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必须肃清各领域「山头主义」的封建遗毒

　　通过近日被曝光的吴勇、吕旻、吕敬人的毒教材事件，过去那些曾经被新中国覆灭的封建沉渣再度被舆论泛起：山头主义，圈子文化，裙带关系，学术门阀，家室宗亲。

　　我是你的师父，你是我的徒弟，他是我的子女，你是谁的同门，谁又是你的连襟，他又是谁的乡党，谁又是他的朋羽……

　　长久以来，以“同乡”“同学”“同门”等为纽带的封建门阀文化，在党政机关和各界管理机构中成为了组织架构的塑成核心，悍然凌驾于党的组织意识形态之上。

　　通过“家天下”“一言堂”“一姓室”等，直接弱化了党的领导，并“有效”对抗了层层审察，为体系式腐败提供了族群化的温床。

　　1

　　作协、足协、艺协，以及各大高校内部，甚至包括太多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政府，这种乱象层出不穷。

　　我本人是体育从业者，我说一个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领域：足球。

　　现任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被舆论视作中国足协内部“沈体系”的血脉延续（之前沈体诞生的足协话事人为2010年落马的南勇）。

　　从南勇的沈体老师韦迪，到同样毕业于沈体、被韦迪提拔的于洪臣，直至接替于洪臣坐稳足协党委书记的杜兆才——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坛乃至沈阳官场，一直在中国足协存在感十足。

　　从历史看，早在1984年，国家体委向六大体育院校“要人”、培养后备军，当时沈体一家就被要去八人，南勇恰在其中。

　　一直到南勇1999年进入足协至今，沈体的话事权地位异常稳固。

　　犹记之前我在赵本山的东北往事里写到的世纪之交那场震惊国人的沈阳官场地震——“慕马案”，那时帮助沈阳这座城市走出政治阴影的，正是回报第二故乡心切的沈体毕业生，南勇。

　　其时，主管十强赛主场划定大权的“南头”，通过将国足十强赛放在沈阳五里河，从而力助沈阳在绿茵场上重焕生机。

　　一度，随着2010年接替崔大林分管足球、2014年正式直管足球的蔡振华上任，昔日足协内部的派系之争——“沈体系vs北体系”——被认为烟消云散。

　　但是2015年末于洪臣当选足协执委、2017年中杜兆才又接替于洪臣坐镇党委书记，“沈体系”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忆往昔，另一派的“北体系”曾人众伍壮：从高层的谢亚龙、薛立、杨一民，到中层的郎效农、冯剑明、朱和元、马成全、张建强、郭辉、林卫国、李冬生等，谢亚龙更是曾任北体大副校长，在足坛威严一世。

　　同时从全局来看，足协内部曾经的“北体系”其实是分割于体育总局内部的“秘书系”，其领袖自然还是担任过首任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

　　伍绍祖父亲伍云甫，为前中共中央秘书长、红军电台奠基人，伍绍祖本人则是我国《体育法》的主持者。

　　这般提携力度，让谢亚龙仕途平顺，麾下“北体系”在中国足协也向来驭权得心。

　　直到2010年9月，谢亚龙等人的锒铛入狱才宣告了“北体系”的覆灭，此前一直被压制的沈体人开始在韦迪的带领下登堂。

　　之后，由于蔡振华、张剑等“清流派”人士被委任入局，中国足协长达十年之久的派系宫斗，结束了一个阶段的纷争。

　　足球领域的门阀提携、宗派斗争是个典型案例，其他领域莫不如是。

　　2

　　去年4月，深扒方方老婆娘武汉大别墅的明德先生再立一功，挖出了大牛：陆定一家族。

　　陆定一曾在1966年匿名信事件中称妻子严慰冰有精神病，所以才会写一堆匿名信（而且还栽赃给王光美）想搞臭林家，林彪甚至后来不得不在政治局会议上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是处女，闹剧一大堆…

　　1982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中国作协体制；同年，严慰冰加入作协。

　　一个精神病患者竟然能够进入作协，试问这是个什么协会，体制内大牛们的疗养院？

　　1966年时，陆定一的中宣部已被毛主席批评为“阎王殿”、“死人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是遏止文化大革命上升到政治高度的阻力。

　　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曾任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局局长和中国防卫科技学院副院长，并在《XX春秋》杂志发过文——2013年2月27日（十八大召开后不到半年），陆德在《炎黄春秋》哀叹：“我们这代red二代，只能执政这最后的十年了。”

　　唐小禾是陆定一第一任妻子唐义贞的二哥唐一禾的儿子，任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武汉，鄂城，鹅城，那里是某些人的“老巢”，是固若金汤的碉楼。

　　林老总在1967年8月9日曾有这样一句话：“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

　　由武汉继续向西看，「学阀」的固若金汤在巴蜀之地同样坚韧——还记得那位以死为谏的毛洪涛吗？

　　自2014年王清远就任成都大学校长并通过“接受女学生深情一吻”而垂名舆论以来，至2020年的六年时间内，成大换了三任校党委书记——2015年1月27日～2017年3月23日，毛志雄任党委书记；2017年3月23日～2019年3月1日，罗波任党委书记。

