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改革与生产力的解放

　　在谈到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就是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

　　三座大山压迫中国人民，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三座大山被推翻后，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得到极大的发挥。

　　中国的农业生产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生产都发挥了极大的效能，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国那时不用所谓国内生产总值即所谓GDP来进行统计）快速增长。

　　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对于改革开放是不是也在解放生产力，可能在人们中间是存在着一定争论的。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像三座大山那种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的现象并不存在。

　　如果说那时需要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开放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中国社会发展生产力的需要的不适应。

　　从劳动者或者生产者的角度来说，那时并不存在有多么严重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偏于僵化，导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发展中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改革则需要调整这样的经济结构，使社会经济结构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需求。

　　这种调整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结构的做法，第一，不能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对于原有体制中不适应的因素必须加以改变，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原有体制中的全部要素。正如，我们把国家计划委员会改称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原来硬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不再适用了。但原国家计委中的某些职能在后来的发改委中得以保留。我们每五年一次所制定的五年规划，从某种意义上，仍然带有某种计划经济的色彩或者某些与计划有关的因素。但这种五年规划又不是那种非常具体与详细的经济计划。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确实是在摸索着往前走。在这个摸索的过程中，我们遭遇到了国际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干扰。于是国内的某些公共知识分子则把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当作所谓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甚至是基本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改革进程必然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干扰。这主要体现为某些势力要在中国推行全盘私有化的做法。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险恶用心及其危害是需要一个认识过程的。开始，我们有些人真的以为，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理论和观点就是我们改革所应该采取的措施和工作的方向。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导致我们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较大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扰乱了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