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古老（新四军老战士古正华——刘注）95岁高龄，刚出院不久，一口气讲了近一个小时，给我们做了一场精彩的国际国内形势报告。从古老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旺盛的斗志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这种斗志和精神，现在大概只能从魏巍和古老这些经历过文革和毛时代的老一辈人身上见到了。
刚才古老说，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从1949年武汉解放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古老都是亲历者和见证人。当年，就是古老将第一面五星红旗插上了武汉关。（顺便说一句，我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黑与白》中的一个人物，就是以古老为原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汉是仅次于上海的重镇。新时期后，被称为“极左派”代表人物的在武汉就有两位：著名老作家、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和湖北省老领导、老作家李尔重同志。古老曾参加过魏巍主编的《中流》杂志的编辑工作，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5月16日，既是武汉解放74周年纪念日，也是“五·一六通知”发表57周年。每年这一天，武汉地区都有各种形式的民间纪念活动。武汉解放作为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大概没有疑问，对于“五·一六通知”是不是革命文化的一部分，肯定有争议。中共中央两次历史决议都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不具有任何进步意义的革命”的定性，但毛主席称他这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创建新中国，第二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他是认为文革跟创建新中国一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既然如此，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像对成立新中国那样进行纪念和研究，就是正当和必要的。
那么，文革的重大意义在哪儿呢？
前年，我在清华大学的“短二十世纪的文化与革命”学术工作坊发言时曾说过：“在中国革命的大叙事中，文革是1949年革命的延续，甚至可以说，1949年是1966年革命的‘因’，1966年革命是1949年的‘果’，没有1949，就没有1966，换言之，没有1966，1949也就失去了方向感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文革想解决的是革命“第二天”的世界性难题，但也许由于用力过猛，如同火箭尚未将导弹运送到预定的太空轨道，便耗尽了能量。这或许是文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些西方左派看来，文革探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运的重大贡献，也是毛主义的精髓。因此他们认为，文革既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也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不能因为伟大否认其失败，也不能因为失败否认其伟大。正如法国大革命失败了，但不能否认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