　　之后，就是自杀的毛洪涛。

　　这样的党组一把手更迭速度，于中国官场实在是罕见。

　　朗朗校园之内，校长成为一手遮天的黄四郎，书记沦为跪着要饭的马县长，谁是摆设的县衙，谁又是先判案的讲茶大堂？

　　2013年3月12日，我们党步入新时期前夕的关键节点，人民日报曾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要宽容改革失败者》。

　　“改革”，是一面金光闪闪的免死金牌，一切在“改革”名义下进行的操作，其失败都是可以被宽容的。

　　历经近三十年的“改革”，昔日某一阶段的中国舆论场早已不谈巩固公有制、不谈高举马恩列斯毛、不谈坚持党的领导，那是一个各级党委沦为加里宁、沦为晁盖的时日。

　　如孔庆东教授所说，那时候在中国的高校，哪个教授要是在讲台上宣扬毛主席、宣扬党，那简直看起来是“有毛病”。

　　那么“没毛病”的是什么呢？学术组织的官僚化和学术行政的宗族化。

　　也就是上面我用的那个词：学阀。

　　学阀与军阀、财阀、门阀齐名，均是封建时代产物，理应是以工农阶级利益为上的共产党的阶级死敌，却在执政的岁月大潮中成为了党的组织体系的形态之一……

　　从1992年未名湖畔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兼院党支部书记的解万英教授，到2013年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梁锡昌教授，多少纵身一跃的学术生命逝去，在控诉着中国党政分离之下学阀高校校内的污黑生态。

　　校长成了地头蛇，博导成了资本家，黄四郎们不再拿枪，而是纷纷戴上了博士帽。

　　文革中那些被打倒的学阀重新拔地而起，而地方山头主义与官僚主义崛起的结果就是党委领导制的灭亡。

　　来一赏卷土重来的学阀士大夫们的学问与优雅：

　　贾平凹女儿贾浅浅“诗作”

　　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周百义

　　这就是当今体制内顶层文坛的大家，为人民群众打造的文字生态：遍地荤臭，肛腥横流。

　　但是他们却淡定不乱，甚至会骄傲地捋捋头发：“这是艺术，你们这等土老帽不懂！”

　　1962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给彭真、刘仁的批示中曾这样说：“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都说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实上又何止五十年。

　　由高校领域延伸的，是教育市场化、医疗私有化、企业自主化，乃至到了十年前南方系新闻集团最为猖獗的顶流巅峰时，“军队国家化”都被喊上了主流媒体的台面……

　　2015年6月天工大女生实名曝光老师性骚扰，2016年8月北师大学生发布《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揭露北师大某学院副院长教授性骚扰女学生，2016年10月学生匿名举报称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刘某性骚扰女性，2017年7月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学院张翼德老师被曝光在课堂上传播具有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意味的言论并利用考试成绩和保研名额威逼利诱女学生进行性交易，还有2020北电A廖沙性侵事件——全部不了了之。

　　至于去年的某网红医生铁证如山的抄袭实锤都能被“护犊子”，独立王国早已悍然成山。

　　在今天更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中国各大高校早已启动了模仿西方高校的“校友捐赠制度”，通过“知名校友”（多是资本家）的捐款，搭建企业圈子和名校圈子的护城河闭环（资本家子女优先入学/优秀毕业生优先入职）。

　　同时。还能互相粉饰——名校需要名企的资本，名企需要名校的洗白背书——毕竟，“投资教育”是仅次于“投资慈善”的资本胭脂。

　　而这，也就形成了学阀和财阀的利益勾连、深度捆绑，永葆圈子和家族的精英化，即“阶级的永不降级”……

　　3

　　再把目光放到杭州，去年夏天的周老虎记否？正是江浙圈子的集大成者。

　　话从杭州蚂蚁集团有一家全资控股公司“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说起。

　　这个上海云鑫是优城联合的股东之一（出资166.67万元，占股14.28%），而这个优城联合，大有来头：它不仅是宁波地区唯一一家由阿里系投资的企业，还涉足浙江地区的地铁支付和大数据业务。

　　同时，优城联合的创始人不是别人，正是周老虎的弟弟，周健勇。

　　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是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在经过后续的股权变更后，蚂蚁集团副总裁、战略投资部负责人纪纲担任了优城联合的董事。

　　从宁波到舟山，从温州到杭州，作为商人的弟弟周健勇，其生意一直追随着作为官员的哥哥的仕途足迹。

　　一直到2020年12月31日，温州幸福轨道交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的中标人竟然还是这个优城联合。

