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绍华：文学作品就只能是批判性的吗？
有人命题，文学作品的功能只能是批判性，文学作品有批判才能有生命与灵魂。
我想这里可有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如果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开展大辩论，那是永远谈不到一块去的。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展现、寓教于乐。主要作用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通过美的审视、欣赏，发挥文学作品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的作用。由此，引伸出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具有批判的功能和歌颂的功能。纵观中外文学作品，也都有批判性、歌颂性的作品。无论文学作品怎么高于生活，但其素材也还是要源于生活的，其升华也还是要客观反映生活的事实、本质及其规律的，既然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因此就必须是具有批判性与歌颂性的双重功能。文学作品总是在客观生活中产生灵感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否则就真的会丧失其作品的生命与灵魂了。《红楼梦》是一部批判性文学作品，用“假语衬、真事隐”的艺术手法在批判那个封建社会制度的同时，又以一根爱情主线，歌颂了红楼梦大观园中特殊女性的反抗精神、歌颂了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长篇小说《焦裕禄》，以感情饱满的艺术手法，歌颂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其无私奉献的人物形象，鼓舞和引导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们，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创造辉煌。
【长篇小说《焦裕禄》（“五个一工程”奖）】
有人说，“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而中国百姓拼命抗日是中国民众心胸狭隘。如果早接受日本人的东亚共荣（殖民统治），中国早就发达了。”也有人质疑：接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主张不战而降，这是卖国主义，是汉奸逻辑，没骨气没志气的表现。一旦成了亡国奴，还会有好日子过吗？还会有中国当今社会在国际上现有的地位吗？那种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写成是对中国的救助，把中国军民的抗日说成是民族狭隘、不识抬举，这种颠倒是非，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作品会有长久的生命与不朽的灵魂吗？
侵略者都说要丢掉民族主义，去融入国际主义。自立者认为，只有维护了民族主义，才能真正拥有国际主义。这两种观点谁对谁错，自有公论。
我们要歌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可有人却要对反法西斯战争批判指责，他们认为“落后、弱小的民族就应该接受优秀、强大的民族‘帮助’，就应该接受殖民主义统治。抗拒只能是延误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他们认为只有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才能引导人们走出原有思维定势的误区。所以他们认为，文学作品的功能只能是批判的功能，文学作品必须坚持批判。
文学作品到底是坚持批判，还是主张歌颂？我认为这要看作品反映的东西是什么，根据作品本身要反映的内容，及要达到的创作目的而定，要体现“五个负责”的精神。需要批判当批判，哪怕“鸡蛋里面挑骨头（孵化过的鸡蛋里确实有骨头）”；需要歌颂就歌颂，给进步与贡献鼓鼓掌。
目前，霸权主义在国际上仍有较强的势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上风。我国文学作品在国际上获大奖的不多，有的作品还是以丑化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文化为代价而获奖的，这就有意或无意地迎合了国际反华势力的意识侵略、颜色革命的需要。至于那些别有用心，有意违背史实、违背民族利益、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别出心裁而写出的文学作品，即使在国际上有一定的位置，也为国人所不耻。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现代中国，已不再是鲁迅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目共睹、举世共认。批判已不再是中国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正面引导社会的发展、人性的向善，才是当今文学作品的主要任务。以歌颂社会主流、恰当鞭挞弊病，两车齐驱并驾，才是正直的、有觉悟、有素质的文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和使命。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往往要维护“凭本事与能力吃饭”的所谓“公理”，把走共同富裕之路认作是侵犯他人权益，是违背人性的。认为国人的这种“共富思想”是由民族的劣根性所造成的，要批判，要转变。认为应该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理”，让“弱者”自生自灭。所以，他们坚持要用批判的态度对待我们身边现有的一切做法。这就难怪他们总为资本主义制度，为霸权主义政治叫好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嘛！
