了对华情报部，陆军省成立了新闻班；四年后日本海军省又成立军事普及班，关东军成立了“报导组”。

　　日本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服务舆论攻势。

　　从1932年开始，日本陆军省开始在侵华日军中安插摄影师和文人，摆拍宣传日本军队“对中国百姓之友好”。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使用的那张“日本军人背中国老奶奶”图片，正是出自日军新闻团队之手。

　　同类型的题材还有“日军叔叔给中国小女孩一颗糖”，这个日军创作的历史小故事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阎连科（也是方方的好朋友）使用，在舆论场肆无忌惮得美化日军侵华。

　　不禁想问：我们的精英阶层、体制内的文化高层，都是些什么生物啊……我们的纳税款都养了些什么反骨反动之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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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看历史：1936年，日本关东军出资成立“弘报协会”，控制了中国北方宣传组织，高柳保太郎担任理事会理事长，板垣征四郎担任最高领导人（委员长），他们手握四大报——《盛京日报》《大同报》《大北新报》《日日新闻》，对中国爱国报纸、宣传机构则赶尽杀绝、血墨混染一片。

　　四年后，汪精卫的日伪政权在南京建立，在日本人指导下以“反共，和平，建国”为幌子，对教科书进行了颠覆式修改。

　　汪伪政权治下，由三通书局修订《国定教科书》，同时规定中国小学生必修课有《日语读本》一至四年级和《日语教学》，中国初中生必修课有《日本名作集》和《大东亚文宣论集》。

　　1945年，汪伪政权治下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如是报道：“皇军经过河南农村，正值大麦长成时，皇军不忍破坏中国农民的耕种成果，宁可选择渝军（国军）布满地雷的道路前进，皇军宁可自己冒着危险……”、“以前谣传皇军杀光，抢光，烧光，这次华北方面军下达了‘三勿’主义：勿烧，勿犯，勿杀，纪律落实到每一个士兵，无论进驻何地，井然有序。”、“无论哪一个城市，哪一个村庄，皇军一到不出几日，逃散的居民就纷纷回来，原因何在？因为日本兵对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很和蔼……”

　　他们永远在对孩子下手，里应外合，言行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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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1993年第2期的《少年儿童研究》杂志吗？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云晓文章《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一炮而红，奠定了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日本新时代侵华”。

　　那篇文章的缩写稿《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后来又发表于1993年7月号《黄金时代》杂志，成为至今都难以肃清余毒的历史暗物，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其源头正是他们受教于课堂之上的幼时。

　　1986年，义务教育政策的颁布使得更多适龄人进入学堂，语文教科书中记载的许多震撼人心的爱国故事、党史人物，也不断在人们口中得到传颂。

　　最典型如《刘胡兰》，《谁是最可爱的人》等，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文章，感染了一代代中国人，它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爱国。

　　但是，随着世纪之交一次次的语文教科书课改，一篇又一篇爱国主义文章和涉及党史教育的课文被踢出课本，最让人愤怒的无疑是2001年《谁是最可爱的人》惨遭删除。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抗美援朝题材的文章，也是极为经典的一篇纪实类教文，作者魏巍用生动感人的笔触描绘了那些为新中国的安危和全民族的阶级利益而舍生忘死的战士。

　　魏巍曾亲眼目睹朝鲜战场的残酷，因此文章中的深情也是由心出发。

　　他看到朝鲜老百姓被美帝国主义军队残杀，看到尸横遍野、家破人亡的被侵略场景，心里万分悲痛，也为志愿军战士不畏生死、勇敢杀敌的精神感到振奋。

　　为了让国人能够感受到我志愿军的英雄气概、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阶级正义性和时代必要性，他写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并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然而，这篇感动了无数国人的文章，却在半个世纪后的2001年被踢出了教科书。

　　当时如此考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章描绘过多战争画面，所谓“用词过于夸张”；另一个原因是所谓“文章主题与当今和平的时代背景相差甚远”。

　　有声音在那时指出：革命英雄主义已经不符合眼下时代观，尤其不利于中国入世的舆论环境和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这其中嗓门最大的就是时任教育部副主任王旭明，他认为《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一文章着重描写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时与美国的针锋相对，容易激发起民众对于美国的恶意……

　　这样的怪事在那个时期根本不是孤例，比如被禁播二十年之久的历史连续剧《抗美援朝》。

　　去年8月12日，电视剧《抗美援朝》的导演、也是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的李前宽老师，因病逝世，享年80岁。

　　李老师是著名的爱党爱国导演，主旋律代表作有很多：《佩剑将军》《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决战之后》《七七事变》等。

　　其中《开国大典》获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重庆谈判》获“华表杯”政府优秀影片奖、第17届百花奖优秀影片奖。

　　但是李前宽老师生平有一个最大的遗憾，那就是2000年9月在大连拍摄的那部超精品电视剧《抗美援朝》，至今死活上映不了。

　　理由就是2011年时的外事领导小组秘书长的那句苍白且直接的：“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早已过时，如果我们过多强调抗美援朝容易激怒美国人，不利于中美外交关系”

　　这部三十集的电视剧凝聚了太多人的汗水和付出，飞机坦克大炮、五次大战役全景呈现，动用了超过十万人次的部队参演，包括亚、欧、美、非等十七个国家的演员和群众演员。

　　李前宽导演那时候甚至亲自在美国招演员，报名者超过千人。

　　剧中有许多内容还是首次披露的历史真相，如巨济岛战俘营事件，直面了美军和KMT特务残忍虐待我军和朝军战俘的史实，还有毛岸英同志牺牲的场景据说拍了不下五十遍才过关......