　　那段时间，正是由方向——浙江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主政温州市的纪检工作。

　　去年9月25日，方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在那一个月前，周老虎刚刚落马。

　　方向是在职的浙江厅局级官员，又是实权省直部门的副厅长，上任仅仅半年，其与周案是否有勾连？这不难猜测。

　　去年8月16日，在周老虎落马前夕，浙江省民政厅召开数字化改革第三次工作例会，会上方向还曾作为排名靠前的副厅长出席。

　　还有一点：方向和周都有过温州市主政经历，一个是市委一把手，一个纪检一把手，一前一后相衔接……

　　可以观摩一番周老虎的「宁波圈子」。

　　就在周老虎落马前三天，杭州市委原副书记马晓辉主动投案，交代问题；

　　再一个月前，退休已六年之久的浙江省委省政府原接待办主任张水堂，主动投案，交代问题；

　　再两个多月前，宁波海曙区原党委书记褚孟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浙江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马晓辉，浙江慈溪人，实为宁波人，为周老虎1996年至1998年在浙江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的同学，与周都在温州、杭州等省内重镇先后任职，还曾在褚孟形的老家当过县长；

　　张水堂，浙江淳安人，实为宁波人，与褚孟形妻子、浙江合创（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敏春，关系密切；

　　褚孟形，浙江宁海人，实为宁波人，马晓辉多年的浙江省内（宁海县）主政同事。

　　当时，还有一个浙江宁海籍（实为宁波人）的副省级官员进入了舆论视线。他在2010年2月后与周老虎共同任职宁波市；一年后，他们的队伍中又插入了时任宁波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党组书记褚孟形。

　　「宁波圈子」，就是这么形成的。

　　除了这个「宁波圈子」，另一座山头「温州圈子」同样伴随着水落石出而土崩瓦解：马晓晖投案后不久即去年9月14日，已提前退休四年的温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禁毒支队支队长陈先微，宣告落马。

　　陈先微是温州警界绝对的大佬，任职期长、人脉广泛，曾任温州市瓯海区委常委、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局长，在温州几乎无人不晓，

　　就这样，短短一个月内，三位有过温州要职部门主管经历的官员相继落马，「温州圈」几近崩塌。

　　浙江省内山头主义下的圈子文化，伴随着拍死蚂蚁集团的余波，被彻底的一锅端。

　　4

　　昔日令氏家族在山西省内的“西山会”，苏氏家族在江西省内的“赣帮”等，在十八大后悉数被打掉。

　　包括卸任不久的内蒙古大员布小林——标志着乌兰夫家族完全退出了内蒙政坛（当然，并不影响乌兰夫同志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都彰显了党中央打掉山头、割除宗族门阀的决心。

　　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领袖曾有这样的表态：

　　“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不能缺位错位、本末倒置。”

　　“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

　　2015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领袖又有雷霆万钧的发言：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

　　“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

　　压灭山头主义、割除宗亲主义，这样的组织原则打磨始于毛主席。

　　毛主席曾有剖析：“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开展相对独立的游击战争时，就出现过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批之为“山头主义”。

　　后到抗日战争时期，党和革命队伍内部又一度严重地存在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妨碍着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的增强，也使得延安整风和七大在党史中的地位格外重要。

　　就主观原因而言，毛主席认为山头主义是由党内教育不足造成的，从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到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建政建国之前，党和军队的每一次重要自我革新无不带有鲜明的“去山头”、“去门阀”、“去宗亲”的色彩。

　　因为山头的一旦形成，一定会伴随着封建性质的地方独立王国的拔地而起，紧跟着的就会是严重的腐败和全国革命凝聚力的下降。

　　这在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的背景下，就更加凸显危害性和大力整治的必要性。

　　国际反华势力呈现歇斯底里、孤注一掷的状态，美西方集团谋求转嫁内部无法承载的压力、以对华战争行为释放国内危机——百余年前如此，百余年后依然如此。

　　跋

　　1927年10月6日，作为委员的毛泽东曾在财主林凤和家里面见袁文才。

　　这个林凤和当时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后来的土改中毛主席三令五申要延续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待地主富农也要采取教育改造的路线。

　　然而，林凤和被没收了土地之后，村里的党委竟然不给他饭吃。

　　没有办法，这位对中国工农革命有功的旧地主最终在自家后山自杀而亡。

　　林凤和在自杀之前其实是想过给毛主席写信的，他想揭发基层过左的官僚主义手段、阳奉阴违的懒政行为，但是信件一概寄不出去。

　　毛主席也曾打听过他，从北京派人来找过他们，但是井冈山当地的干部却搪塞：“他家没人了”……

　　多年后，林凤和的孙媳妇进一步揭露真相：“地方上一直不愿意让外面知道林凤和自杀的真相，是为了掩盖他们在执行中央政策时不负责任的'左’。不是毛主席的土改政策不好，而是具体办事的人执行过分了，执行歪了。以后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又把什么错都推到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吊楼前那两棵金桂花树，有人出一万五千元买走，我没有卖，我不能卖。吊楼和金桂花树都是毛主席当年来大仓村的见证，我相信国家会管这件事。”

　　毛主席的秘书王力曾说：“毛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972年8月，武昌，年近八旬的主席回忆：“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

　　只有现实足以教育人心，足以让今人理解曾经那段历史的伟大与必须。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炮打冬宫”，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