试想一个人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哭哭啼啼、疾病缠身、萎靡不振的人；周围总是堆放着垃圾、熏蒸着阴气秽气的人，这人耳濡目染的都是痛苦与阴秽，他的精神状态能会好吗？如果他的身边围着的是一群积极向上、阳光灿烂之人，展示的是美好与欢乐，同时也有温馨提示（告知其，身边有病患者，让其知道不健康地生活也会像这个病人一样痛苦与难受，使其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那也是必须的）。如此这般，即使这是个消极待世之人，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好氛围的感染与熏陶，是不是也能阳光起来，变得积极乐观、蓬勃向上呢？所以，文学作品总是去揭露、展示阴暗面，悲观厌世，是会产生误导而让人心灰意冷的。所以，在揭露、展示阴暗面的同时，更应注重歌颂、彰显光明面，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作品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的积极作用。
有人爱看阳光和鲜花，也有人爱找谎言与阴秽。有人愿把大家置于幸福与美好之中，让其受到影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正面引导，纠偏去邪，对人生充满希望。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和他人置于一片呻吟与哀叹之中，使自己和他人都感到暗无天日，悲观失望。看不到光明与希望，从此消极、从此厌世、从此堕落、从此沮丧。
世界本来给人们呈现出的就有阳光与阴暗，生活本来给人们的就有福惠与麻烦。一方面给你享受生活，一方面又会产生“生活垃圾”，我们总不能害怕产生垃圾而因噎废食吧。何况现在科学处理垃圾的条件越来越好，不正说明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吗？
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也许说的是真话，但不一定说的是真理。一眼就看到的鲜花，虽然花姿美艳，但它不一定就不是毒草。我们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是有思想和洞察力的，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正确面对现实，所以他们总是能在逆境中看到阳光与鲜花，化腐朽为神奇。也有一种人，他们在通常情况下，都只会把别人讲的话当作谎话，对所有的东西都只看到反面，无视正面，以致使自己掉进阴沟里总见不到光明与温馨，得不到香气与美味。
我们都认为正直的人应该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善意的谎言不在这个概念内）。那种用假话、假数据欺骗自己人，欺骗民众的做法，用粉饰过的政绩向上邀功，是不可以容忍的。这种人就属于别有用心说假话、做假账的人，是阿谀奉承，谄媚讨好的那种小人与奸臣。我们应当予以鄙视与揭露。我很赞同：对自己人、对人民大众就应该讲真话、说实话。“诚信”，这是为人处世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但对敌人，对外国间谍、商业间谍、军事间谍……就不能不加思索地都讲真话了。这也是最起码的道德、法律规范所要求的。
有朋友参与我们讨论上述话题时，给我们分享了个视频，视频里面的演讲者好像是个偏执狂，演讲的内容也很极端。命题本身就站不住脚，什么《“歌颂”是小人，奸臣的利器》。有一定常识的人都知道，谄媚讨好、拍马溜须与颂德扬善、歌颂美好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谄媚者是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是为了得到主子的赏识，是为了达到谋取私利、加官晋爵，甚至达到篡位夺权的目的。而颂扬者是为了对有进步、有创新、有业绩、有贡献者予以表彰，是对真、善、美的褒奖。目的是弘扬正气、崇德扬善。歌颂与说恭维话，虽然两者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内容、目的均有不同。况且，对好的事物予以歌颂的也不都是小人、奸臣，对是非性评判总持反对态度的也不都是君子、忠臣。每个社会都会程度不等地存在阴暗、罪恶的一面、对其存在的弊端应当予以揭露与批判，哪怕“鸡蛋里面挑骨头”。但是，看问题时，上下左右都要去看才能看到全面。看社会既要看社会的支流，更要看社会的主流，这才符合辩证法，才能对社会状况作出正确的评判。对待社会不能也不可能像对待一碗有鼠屎的面，一碗有鼠尸的粥，一倒了之；不能一概否定，搞历史虚无主义。唐朝也有阴暗与罪恶的一面，但我们仍称其大唐盛世。对唐朝的阴暗面，我们要研究它、认识它，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对唐朝的兴旺面我们也要研究它、认可它，以便古为今用，承前启后。所以，那个视频中的立题与演讲都具有偏执性、片面性、不科学性，属强词夺理，不能令人信服。可作为一个笑料，奇文共欣赏也。
该视频开篇举的例子也不现实、不靠谱。试想有谁把有着鼠屎或苍蝇的面碗，在捡掉鼠屎或苍蝇后，使其变为“好面”而食之的？又有谁明明发现了面碗里有鼠屎或苍蝇，还违心地说“虽然这里有鼠屎、苍蝇，但总的来说还是碗好面嘛”，继而食之的。常言道：“一只死老鼠，坏了一锅粥。”无论是有鼠屎的面，还是有鼠尸的粥，人们都不会对它抱有能转为好面、好粥的幻想，都不会再去食用它了。所以演讲者找了个比喻不当的例子，实在没有说服力。
【新中国长篇小说代表作“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
亲爱的朋友们，头脑多些思辩、眼光多看远点，让自己心态更阳光，理智面对一切，才能享受福惠。不要悲天悯人，而应自强自立。碰到邪恶，绝不彷徨，正视人生，勇往直前。让主流的力量改变支流的走向，生活会变得更美好，人也会变得更欢畅。
顺便讲个笑话：有个父亲教育他儿子时说，“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懂事的东西，尽给我惹祸，早知如此，就不该生你了”。儿子对父亲讲这话很反感，于是反驳地说出了他一直埋在心里，想说又一直没有说的“大实话”：“你以为你生我之前，真的想的是为我好吗？你那是为了‘快活’，不幸留了种，才把我带出来的。”看来，这个孩子敢讲真话，但也太幼稚，而且从小就心底阴暗，爱把人往坏处想。