　　剧组在大连光布景就花了三十多万，这在2000年简直是天价投资。

　　然而结果就是：死活死活死活不给你播。

　　央视前台长杨伟光2009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时，如是回答：“《抗美援朝》，外交部开始觉得要慎重。后来美国人要纪念朝鲜战争，主题是朝鲜战争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我们找外交部，说美国人敢纪念朝鲜战争，我们为什么不做？最后就同意做………但是非常遗憾，当时搞慢了，片子延迟了一年多，大家审看了都认为可以播的时候，美国那边又来了个9·11。这世贸大楼刚被炸，你再来个抗美援朝就不太好……就没有播了。”

　　据说《抗美援朝》的母盘已经被销毁，可能永世无法再上映………

　　这不得不说是党史文艺领域和人民群众的一大遗憾。

　　继续说回历史上的教材改革。

　　除了像《谁是最可爱的人》、《黄继光》、《刘胡兰》被直接剔除，还有许多爱国主义文章的内容被进行了一定修改。

　　比如：岳飞、文天祥、霍去病。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

　　欲阉割民族精神，先覆灭民族英雄。

　　对于“民族英雄”称号的使用，二十年来不断有所谓学者给出意见，岳飞等人“破坏民族团结”，不应再树立为英雄。

　　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主任余桂元，正式下令把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摘除。

　　同时除了岳飞，文天祥、霍去病等也没能逃脱余桂元之毒手。

　　余主任的观点是：“大宋的敌国金国是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而此部落后来演化成了清朝的后金，也就是说女真人融入到了华夏民族，已经不再算是侵略者，因此如果这样算的话，岳飞当初对抗的金国就不算侵略者………而打败文天祥的蒙古族，后来建立了元朝，这与岳飞同理，因此之前的冲突最多算是内讧。”

　　难怪今天的我们某些人士为了“统战”、为了“统一”，会不惜淡化我们的解放战争、甚至淡化我们的反围剿、长征，就是为了不得罪台湾省的某些势力……

　　看了余桂元这样的教改人士的发言，诸多乱象也就不足为奇。

　　对了，余桂元主任还是竭力要求将《狼牙山五壮士》从语文教材中剔除的主力军。

　　他的理由很简单：“为了中日关系，我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

　　那么，党史教育课文和爱国主义文章频频被删被改的改革结果是什么呢？

　　极尽直观：让位给崇洋媚外的西方名人虚构故事。

　　从上世纪末开始，大量吹捧西方政治人物、历史事件的外国小作文，被作为语文教材的正式课文进入了中国学生的课堂。

　　比如《爱迪生救妈妈》、《华盛顿与樱桃树》这类文章的毒害影响十分深远。

　　以包容开眼为表，实为文化渗透甚至传教。

　　世界上第一例阑尾手术是在1886年完成的，而那些年的课本中却说爱迪生是七岁帮助医生完成阑尾切除的——爱迪生七岁才1854年。

　　作为主力传播者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后来也通过检查并进行了说明，认为故事并不是教材改革后由人教社加入的新故事，而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版，人教社只是2002年收录进教科书而已…

　　这样的解释显然难以服众。

　　如此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小学课文《蓝色的树叶》，文中提到了中国小朋友不愿意借笔给另一位小朋友，导致另一位小朋友画出蓝色的树叶，悄悄地表现了“小气自私”的中国人形象。

　　再比如《地震中的父与子》，原文出自1944年的一本心灵鸡汤，故事原本的发生地是欧洲的亚美尼亚，并不是美国，但到了我们中国孩子的课本里，就被教育系统内的黑手改成了美国。

　　在历史演进的进程中，许多鬼影的摇曳是抹不掉的。

　　1982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的要求。

　　随着改革措施的推出，历史功勋人物、特别是领袖伟人占据教科书主要版面的情况逐步扭转：人民领袖成了配角，革命历史成了偏门。

　　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温立三，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副主任，开始主编中学语文教材，2014年被安排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

　　在温立三的笔触之下以及选择素材的视野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成了一片黑暗，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乃至未来更是让他“痛心疾首”，甚至一度扬言“希望美国应当准备动手灭亡我们……”

　　梳理一番这位教育大拿的言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垃圾民族，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是一个最善于自轻自贱的民族；