有的人总认为自己是公正、真诚、正直的化身，总是要去抓谎言、追真相，还事实本来之面目（当然为了进步与正义，勇于揭穿谎言、追踪真相，还事实本来面目也是必须的，其行为可嘉。但如果带着偏见、刚愎自用，胡弄他人，那就是别有用心了），他们说：“看到是什么，就应该说什么，这才是文人的真诚与良知”。哈哈哈，背离“说话要负责”的原则，去说“童言无忌”的话，这不与这个孩子一样吗，总不能永远不明事理，永远长不大吧。有个曾红极一时，口口声声说自己就是要讲真话，说让他不讲真话，他根本做不到，可就是他那些以写“乱性”暴露社会、人性丑恶一面的作品，全都是他臆造出来的，其描述的情节污秽至极、不堪入目。
“人嘴两块皮，正过来能说，反过来也能说”，关键是看你怎样说，说了之后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还是会误导人们？如你真能象鲁迅那样正确地诊断出社会弊病，又找到对症下药的疗法，我们会欢迎的，会支持并耐心期待着的。所以，那些自诩为“社会弊病专治家”，自认为是当代鲁迅的人们，果真能负责任地诊断出社会疾病，又能对症下药地开出处方，那就请你们为公平正义、为社会进步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吧。
有人说，我们现在社会的最大弊病是缺少真正的民主与法治，法治其实已演变成人治，正是这种人治，把我们管得死死的，已谈不上什么公正与自由了，舆论监督也已经形同虚设。是这样的吗？事实是，由于合法的监控技防、合法的舆论监督，防范水平逐步提高，监督作用日趋精准，才使得人民群众有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我们需要法治，同时也需要德治。两条腿走路，否则就会瘸腿。法治讲的是以法律规定与程序去管治，以完整详实的事实证据链去追究。德治是以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个人道德与良心，去约束自己、管治他人。法制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有其严肃性、强制性，不可违性、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法律规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变化、时代的更新而变化而更新的。由于法律本身的不完善、不健全，若在犯罪侦查过程中又缺掉了关键的证言、证据，这时就会给犯罪分子有逃脱罪责的机会。那些昧着良心的法官，往往会利用法律的不完善，不健全，或利用证据的不充分、不确定性，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这时德治的作用往往会胜出法治，对其展开攻心战术，犯罪分子纵然想逃脱法律的追究，但他在德治的审判台面前往往会心虚，会因为终身要受到道德良心的煎熬与谴责而服罪。更多的人受德治的影响，平时就十分注意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使自己能够永远不去越轨。但德治也有德治的随意性、局限性。德治是凭讲道德讲良心去维持的，如果这个人原本就不相信道德良心，做了伤天害理、违法犯罪的事，那就只能对其依法追究责任了。这时法治就显得尤为重要、尤有威力。所以法治替代不了德治，德治也替代不了法治，在国家管理、社会治理中它们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缺一不可的。
也有人说，我们现在总讲要统一意志，其实就是搞“一言堂”，已不讲什么民主与自由了。关于民主与自由，其实从来就没有纯粹放任的民主与自由。试想没有交通法规，没有执勤的交警，我们的交通能有秩序吗？能顺利安全吗？放任民主只顾你自己作主了、自由了，可你却干扰了他人作主，侵犯了他人自由。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管理、统一意志，那秩序还不乱套了，发展能顺利吗，民生能保障吗，社会能稳定吗，国家能安全吗、环境能和谐吗？也只有在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下行使民主权利，享受平等自由，才能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无组织的民主，其实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强势者”的民主，无秩序的自由，也不是公正的自由，而是“霸道者”的自由。
上述观点，个人管见，仅供好友们探讨“文学作品只有讲真话，文学作品只有批判性才能有生命与灵魂”这一话题时参考。
最后再说几句题外话 ：
①不要给敌人讲真话。杨子荣是不会在威武山上告诉匪徒们真话的：“我是共军，上山来就是为了剿灭土匪的。”
②必要时，适当讲些善意的谎话。如宽慰他人时可讲句：“不要怕，肯定会有办法的”（母亲在给生病的孩子喂药时，是不会对孩子说：“这药是很苦的。”）。
③真话不等于是真理。“我这个人是有个性的，让我不讲真话，我做不到。”说这话的人，讲的肯定是发自肺腑的真话，但这句话本身绝对不是真理，因为这句话没有真正搞清说话的本质与规律。
④每个人真正的敌人，其实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做人既不要妄自菲薄，又不能忘乎所以。当一个人能够战胜自己的心魔，他也就有了能够战胜一切的力量。
⑤“相由心生”。一个心底阳光的人，他显示出的精神面貌就肯定会是阳光的；反之，一个心底秽暗的人，他显示出的精神面貌也必然是秽暗的。此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
总之，善意的谎话是可以理解的，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谎话和“真话”，那都是应当予以甄别与警惕的。文学作品的审美性、鼓舞性、引导性，决定了文学作品既应有批判性、更应有歌颂性的双重功能。国家管理、社会治理，也只有实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体制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