　　我一想到美国，就会感觉中华民族真的不配在这个地球上存在；

　　是西方文明改变了中国，我们却不知感恩；

　　侵略者和殖民者是文明的播种者；

　　我们的教科书应该由美国人编写；

　　邱少云有什么值得纪念的？火葬场烧尸体它也会翻个身…

　　2017年7月6日，国务院终于下发通知，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旨在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关工作。

　　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延东同志担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研究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研究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组织、协调各地区各部门有关教材工作，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

　　“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一句话表达了历史的真相：过去三十余年，我们的教材在意识形态层面是紊乱失序的、是杂乱不堪的、是扭曲反动的。

　　这是乌克兰的中学教科书《乌克兰历史导论》里的班德拉章节：

　　班德拉，我之前已经写过很多了，纳粹德国的附庸、东欧战场赫赫有名的法西斯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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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2年开始，乌克兰的课堂已经推行了这套教科书，起初阻力很大，许多从苏联时代走来的老师拒绝将班德拉称为“英雄”或“国父”。

　　然而乌克兰教育部在美国的施压和内鬼的操作下，威胁拒不配合的老师会受到停职等处罚，强行普及这些带着毒气的教科书。

　　当时，担任乌克兰历史课纲编撰工作的顾问就是美国人。

　　二十年来，美国人指挥了乌克兰孩子的教材，又指挥了乌克兰纳粹的军队。

　　在课本中，列宁是侵略乌克兰的屠夫、苏联是占领乌克兰的帝国、社会主义是最恶的制度——而美国和资本主义是乌克兰人民的救世主。

　　这些毒教材的编写和审订都是由美国豢养的教育NGO在各国策划，随后传入乌克兰境内的亲美知识分子手中。

　　通过修改历史课纲，乌克兰的下一代孩子们纷纷认贼作父，并把羞辱苏联老红军当成是“时尚而勇敢”的皿煮行为……

　　这一套，美国人玩的太熟悉了，因为当年的苏联就是这么被美国和内鬼玩死的。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曾设定“所有的高校都必须要上三门思想政治课，师范类的还要多加一门”的硬性规定，三十年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治下的苏联教育界则产生了巨大的裂缝。

　　苏联在1986年和1989年进行了两次哲学课改革，最终形成了《哲学导论》课本。

　　这个课本对全苏教育改革和舆论意识形态转向造成了重大影响，戈尔巴乔夫打着“在苏联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的旗号，率领教育系统和新闻业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

　　1988年6月，苏联教育部门做出决定，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并取消学校的历史考试，直至供学校使用的新的更真实的苏联历史课本编写出来之后才恢复。

　　一年后，苏联高等院校更是取消了许多传统的社会科学课程，如取消“苏共党史”，以“20世纪社会政治史”代替；取消“科学共产主义”，以“现代社会主义问题”代替；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以“哲学”代替；取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美学原理”，以“伦理学和美学原理”代替……

　　苏联的大中小学成为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阵地，一些能说西方辞藻的自由派教师被捧为“学术大家”。

　　1989年，苏共退党人数为十四万，1990年上半年达到了三十七万，苏共二十八大召开后的七八月时间里又增加了三十一万人。

　　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在最近一年间，共有四百二十万党员退党……”

　　对此，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看法是：“苏联的改革正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苏联的新一代年轻人正在呈现不一样的面貌。”

　　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在日本，在韩国，在伊拉克，在欧洲，在台湾省，在几乎每一个被美国人渗透的地方，他们都是这么做的：

　　跋

　　去年4月6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沙塔尔·沙吾提以分裂国家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庭庭审中，依法保障其各项诉讼权利。

　　以沙塔尔·沙吾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长年来将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内容编入少数民族语言教材，在新疆印发近2500余万册，面向232万名维吾尔族在校学生及数万名教育工作者，使用时间长达13年之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自2002年起，沙塔尔·沙吾提在上述职务任职期间，以分裂国家为目的，利用主持编写、出版中小学民族文字教材工作之机，多次釆取单独授意和召集会议等方式，组织阿力木江·买买提明（时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已判刑）等人，专门挑选多名具有民族分裂思想的人员进入教材编写组，上述人员在编写教材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沙塔尔·沙吾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

　　经法院审理查明，沙塔尔·沙吾提在传达教材编写、出版工作要求时，违背教材编写宗旨和指导思想，以突出“地方特色、本民族特色、体现本民族历史文化”为幌子，极力要求在教材中编入宣扬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思想的内容，以达到“去中国化”的分裂国家目的。

　　同时，沙塔尔·沙吾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505.27692万元。

　　经审查，这起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教材事件中查处的具有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内容的问题课文共计84篇，其中2003版41篇，2009版43篇（其中22篇选自2003版“问题教材”）。

　　现已查明，在上述教材影响下，阿不都沙拉木·阿不都外力、木太力甫·库尔班等人（均已判刑）参与实施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阿布力孜·热西提（已判刑）参与实施了“4·30”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暴力恐怖犯罪活动；阿提坎木·肉孜（已判刑）参加中央民族大学原教师伊力哈木·吐赫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并成为其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